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的一位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他的英雄事迹和爱国词篇，感染了无数的后人，至今还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进行英勇斗争和不懈的拼搏。
以往出现的许多辛弃疾传记，虽然也尽力去挖掘辛弃疾一生事迹，研读其诗词创作，以揭示词人的思想感情，体现其忧国爱民、杀敌抗金的斗争精神。然而，由于对辛弃疾一生经历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他的被誉为“文中之虎”与“词中之龙”的全部作品认识较为肤浅，不仅未能很好地体现辛弃疾这位伟大的爱国志士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贡献，也未能对稼轩词所具有的强烈而又深沉的爱国之情和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做出应有的阐释。
从南渡开始，辛弃疾抱持复仇雪耻的抗金大目标，在南宋生活战斗的四十多年间，其最初的雄心始终不变。所谓“刚方有为，清苦无玷。年老而风节愈厉，官久而初心不改”（杨一清《关中奏议》卷二）。乾道八年，在他第一次出守滁州时，虽然还不是出任淮东帅臣，但他仍在太守的旗帜上标出了“抚军恤民，斩贼配吏”的口号，意气风发地宣示着他的主张。后虽屡次被诬黜责，“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不堪谗险”，而其坚守如初。他临终病危时，还手指北方，大呼“杀贼”不已。
英雄是时代的产物。辛弃疾处在宋金激烈斗争的年代，为适应抗金战争的需要，他在《美芹十论》和《九议》等一系列论战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对抗乃至战而胜之的战略方针，并在有关章节中规划了具体的行动方式方法，展现了其雄才大略。在南宋中央和地方任职的二三十年里，他也在施政过程中展现出超人的机智和才干。其在金国的农民起义军中，追擒击杀叛徒义端和尚和张安国，力主出兵海道并仗义南归，显示了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的战斗能力和处变应变能力。在南归后，他从较低的官位做起，屡次为南宋朝廷出谋划策，助力解决当时棘手的一些行政和国内矛盾问题，如应对武装叛乱、农民起义。在解决货币危机、兴办盐酒事业、应付抗洪救灾、处理走私盗贼、创建地方武装等一系列活动中，政策适宜，方法得当，善于应对突发事件并及时快速予以扑灭，让紧急的商品流通更加顺畅，使城市面貌短时间内焕然一新。这些都反映了他的行政才干、执政手段以及他的管理智慧和谋略都属于第一流的水平。
这样一位历史上数百年罕见的英雄人物，又因其品德高尚而受到历代文人学士的称赞。《宋史》本传说他“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南宋理学家宗师朱熹、浙东学派著名学者陈亮等海内名士都是他的好友，对他评价极高。而他平生仕宦所到之处，在从政之余，也都能识拔选用不事空谈、注重实践的能吏。本传又说他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村、农民问题，主张人生“当以力田为先”；他反对兼并土地，不欲因末作而病农。《历仕始末》说他“家无余财”，是说他一生廉洁奉公，不事财帛。这显然有力地驳斥了腐朽势力称其贪腐的污蔑。
这样一位被陆游称为“管仲萧何实流亚”的人物，又是本传所说的“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的宋代一流词作家，他的《稼轩长短句》和《稼轩词》两个版本共收他的词作五六百首，是宋代以来中国词作领域的高产作家。他的雄词名句，被近代以来的评论家誉为宋代爱国词的巨擘。他的《稼轩词》受到宋代以来文学界的高度重视，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能够为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英雄人物作传，是许多作家理想中的选题。然而，真正能够圆满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却并不那么轻而易举。
二
辛弃疾虽然在文学界光彩耀眼，万众瞩目，然而在宋代以后的七八百年间，也并非众口一词，毫无争议。此外，由于处在舆论的焦点，人们的认同感难免歧异，因此在辛弃疾身上，也还存在许多需要答疑解惑的问题。
以下我要对有关辛弃疾研究领域需要释疑的以及曾一度引起争议的问题先做出回答：
其一，就是对辛弃疾这一历史人物，应如何定位的问题。
我看到有不少人都认为，辛弃疾是军人武将、行伍出身。例如，他曾在山东起义军中任掌书记，“壮岁旌旗拥万夫”；做江西提刑时，曾“节制诸军”。然而，看一个人的出身，应考察其最初所履践的事业。辛弃疾生于官宦家庭，自幼从亳州刘瞻学习举业，曾两赴金朝的首都燕京应举，自是儒生出身。谢枋得曾说他是“一少年书生”，已经指明其身份。
