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六味集》《汪曾祺1000事》新书发布会

时间：2023年10月15日上午

地点：江苏高邮文游台

嘉宾：汪  朗 《六味集》作者，汪曾祺先生长子

杨  早 《汪曾祺1000事》作者之一，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徐  强 《汪曾祺1000事》作者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郑  雄 出版人，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李建新 《汪曾祺1000事》作者之一，《六味集》策划和责编

陈  静 《汪曾祺1000事》策划和责编

主持：王  宁 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六味集》，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和当代微博体的结合

王宁：昨天我们齐聚汪曾祺纪念馆，“汪曾祺的20世纪”研讨会圆满举行；今天，大家又相聚文游台，莅临《六味集》《汪曾祺1000事》新书发布会，感谢大家。

郑雄：首先感谢高邮的土地、高邮的河流和草木，养育了汪曾祺先生。1939年，19岁的汪先生就是从高邮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世界。

汪朗先生的《六味集》看起来是在写饮食，其实是从非常小的切口进入，讲述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吃饭，“民以食为天”。《汪曾祺1000事》，则用《世说新语》式的精短文字，通过1000多个细节来讲述汪曾祺先生的一生。1000多个小故事串连起来，就是一本汪曾祺先生非常有意思的简明传记。我觉得它是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和当代微博体的结合。

王宁：《六味集》这次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什么样的机缘？

汪朗：我这种“烂文章”还能出书，一般都是人家找到我。我主动出书的时候很少。说实在的，我要特别感谢李建新，这本书集的都是老文章，建新找上来说“能不能重新编辑一下，再出一本”，我说那就随他。这本书从选题到选编到校对我一点没参加，然后这书就出来了。他对我放心，我对他也放心。

编辑工作很认真。建新跟我说，我在里头引用了130多条古文什么的，他都一一查证了。这活儿我都不干，他干了。另外他还把几个相互有点联系的文章集成一篇大文章，就川菜那一篇。之前都是写的专栏，字数有限制，有的是1740个字，我记得特别清楚，有的是3300多字，都完全按照版面写的。他把同样题目下的几篇文章合成一篇了，就显得非常有分量。我没想到这个东西隔了这么多年再看，起码不脸红，这就行了，对吧？我今天脸红的是让诸位坐在下边，都是那么大的权威，在这儿听我们瞎白话儿。

1987年，汪曾祺在家中。这张照片由美国摄影师拍摄，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汪朗回忆，1996年父亲搬到虎坊桥后提出房间可以挂他的照片了，于是给他翻拍了这张，为黑白照。

何为六味？非饮食之酸甜苦辣咸本味之内的东西

王宁：听说《六味集》一开始不是这个书名。

李建新：这我要向汪老师道歉，这本小书做了三年。2020年8月我们来高邮，到镇江转车时我跟汪老师说：“想出一本您谈吃的随笔集。”汪老师欣然同意，我就自作主张，用了书中一个篇名《他乡异味》做书名。后来选题过期，书还没做出来。重新报选题的时候，领导建议改个书名。我就请汪老师再想一个。汪老师说不妨叫《六味》，我想“六味”只有两个字，将来在网上搜索容易混淆，不如叫《六味集》。

汪朗，1951年生于北京，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资深媒体人。1982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经济日报》工作，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

汪朗：我写的这些严格说不是美食文章。我在序言里也说了，实际是想借美食做一些考证，发一些感慨——咱不敢说是针砭时弊，这题目太大了，就是发一些感慨，不是在饮食的酸甜苦辣咸本味之内的东西。当初这些文章，是给《财经》和别的管理类杂志写的，它们和美食内容并不搭。另外，我也干过很多年的记者，主要做经济报道，对社会现象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感触。再有，也还想跟我们家老头儿做点区隔——你跟他在一个锅里混饭，就只有“找死”的份儿了。只能另外再找点他不太精通的事情，在那个领域我挖掘一下。所以就变成“六味”了。

但“六味”是有点容易引起误解，想到六味地黄丸之类的。建新说加一个“集”，感觉加一“集”又有点装了——一般都是非常正式的文章才叫“集”，我这是胡乱扯的。就这么凑合下来。

王宁：汪老师太谦虚了，《六味集》我们拜读了，非常有趣的随笔。《汪曾祺1000事》的作者有三位，我想请教一下杨早老师，是怎么想起牵头来做这个事儿的？

杨早：简单向大家报告一下。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100周年诞辰，当时我就想，能做点什么事来纪念我们这么喜爱的一位作家。后来想到，社会上流传很多他的轶事，没有人整理过，也没有人核实过。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定型的工作。

加上汪曾祺先生很喜欢《世说新语》，说《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特别典范的著作。所以就想，能不能用《世说新语》的短文体描述他的一生？汪先生也说“短是对现代读者的尊重”，短文跟现在的微博、短视频也比较接近。

汪曾祺全家福。前中为汪朗

汪曾祺研究可能到了一个节点，需要像长江出海一样

杨早：关于这本书，我也有三个感谢和一个希望：

首先要感谢徐强兄和建新兄，这两位都是我特别敬佩的汪曾祺研究和整理专家。徐强兄为了撰写《汪曾祺年谱》七下高邮，访问的人非常多，手里的资料非常丰富，为我们的写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建新是那种特别让人放心的编辑，基本上你把东西交给他，不会有什么差错，如果有差错也是你错，不是他错。

