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是龙年。这年3月号《民间文化》登了一篇《大话龙年——听来自民间的说法》的文章。文中作者力图纠正一些关于龙的误传，有的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比较可靠，如“龙年是多灾年”就是“子虚乌有的附会”，这是好的；但此文还否定了“龙的传人”的说法，则缺少历史根据了。作者比较随便地否定了闻一多《伏羲考》的科学论证，难以服人。文章说：
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据说是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图腾”。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对中国龙文化的一种误谈。
并说：
我们说龙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不是“龙的传人”，也许会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然而，这恰恰意味着清醒和进步。其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建立在辽阔壮美的国土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之上的，我们有太多值得弘扬的好东西，实在没有必要对这条老龙倾注过多的热情。
过去也听到过一种说法：龙是封建帝王的象征，谈龙就意味着宣扬封建思想。
此类观点都是由于对龙产生的历史和龙与中华民族大团结及龙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试分述之。
首先谈谈“龙与图腾”的关系问题。
文章认为：“在中国，并未曾存在过‘龙’的图腾。”说殷图腾是鸟，周祖先为“巨人迹”所生。“即使如此，也与龙没有任何关系”。对于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大文中对龙图腾的考证，只毫无根据地说一句：“事实已经证明，这只是一种推测”而轻易否定了。这是很不严肃的轻率作法。
事实上，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是在认真钻研了大量中国古文献和许多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调查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不但有第二手书面资料，而且有第一手的亲身调查资料。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马学良先生的《历史的足音》一文介绍，1938年他与闻一多先生等西南联大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军3000多里由长沙到云南。马先生随闻教授“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使久居书斋的闻先生和我们学生耳目一新。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他的神话、古典文学研究，也引起他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兴趣，使他后来的学术研究跳出古书堆，脚踏实地，深入民间，采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结合印证古籍，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接着马先生谈到龙图腾崇拜在民间的情况与闻一多先生研究之关系：
如他写的《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一文，就起因于我们在湘西一个苗寨的路旁一座类似汉地的土地庙中看到的一个人首蛇身的石像。石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当时闻先生在石像前徘徊良久，不忍离去，不胜感叹地说，多年来从各种古籍中查稽到不少古老的神话传说，却从无实证，想不到今天居然找到了堪为印证的实物。
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龙图腾的事实吗？怎么能说“事实已经证明，这只是一种推测”呢？
当然，闻先生当时利用“第三资料库”的活资料在学术界是石破天惊的创举，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正如马学良先生所说：
这在当时以“正统”自居的经院派学者中，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还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但朱自清先生热情赞誉这样的神话研究“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闻一多正是沿着这条大路，写出了著名的论著。
确实，缺少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知识，很难理解古人对蛇龙、虎龟等图腾的崇拜，认为那是不光彩的事情，从而轻易否定远古的历史，认为“探寻龙的历史足迹”，只能追溯到生肖文化，因为龙是十二生肖之一，“自古以来从没有人把龙当作自己的祖先来对待，人们关注龙，只是因为龙是通天的使者，是瑞兽，是掌管着与人们生活性命攸关的降雨权力的‘神’。封建帝王钟情龙，那是为了神化自己，满足政治上的需要”。甚至认为：
“龙的传人”这种说法，是近代以来在海外形成并传入中国大陆的。……在这些飘洋过海的人中间，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莫过家乡那到处可见的龙王庙，很自然龙就被他们看作中国的标志，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以唤起归属感和凝聚力，应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见《大话龙年——听来自民间的说法》）
这样就把远古形成的龙图腾和龙的传人的悠久历史，轻轻一笔抹得精光。这种无视历史的作法，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历史事实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事实就是事实，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已铁案如山。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也进一步证实了闻一多考证的翔实。
龙是不是一种图腾？中国是否有过龙的图腾？
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反复证明：龙是中华民族远古的图腾，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在《中华文明之光》一书和150集系列电视片《说龙》篇中已作了一些论证，现在还可以补充很多材料，因篇幅所限，只列其重要者略加分析说明。