按金朝官制，其仕宦之门，亦分为科举和荫补两途。但金朝文臣子弟只能荫补为武官，辛弃疾若欲在金取得文阶，唯有应试一条途径。而他南归时，南宋当局所授予的官职更是右承务郎，文官京官的最低一阶，他虽自起义军中拔身南渡，被授予的仍然不是武阶官。
所以，辛弃疾投笔从戎，参与抗金战争，南归以后曾率兵平息茶商武装，以及在湖南任帅臣时创建“飞虎军”，并不是改变身份，不过是职务需要，由文人带兵而已，完全符合宋代职官重文、文官带兵统兵的常态。因此，不能因辛弃疾参加过战争，后来又写词，便颠倒先后，说他是武将能文；或者因其能文能武，上过抗金战场，便称之为军人、“少年将军”。他一生所任官职，也都是文职官。
其二，《宋史》本传说辛弃疾“豪爽尚气节”，这不仅表现在他一生坚持抗金斗争的正确立场，还体现在对各种政治派系斗争所持态度上。他在南归之初所著《美芹十论》中，就曾对饱受争议的抗金派领袖张浚予以维护，又在《九议》中反对内部倾轧，有“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之说。
南宋真正的抗战派人士为数甚少。以宋孝宗为首的主张恢复的人士中，很多都是轻率而缺乏实际干才的人物，长期执政的虞允文如此，赵雄更是只会空喊抗金的庸才。而孝宗所信任的正是这几个大臣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宦官、佞幸和近习。后者也时而打着恢复的旗号，用以获取孝宗的信任，攻击排斥真正抗金和具有才干的朝士。所以，辛弃疾第一次被迫退归山林，正是赵雄一党和近习等人合力将他排挤出朝的。
然而，在辛弃疾身后未久，就有人对他的政治立场大加诬蔑。南宋晚期的张端义，在《贵耳集》卷下曾载之云：
孝宗朝幸臣虽多，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应制燕闲，未可轻视。当仓卒翰墨之奉，岂容宿撰？曾觌、龙大渊（本名奫，孝宗写开二字）、张抡、徐本中、王抃、赵弗、刘弼，中贵则有甘昺、张去非、弟去为，外戚则有张说、吴琚，北人则有辛弃疾、王佐，伶人则有王喜，棋国手则有赵鄂。当时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龙、张、徐之门者。
在这里，作者竟然把辛弃疾诬之为归正人中的幸臣，真是荒唐。
张端义提到的近习包括曾、龙等七人，宦官甘昺等三人，外戚张说等二人，伶人与棋手各一人。此外，还把辛弃疾及王佐列为北人，即归正人中的幸臣。此十余人中，多为孝宗即位以后的知名人物，所不详者，如赵弗即是。不甚详者，如刘弼，尝知门事，向韩侂胄建言任台谏以驱逐赵汝愚（见《宋史·韩侂胄传》）。又如王喜，为优伶，曾任门祗候，扮朱熹戏弄之于宁宗朝堂（见《两朝纲目备要》卷三）。再如赵鄂，孝宗朝以棋供奉，官至浙西路钤（见《贵耳集》卷上）。
按：曾、龙、张、徐四人的确是孝宗以来宋廷弄权的近习的主要代表。其劣迹斑斑，历来受到史学家们的斥责和嘲笑。其中，曾觌是孝宗朝第一佞幸。龙大渊死得早。而徐本中是曾觌之鹰犬，孝宗朝幸臣，本右阶，孝宗时自知门事改文阶，除江东转运副使（见《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贵耳集》卷上）。而张去为则为高宗朝的宦官，其弄权事主要在高宗朝，也不应算作孝宗朝的近习。
辛弃疾的情况与以上诸人全然不同。他既不曾与曾、龙、张、徐同朝为官，也不曾与之有过私谊和交集。他虽以归正人仕宦于南宋，所凭借的仅为年资、政绩和能力。从他数十年的经历看，未见其与上述人物有些许交往之迹。《宋史》本传说他“豪爽尚气节”，从性格人品看，他也不可能降节交往当时为士大夫所不齿的曾、龙一班人。张端义举同为北人的王佐，也以为是孝宗朝的幸臣。其实并不准确。据陆游所作《尚书王公墓志铭》，王佐之曾大父王仁、大父王忠、父俊彦，三代居于会稽，是真正的绍兴土著，并非北方的归正人，与辛弃疾有所不同。而其一生，以从容应对事变，“窒漏察欺，事无不集”（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四），堪称能吏，著称于世。其唯此一条，与辛弃疾相似。而墓志铭中亦未见其与近习有何种交集。可知，张端义把辛弃疾和王佐作为归正人中之幸臣，是何其谬误。
张端义仅仅因辛弃疾的文才，便把他列为孝宗朝的幸臣，既是不公正的，当然也是不正确的。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对这位被广大读者十分喜爱的爱国志士和杰出词人公然肆加诬蔑。其中就有一些论者寻找到一些破绽百出的资据。近日，我便见到有一位作者写文章，称辛弃疾的“去国帖”是写给曾觌的，其理由是举荐辛弃疾平定茶商武装的宰相叶衡就是曾觌的党羽，是曾觌的举荐才使叶衡由小官不十年入相。