所以要感谢他们两位能够答应我的请求，跟我一起来“玩”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我一个人可能一年之内写不出来，所以请他们两位加盟。我们各自写各自的，在书的最后又凑了100多条，就是我们三个人跟汪曾祺先生的因缘，算是后记。

第二，要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陈静老师看到这些“事”以后说很想出，跟我们聊了一次。我当时还挺犹豫的，我说会不会影响你们的业绩？因为当时疫情严重，百业惨淡，但他们说还是愿意出。建新也在那儿守着，我想交给他我就放心了。

到今天能够出来，又赶上这么一个时节在高邮发布，可说是天作之合。刚才汪老师问我写了几年，其实写就是一年，但是后来费了不少周折，能由河南文艺社出版，也是件幸运的事情。

第三，我要特别感谢汪朗、汪朝两位老师的信任。因为出版社很严谨，我们写的1000件事放大扫描，很多事儿未必是足以向外人道的，所以他们建议把书稿发给汪朝老师看看。汪朝老师回信说，如果是你们三个做的话，应该靠谱，我就不看了。

所以，非常感谢两位汪老师的信任，让我们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跟《六味集》一样，这个书的出版过程虽然有点迁延，但过程特别顺利，完全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里进行的。

最后一点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小书可以成为咱们往前走的一个起点。再往下走，就像昨天王风老师说的那样，汪曾祺研究可能到了一个节点，需要像长江出海一样，有个扩大，然后延展空间，甚至到重新来定义汪曾祺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地步。所以我希望这成为一个起点，我们先从小事情小细节上入手，把汪曾祺研究深入下去。

汪曾祺爱给家人做饭

一是精短，二有谐趣，更符合汪曾祺先生风格

王宁：徐强老师之前出版过《汪曾祺年谱》。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汪曾祺1000事》和“年谱”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徐强：参加这本书写作的三个人当中，其实我是出力最少的。为什么？因为杨早老师善于策划，他在上游做了一个顶层的设计，我来负责其中一部分。这个书到下游的时候就是建新在守着。建新老师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特别有敬业精神的编辑，他也参与写了其中二百多条。

关于和年谱的关系，应该说1000条当中绝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在年谱中有相应表现的。但是“年谱”更加庄重一些。就像刚才杨早老师说的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可能在年谱里有提及，但是以另外的庄重的方式来写。

这本书要追求的，我感觉是一种“谐”的风格。我们三个在写的过程中都有意识追求两点：一是精短，二是有谐趣，这样更符合汪先生这样一位传主的风格。

刚才杨早老师还说到一个“玩”字，我认为这也描述出我们在写的过程中的心情，真的是感觉还挺轻松的，没太当回事儿，因为当时也没想到要出书。2020年，疫情刚起的时候，不能到学校上课，在家里头有闲暇就写那么几条，觉得轻松愉快。要从读的角度，我感觉现在成书了，希望读者从这本小读物当中，不必正襟危坐，就那么随便地打开一页，随处开始读那么一两条，会心一笑。这大概就是和年谱的一个不同之处。

有关写作的动机，我再补充一条。从我个人角度——其实也是我们三人的共识——近年汪曾祺热度居高不下，关于他的各种典故传闻，甚至好多人落在纸面上的，信息都不是那么准确。比方说有一次评选汪曾祺金句，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但评出来之后发现，个别句子并不是汪先生说的，是坊间附会的。有关交游事实方面，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当时的初衷之一，就是想通过1000事来讲述一些准确的、有据可考的、确实属于汪先生的事儿。这也算是对那些传闻的一种纠正。

杨早：最早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成书的形式，所以《汪曾祺1000事》是后来定名，最初书名打算叫《关于汪曾祺，你不能不知道的1000件事》。

王宁：杨早老师，您刚才说到这本书里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今天能不能给我们道一道？

杨早：其实也不好说哪些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因为平时汪老师跟我们聊天，都非常开放，关于老头儿的各种各样的逸事都聊过，久而久之，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敏感的话题。但是想来任何一个人，你给他列1000件事，一定有一些事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鲁迅也一样，汪曾祺也一样。

一个大家，肯定会被人用放大镜照来照去，这里面到底哪些事不足为外人道，其实汪先生也未必一定清楚。比如他在文章里写，他父亲的妻兄——也是我们杨家的杨宜之，在汪先生的父亲再婚的时候，送了一副对联，从现在角度来看，它就是这个小黄文，对吧？汪曾祺先生评论说“成何体统”，但他也把它写下来了。而且这个事还被《甄嬛传》引用。所以你看，这些事对于比较道学的人来说，是不宜传播的，但是豁达一点看，也没什么不可以。

“大学毕没毕业这事，后来老头儿自己都跟那儿造假了”

