站在湖北竹山县宝丰镇的女娲山主峰峰顶，但见二十余座大小山峰游龙万里、绵延起伏，茂密的树木、繁盛的花草，如梦如幻，煞是新奇。当年黄帝居于渭北黄龙，炎帝居于鄂西神农架，女娲在二者之间的宝丰山彩石补天、抟土造人，好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有容乃大。梁启超《中国古代思潮》云：“凡人群第一期之变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所同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汉江之水德的高度体现——造物主让这里地分南北，形成两山夹一川的独特地形，壮美而富饶；一江清水，让流域内的汉中盆地、房陵盆地、南阳盆地、襄阳盆地，成为四海之宾五方杂处的“世外桃源”。

一江汉水，把国人的精气神养大，不断成为各方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融合地、成长地，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地、壮大地。

就这样，“富润屋、德润身”的汉江，恰如其地形地貌，似一个喇叭口从中游开始逐渐敞开，自西北向东南奔流而下，不断开放其胸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地理风景而彪炳史册。

就这样，包容四海的汉江逐渐成为人群聚集地、人口移民地。汉江流域自先秦甚至远古时代起，便有先民沿着汉水河谷这一天然的通道不断迁徙，促进了汉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诗经》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势如江汉之水汹涌，如山之基难以动摇，如河之流大浪滔滔”，把汉江强大的地位刻画得入木三分。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这里就是南北与东西各族、各部落的集聚之地，又是相互改造、消化、取长补短的造化之地。

夏启打破了原始氏族社会，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汉水中上游便有了巴、蜀、庸等族方国。周王朝建立后，在迁移、分封过程中，一些小部族、小国因封迁、避难等到汉江中上游谋生。先后有褒国、丙国、酉国、骆国、濮国等数十个小国和部族，在汉中盆地等落脚、生存、繁衍。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向汉水移民，发生在西周末年。当时，犬戎入侵关中，郑国国破，外逃的部分郑国民众向南翻越秦岭迁至汉江上游，所居之地史称南郑。大约在商朝建立前，湖北清江流域的巴族人自西向东迁徙到汉江流域。远古时，居住在湖南衡阳一带的部分氐族羌人迁徙青海，途中滞留于汉江上游的宁强县（宁羌县）。这就是羌人移居汉水的历史。

“楚为炎帝之后，起自姜水。”炎族有东迁也有南迁，南迁者沿汉江而下，止于洞庭、江介之间。之后，楚人投靠了周，以丹汉为根据地，逐渐走向了江汉地区而成为南方大国。所以，楚国发迹、壮大于汉水和淮河流域。楚族兴起后，又借助汉水流域，使汉水中上游的苗蛮集团和淮河中下游的东夷集团，逐渐发展起南方文化特别是楚文化。

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通过移民分担了战争与饥荒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机。春秋战国，崛起于西汉水边的秦与立国于汉水流域的楚数次交战。战争把大批军民拖入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使得一批批荆楚、氐羌、秦陇等族的族民，移居汉水中上游谋生。秦灭楚后，把多年战争中饱受创伤的大批关中族民迁移到汉中盆地，以缓解关中地区的生存压力，为秦王朝的崛起和强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刘邦封汉王入主汉中，又把淮河流域的大批军民带到了汉中，在汉中修渠建堰、繁衍生息，壮大发展，而一举出兵散关而得天下。事后刘邦在大规模封赏群臣时认为：“汉五年，萧何功最盛”——萧何在后方汉中和关中源源不断把粮草运往前线，保障了前方将士们杀敌立功，萧何因此被封为鄼侯，食邑最多。

“世外桃源”“天府之国”的汉中盆地，一度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战争屏障和兵家必争之地。其间，也有部分难民和流民涌入。至南宋年间，汉江上游的汉中地区因秦岭阻隔，较少受到战乱直接破坏，是长期接收荆襄流民的主要地区。到了明清，在“荆襄流民运动”“胡广填四川”的几次人口迁移中，有数百万人迁到汉水中上游定居。

“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这是苏东坡在其文集中的记载，反映了北宋年间汉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地大物博而缺乏人员的社会状况。到了南宋，汉江中下游又是宋金对峙的前沿，战乱致使人口锐减，有了“不患无田可耕，常患耕民不足”的“百里荒”。

进入元朝后，大量外地移民迁入江汉平原，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了汉水中上游。尤其到了明朝，江汉平原重建，大批无地可耕的江西居民涌入，一时人满为患，并使汉水下游的空闲土地得到了空前开发。据统计，明、清两代，迁入汉水下游的有69族，其中江西籍达58族之多。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