曾觌对叶衡的荐举，虽然《宋史》在《佞幸传》和《叶衡传》中有过记载，但均标明为当时的传闻。叶衡之获得孝宗信用，适当其时，而叶衡在理财用兵方面的突出才干，是其在大言而无实的前宰相虞允文失势之后快速登位的首要原因。辛弃疾具有更加超出侪辈的才干，为叶衡所欣赏，平定茶商武装只是其小试而已。其实，虞允文、赵雄之流，才是擅权的曾觌之流所要物色倚仗的代言者。辛弃疾在乾道间，“持论劲直，不为迎合”，所反对的正是虞允文一类所谓“主战派”。从乾道至淳熙间，辛弃疾虽也曾一度居于朝列，但官位不高，并无以诗词献媚孝宗之举，他绝不是徐本中之类活动于士大夫与宫闱之间的投机家，而且在稼轩词中，更无“侍宴应制”“仰赓圣制”一类词作。所谓“作书与曾觌”，纯属猜测。他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所写，更招致宋孝宗与曾觌之流的反感，因而当代某些人的“辛弃疾是近习党羽”之说，全然是对爱国词人的刻意诬陷。
其三，辛弃疾在生前，受到王蔺、黄艾、谢深甫、何澹、倪思等人的轮番弹劾，甚至是恶毒的诬陷。谢枋得谈及辛弃疾平生所遭遇到的“谗险”，谓“辛稼轩中年被劾，凡一十六章”（《唐诗选》卷二）。然而，历史文献有记录的，今天所能查及的仅七章而已。但即便如此，近年来乃有几位论者，却拣拾王蔺等人的污蔑之辞及对辛弃疾的攻讦，用作对他进行诽谤的炮石箭弩。
例如，淳熙八年底，王蔺指言辛弃疾“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凭陵上司”“方广赂遗”；绍熙五年秋，黄艾指摘辛弃疾“残酷贪饕，奸赃狼籍”；何澹攻詈他“酷虐裒敛，掩孥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室”；开禧元年六月，又有言官弹劾辛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总之，诽谤者们的言论，集中到一点，就是竭力攻讦辛弃疾贪污腐败。
读过这本辛弃疾传记的人，都应能了解，与辛弃疾同时的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对辛弃疾所提出的指摘，都不过是对其抗金和施政举措极尽构陷能事之借口，而非辛弃疾品格和处事风格上有任何缺欠。《宋史》本传评论他“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已从正面否定了同时的卑污政治投机者们对他的诬陷。辛弃疾晚年在绍兴府为友人杜旃开山田，为诗人陆游筑舍，赠词人刘过千缗，在镇江府一次馈学者刘宰五十镒，如此仗义疏财，岂是奸赃之人所为？更何况，宋代自徽宗大观以后，便允许言官“风闻言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宋史·吕诲传》亦载：“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诲言：‘台谏官许风闻言事，盖欲广采纳以补阙政。苟非职分，是为侵官。今乃诋斥平生，暴扬暧昧，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下诏惩革。’”此风一开，就为“邪曲之害公”大开方便之门。开禧元年辛弃疾罢知镇江府一条，叶适已经揭露，言官的弹劾不过是承袭前此台谏们的谰辞、为当国者韩侂胄压制异己寻找的借口而已。对辛弃疾贪污一说，《辛稼轩历仕始末》上已载，辛弃疾“卒之日，家无余财，仅遗生平词、诗、奏议、杂著书集而已”。若然，其平生贪污所得，都用到哪里去了？
近年来，在铅山县稼轩乡出土了辛弃疾之孙辛鞬墓，其中有一篇墓志，题目是《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就载及：“先君端简严重，不言而躬行。……历任□□州，及官辇毂下，清白一节，诚可以质诸鬼神。性雅节俭，处绮纨，欿然有韦布风，无一毫矜骄之颜。……官四十年矣，位至二千石，先畴之外不加益。身死，家无遗赀。”“家无遗赀”一语，验及《历仕始末》的“家无余赀”，知其确为实录。而所谓“先畴之外不加益”，指其奉守祖产，并无兼并乡里土地之举。又据其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仅有一对淡素青色的梅瓶而已。其孙辛鞬也是官至州郡太守，而清贫若此，岂不令那些污蔑爱国先贤的人们深自惭愧！
三
辛弃疾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著作背景方面的资料太少。同样是杰出的词作家，辛弃疾和苏轼就不同，苏轼的资料浩如烟海，可以取之不竭，而辛弃疾在这方面就特别缺乏。邓广铭先生就曾感叹资料之短缺，其作《辛稼轩年谱》时，就说：“是谱搜考所及，凡现尚可征之南宋一代重要文献——史籍、文集、方志、笔乘之属，均旁蒐博采，以资参证发明。不分主辅，唯是为从。”又说：“材料之收辑，以细大不捐为原则：披览所及，其中凡有涉及辛氏之单词只字，均加以钩稽而分别甄录，期能集枝节为轮廓，积破碎为整体。”然而，邓先生多年所搜集，又经过整理写作而于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弃疾（稼轩）传》，也只有区区六万字而已。从中亦可见这项搜集资料工作之艰棘。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事实、完整的理据作为支撑，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真实。