徐强：我想起一条，不知道是否属于不足道的小事。

汪曾祺先生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西洋通史”，皮名举先生教的，两学期的课。这个课要求上下学期平均分60以上。汪先生第一个学期分数太低，第二个学期必须得考到87分以上——我记得好像是87分。下学期期末考试，汪曾祺找了两位扬州同乡，他记得其中一位是历史系的钮姓同学，一左一右，靠抄他们的答卷，终于及了格。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学生名单中找到了符合关键词“扬州、钮姓、历史系”的同学，叫钮钧义。名单显示，同级有两位扬州钮姓同学，除了钮钧义，另一位叫钮经义，应该是兄弟关系。从联大名单中可以看出，一家兄弟姐妹同读联大的情况是很多的。而这两位钮姓同学后来干什么了？钮钧义后来成为中学历史教师，钮经义成为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在上海生化所工作，参与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个重大科学项目。这是后来的事了。

汪先生毫不避讳坦陈当年抄袭卷子的糗事，只是没点出“同谋”的名字；我们猜出名字，告诉读者，也算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吧。

杨早：还有，汪先生大学没有毕业，对吧？体育不及格，英语不及格，这些事从历史角度看都不算什么，但是可能现在是有一些……所以我们是不是以后都说，汪先生是特殊人物，小朋友们请勿模仿，是吧？是不是应该讲一下？

汪朗：我插一句，他大学毕业没毕业这事，他自己都在那儿造假了。他最早写的简历里头都写肄业。等到有了名气，肄业不好听了，简历里就变成了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为什么印象深？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肄业”的“肄”字我不认识，印象就特别深，要是毕业我一下就记住了。

杨早：《汪曾祺短篇小说选》里面写的还是“肄业”。但是你再往后看，他自己写的都是毕业了。但是在1993年，汪曾祺先生留下的唯一一个影视纪录片《梦故乡》的开头，他非常严谨地说：“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读了四年书。”他就没提肄业还是毕业的事了。

汪朗少年时与父亲合影

“我们家对这段不太避讳，我们家都挺爱开玩笑”

王宁：我们刚才说到西南联合大学，汪曾祺先生和太太施松卿女士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想了解一下汪先生和施女士之间的一些恋爱小故事。

汪朗：我们家这段不太避讳，我妈妈好自我炫耀说“我当年在西南联大还是有点名气的，人家都说我是林黛玉”。因为她当时有肺结核，所以整天病病怏怏的，转了好几次系，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她最早，还是徐强考证的，1939年进的西南联大，是物理系。学着学着就转到生物系，时间也不长，最后转到外文系。外文系的人好像一般都比较洋气，所以说她是林黛玉。然后我就问老头儿，有这么回事吗？老头儿说：“听说过，但是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过气’了。”

他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国建设中学。原来可能彼此知道名字，但是真正熟悉起来是在建设中学，都是从西南大出来的，没有落脚处就到了一个地方——实际上中国建设中学应该是一个“野鸡中学”，就几个同学办的。

杨早：汪先生说第一次见施松卿的时候，她牵着一匹白马在校门口走来走去，一个“林黛玉”拉了一匹白马，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汪朗：当时是云南的龙云被蒋介石收拾了——发动了一个军事行动，龙云就给软禁起来了。龙云的下属有一个骑兵团还是运输团，马就跑出来了，他们收留后在那儿养了一段。

杨早：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比如在座的傅华教授是做诗歌研究的，可以去慢慢考证一下，施先生在外文系的时候跟王树藏、萧珊（陈蕴珍），还有许渊冲、袁可嘉这帮才子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宁：我记得书里写到汪先生施先生他们经常去看电影、泡茶馆是吧？

杨早：有一次看电影回来，发现东西被偷了。

汪朗：对，我都记不住。

王宁：汪老师，您大学毕业刚工作那会儿，是不是遇到过一次洪水，有两个月跟家里都没有取得联系？

汪朗：那是我第一次回高邮。我当时是在《甘肃日报》实习，暑假就从四川一直顺江，那年——1981年长江发了特别大的一次洪水，三峡葛洲坝什么都断航了，从峨眉山到成都的铁路全都给冲断了。我也比较懒，路上没给家里写信，后来一直“杀”到高邮，最后他们就说这个人哪儿去了。我们家都挺爱开玩笑，我妹妹说哪天长江里头冲出一个浮尸来，没准就是我哥哥。我实际上是给老头儿回高邮打了一个前站。

王干（座下嘉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早，我来问个问题，你们这个书做得很好，汪老写跟朱德熙——他失恋了——把一本英汉词典当了两块大洋买酒喝，有没有考证出来他最初失恋的对象是谁？

杨早：好像最近有点发现，说是一位“蓝家女孩子”。我们书稿交了以后，其实还在不断挖掘这些小事，“蓝家女孩子”现在有点下落。

王干：我给你们补充一个。我上一次跟人吃饭听到，有一次王蒙跟汪老一起开会，看到汪老开会喝酒喝多了，就让秘书把汪老送回家。但是到了蒲黄榆，老头儿找不到家了，然后司机打电话问，大概转弯抹角问到林斤澜，才把汪老送回去了。

杨早：闲聊出来的事儿，我们“1000事”里面都没采用。因为没有落实，基本上还是要有出处才行。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