首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图腾。
早在1903年严复译《社会通诠》一书时，已将Totem一词译为“图腾”，后一直通用至今。它本是北美印第安某一部落的方言。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印第安旅行记》一书首先介绍了图腾信仰习俗。此后“图腾”一词即在国际学界成为通用名词，它的含义是：
个人保护神。（朗格）
既是亲属，又是祖先。（弗雷泽）
氏族的标志或图徽。（摩尔根）
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弗洛依德）
相信与自己有神秘的血缘亲属关系的物象。（托卡列夫）
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植物。（岑家梧）（参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这些关于“图腾”的定义，说法虽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主要是说：原始人分不清人与其他生物或无生物的界线，把动物或植物、无生物等作为自己的祖先或亲属——有血缘关系的人物，并以它的形象为氏族标志，画在房屋上、衣服上甚至自己身体上，以便图腾易于识别，从而得到它的佑护。这就是图腾。
中国古代虽没有“图腾”的说法，但作为图腾的事物却是普遍存在的。这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即使是关于龙图腾的记述也是史不绝书、所在多有。例如：
《左传·昭公17年》：“大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昊即太昊，亦即伏羲。
王逸《楚辞·天问》注：“女娲人头蛇身。”
王逸之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帝王世纪》：“庖牺氏……蛇身人首。”“女娲氏……亦蛇身人首。”（《艺文类聚》卷二引）
《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蛇身人面。”
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
王嘉《拾遗记》：“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图……即羲皇也。”
昭明文选《鲁灵光殿赋》注引《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
据闻一多《伏羲考》：“灵光殿是鲁恭王刘馀（前154—前127）的建筑物。赋中所描写的是殿内类似武梁祠刻石的壁画。”说明“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既已成为建筑装饰的题材，其传说渊源之古，可想而知。”
这种人首蛇身像如今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所在多有，闻一多先生引用了多幅。有的还有隶书题字：“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说明为伏羲无疑。
古代龙蛇相混，龙身、蛇躯不正是由图腾标志演变而来的吗？
伏羲女娲为人类最早的祖先，他们是龙身难道不说明他们的氏族图腾是龙吗？怎么能说“自古以来从没有人把龙当作自己的祖先来对待”呢？
不只中华人祖伏羲为龙图腾之化身，而且开天辟地的盘古在古代文献中也被记载为龙身，《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
夏族的旗帜为龙旗，旗上绘交龙。这“交龙”很可能即是汉画像石上之伏羲女娲交尾像之前身。交龙（二龙相交）之传说在先秦早有记载，《国语·郑语》史伯引《训语》说：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这褒人或即伏羲之后人，而夏之图腾亦为龙，故鲧死后“化为黄龙”即回归祖先之图腾也。华族、夏族为龙之传人，谅无疑义。
黄帝亦为龙。《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其注曰：“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可见“黄龙体”即为“人首蛇身”，均为龙图腾的形象。《史记·封禅书》与崔豹《古今注》卷下均记黄帝“乘龙上天”之事。《淮南子·天文训》记曰：
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
这些都足以说明，黄帝也是龙族，龙的传人，龙图腾。
黄帝的同胞兄弟炎帝当然也是龙族了。《史记·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曰：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
炎帝之母“感神龙而生炎帝”，他当然为龙之传人，但龙是“人身牛首”，值得研究。此神话传说反映了炎帝神农氏原为牛图腾的农业氏族，融合于蟒蛇氏族而为龙族。我们看到甲骨文上的龙字，有一些就是蛇头长角的象形，这或许即是炎帝族的图腾形象。农字为“曲”与“辰”的合体，辰即龙也。农业氏族或即为龙图腾者。也有一说认为炎帝即蚩尤，苗族祖先。苗族亦有龙图腾习俗甚多。《孝经援神契》（谶纬书）：“神农氏蛇身而牛头。”龙之角开始时或取于牛，后来才变为鹿角者。
以上历史记载已足够充分证明，中华最古老的祖先，在古人心目中，均为龙图腾。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人祖伏羲、女娲，到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直至夏禹一族均为龙图腾——龙之传人，怎么能说“自古以来从没有人把龙当作自己的祖先来对待”？这也太随便了吧！
或许有人以为图腾动物一般是实有的，而龙则是幻想中虚构的复合动物、虚幻动物，不能成为图腾。其实，这同样也不能成为否定中华民族为“龙的传人”这一事实。
图腾本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氏族有一个图腾，有的氏族有多个图腾。图腾也会产生分解与融合。如倍松《图腾主义》一书即记载印第安人因氏族分化而产生图腾分解的现象，分化出来的子氏族把母氏族原有的图腾分解，各取其一部分为自己的图腾，有的取其爪，有的取其角，又有的取其胃等等。又如澳大利亚的阿兰达、洛里贾部落，有400多个图腾，全用某种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如袋鼠的尾、胃、脂肪等。中国古代有虎头、羊角的标志或姓氏，或即此类遗迹。摩尔根《古代社会》也记载了由一个母图腾分化为几个子图腾的情况。中国古代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有“雪子十二支”一章，记载蛇氏族分化出龙、长蛇和红嘴蛇三种图腾，蛙氏族分出癞蛤蟆、红田鸡和小青蛙三种图腾。