2008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弃疾研究》一书。这本书是由杭州社科院主编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当中的一部。书出版后，反响还好，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拙著《辛弃疾研究》，虽已达到三十八万字，但根据我的经验，在述写传主事迹及词作佳话上应当还有许多遗漏和不足。因此，这一次修订，我就把这些年来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新的资料不断加以补充，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修订本的规模，并更名为《辛弃疾新传》。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中，历史研究恰当其时，辛弃疾研究也恰当其时。我从青年时代开始研读稼轩词，迄今已逾半个世纪。在前辈研究所达到的高地上，尽管在七八百年积累的历史资料中进行梳理和撷取十分艰难，但我们的认识终究有了相应的提升。所谓前修未备，后出转精，正是常理。
细节研究决定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程度。辛弃疾研究，由于很多经历和情节都需要经过整理和考证而获得，而稼轩词中所要表达的隐蔽的立场和态度，所包含的词人的思想和情感，更需要深入挖掘。而在许多人看来，他的词作为探索辛弃疾的词学艺术提供了绝佳的样本，而我，不但看到了“宋词第一人”的创作轨迹，还从他的词作中看到了他一生的奋斗和生活，是他全部战士生涯的总结。因此，我必须把这部分内容充分运用到对他生平事迹的认知上。
辛弃疾逝世以后，虽然有不少有识之士对其敬仰有加，推崇有加，但总的说来，七八百年来，仍然是识之者少。元人于钦所说：“宋人既以伧荒遇之而不柄用，中原又止以词人目之。”因此，为了避免堕入只以词人视之的片面境地，本书亦在《辛弃疾研究》的基础上着力增补了许多最新考订的辛弃疾事迹，以求对这一历史人物有更全面的解读。
“得读人间未见书”，不但是学者的终身梦想，更应是历史传记作家追求的目标。辛弃疾平生经历，波澜壮阔，从传世的记载中去梳理他的事迹，固然是为其作传的首要途径。但从他主要用以为“陶写之具”的歌词而言，其所体现的“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理想和抱负，是研讨词人内心世界最好最有力的资料和根据。结合词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事和政治背景，才能完整清晰地分析这些诗词的内涵和词人的真实情感。
为了追寻词人生平的履迹，我曾在塞北江南沿着词人经行的路线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上饶的云洞，博山的雨岩，让我聆听到八百年前词人留下的心声；在长江的夹江上，手抚巉岩峭壁，我读到词人抒写“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的心底波澜。实地考察和履迹追踪，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词人的不平常经历，体悟其各个时期的非凡的心路历程，使我更多地读懂了稼轩词。
本书对辛弃疾旧有事迹的增补，其最重要者当有以下诸条：
金国进犯和山东被占领蹂躏的史实；
亲闻京畿转运使韩元英遣仆岱岳进香事；
早年登顶泰山；
擒获张安国事迹的考订；
乾道间，著《杜鹃辞》以见意；
出守滁州于车前张旗事件；
邀请周孚权摄滁州教授；
平定茶商军事件，定性为茶商的武装暴动；
对乾道六年、七年以后宋孝宗、虞允文、赵雄等施行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决策以及对金策略所采取的否定态度，激怒了当权的近习佞幸，进而成为日后被劾罢官的首要原因；
对带湖新居的正确认知和考证；
辛弃疾和上饶云洞；
博山寺、雨岩和赵履道；
任闽帅时与悟老的交游；
开放柳枝；
庆元二年的因病止酒和移居铅山，以及就此问题同吴企明的辩论；
五堡洲与秋水观；
与赵茂嘉、赵晋臣及其子侄的交往和唱和；
稜层势欲摩空；
与陆游纵论收复齐鲁；
赴京口途中，专程往嘉兴府探访友人黄榦于石门酒库；
两首西归江行词的再阐释；
辛弃疾的晚岁心路历程；
辛弃疾逝世的细节。
而上述这些增补是否适当合理，还要请读者朋友加以鉴定和认可。在此，谨诚挚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批评指正，不胜至祷。
2021年3月19日于哈尔滨市
文/辛更儒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