图腾的复合也是有的，如古埃及就有鹰和鳄鱼的复合图腾。大洋洲各族多有几个图腾，如罗塞利岛上，每一个氏族都有三个图腾，主要图腾是植物，第二和第三图腾是鸟和鱼。而巴布亚人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主要图腾和几个次要图腾。非洲班布蒂人不仅崇奉本氏族的图腾，而且尊奉妻方的氏族图腾以及共同履行入社仪式者的图腾。北美印弟安人的海达人也是如此（见《中国图腾文化》）。
这种一个氏族和一个家庭敬奉几个图腾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当然也有可能发生。但其表现形式却有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与以上分体的多种图腾不同，像龙图腾就是以大蛇（蟒）为主体、又吸取其他图腾的部分器官组合而成的复合图腾，这在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一文中已作了很好的论证，虽然带有推测的成分，但却并非缺乏可靠根据的臆想，而是有很大合理性的科学推论。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种推测不能成立，但龙之为图腾这一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是有文献和考古学的许多事实为根据的，这是客观事实。这种事实越来发现越多，除闻一多先生引述的许多事实和古文献外，我们前面已补充了一些，还可以补充很多。
1971年春，内蒙古发现的三星他拉玉龙，是红山文化遗物，时间不晚于距今5000年。为26厘米之墨绿色玉雕，体形卷曲无足如蛇，但头似马有鬣鬃毛，嘴则如猪，为复合形象。1988年还是在翁牛特旗另一处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只玉龙，造型与三星他拉的相似，只是鼻端不是一个平面而不像猪嘴。时代还更早一些，可能猪嘴是后来变化出来的。
1987—1988年在河南濮阳县西水坡发掘出三组用蚌壳摆放塑成的龙的形象，曾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第一组为龙虎图案，蚌壳龙在墓主骨架的右边，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7米。龙形有前后爪，昂首弓身曲颈长尾（图案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二组在南面20米处。有龙、虎、鹿和蜘蛛图案。龙与虎相联为一体，蜘蛛在龙头东，龙的形象与前同。第三组更在第二组以南25米处的一条灰沟中，灰土上有龙虎图案。值得注意的是此龙为人骑龙，龙头朝东，昂首、长颈、长尾、高足，如回头望状。龙背上骑一人，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除龙虎外，还用蚌壳摆塑了一展翅的飞鸟在龙的附近。此灰沟中还有一些零散的蚌壳，似为银河中之星星。此三组动物图案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皆为墓葬及祭祀遗物。其时代约为6400年前（±135年）。
1993年在湖北黄梅县张城村又发现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侧面像，身长4.46米，高2.28米。昂首曲颈直身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有三足，独角上扬，似腾飞之状。附近还有龟（长1.16米，宽0.72米）、蛇（长1.97米，宽0.47米，头呈三角形，长身扭动）、羊（或鹿）及蝴蝶等形象。此龙时代与西水坡蚌壳龙相当，但更大一倍多。龙头朝正西，作牛头状，有一角，龙身成波浪状，龙尾上卷。龙鳞为各种色彩的河卵石摆成，闪闪发光。龙背上方还有三堆用卵石摆成的星座，与龙角成一直线向东南方展开。
1994—1995年在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发现了时代最早而又最大的石块摆塑龙。此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摆塑成形，全身长近20米，宽约2米，张口弓背。其时代为七八千年前。查海遗址有房屋遗迹数十座，反映了稳定的农业生活特征。此龙摆放在聚落中心的一座面积约120平方米的大房屋南侧，其南侧还有排列紧密的墓葬和祭祀坑。
由以上5000—8000年前龙的形象，证实了闻一多先生的论证：龙为华夏远古先民的一种图腾，和“越人断发纹身以像龙子”，“避蛟龙之害”等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考察，完全可以肯定，龙为中华民族远古的图腾，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至于龙的形象如何形成，闻一多先生的推测亦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龙是由蛇图腾的氏族或部族为主体，在氏族融合的过程中，吸取其他氏族图腾的部分器官，形成了复合的龙图腾形象。其他学者更补充论证说：大蛇为蟒，蟒与龙古音相近。中国古代以蛇为图腾的部族非常多，如巴（即蟒，章炳麟）、闽、蛮与庖牺均为蛇图腾，可能皆是太皞部落之后代（参见同上）。后来，牛图腾、虎图腾、蛙图腾、马图腾、鸡图腾、鹿图腾、鹰图腾、犬图腾、鱼图腾、蜥蜴图腾的许多氏族被兼并、融合进来，使蛇的形象不断变化，最后形成了龙。古龙字的偏旁形符保留了“巳”字，巳即蛇之象形。蛇龙混杂不分，是有许多记载的。这种图腾的融合，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民族精神——和合性（或曰“协和万邦”的协和性）。
这种远古图腾，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变，又变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自秦汉以降，更被帝王垄断为皇家形象。只有皇家子弟才能叫“龙子龙孙”“龙的传人”，其他人不能僭越。但人们还是用龙来比喻杰出的人物，如“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行虎步”“龙马精神”“人中之龙”“群龙无首”等等。龙又变成水神，在龙王庙中供奉。从印度佛经中又引入龙宫、龙女、龙王等形象，龙王龙女都有了人形。所以在人们心目中，龙不只指“真龙天子”，更多的是指水神龙王，作为崇拜信仰的对象。约辛亥革命以后，龙的形象更彻底摆脱了封建羁绊，“龙的传人”又恢复了远古传统，作为每个中华儿女的身份象征。我们以此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创造而自豪。诚然，远古图腾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文明，但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不能不看到龙文化的发展变化，不能不承认“龙的传人”的事实。这不是不光彩的，而是很光彩的。我们要发扬龙的精神，团结各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为建设美好的新世界而满怀信心地勇往直前。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1年第9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