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哥
如今的什刹海，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之变，估计连做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也不一定能说清了。依照侯仁之先生的推断，在元大都的前后不同时期，什刹海（彼时叫“积水潭”、“海子”）水域面积就曾出现过很大的变化。在目前的各类北京历史展览中，大都选取某一时期的元大都地图，且多以元至正年间（1341-1368）为主，所以像积水潭水域变化的长时段的细节，是无法显示的。
到了元至正年间，正赶上积水潭水域急剧收缩的时期。若以此时的地图来看，你是不会想象出这里曾经做过“古海港”的。有关北京曾是“古海港”的说法，最具影响力的，还要属邓拓在《燕山夜话》中的那篇文章。文中，邓拓直接抛出了一个新鲜话题：“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那么，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当时漕运的船舶可以直接驶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来。由于船舶拥挤，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海子当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内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个装卸漕粮的港口，则是毫无疑义的。”邓拓所提到的“人造小内海”，绝不该是元至正年间的那片弯弯绕颇多的积水潭，而应是一大片辽阔的水域。
按照元至元年间最大的水域范围，咱们来一次“考古”旅行，看看经过的那些地方，有哪些耆旧故居，往事前尘。我们的路线，是从“海”岸的东南端出发，自白米斜街至万宁桥、烟袋斜街、大石碑胡同到鼓楼西大街，也就是沿着昔日的“海”东岸往北岸绕行。
“古海港”的东南部，与白米斜街“同行”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在忽必烈时代，白米斜街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的不断缩小，昔日的湖岸变成了街巷。
对“白米”斜街，或许有的朋友会望文生义，认为与运输江南“白米”有关。实际上，白米斜街的名称源自这里较早前存在着的一座名曰“白米”的寺庙。
话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71岁的张之洞自湖北的湖广总督任上奉旨进京。到京后，张之洞选择在白米斜街居住。只是白米斜街的私邸并非新建，湖北善后总局专门拨款两万两白银，对该宅院进行了彻底修缮。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张之洞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
白米斜街路北的位置，在忽必烈时代还是一片“海面”。到了明代，这里水退成陆。张之洞入住时，7号院是他的私家花园；11号门是张宅中路院落，大门前有上马石、八字门墙，大门对面矗立着高大的影壁。
张之洞去世后，他的家人继续居住于此。到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处房子。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告诉冯友兰，张之洞家后人急于出售旧宅中路院落。由徐旭生从中搭桥，冯友兰将中路购得。
待房子修缮一新后，冯友兰请徐旭生、常维均两家先行入住，冯家仍住清华园。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冯友兰携全家搬至白米斜街。一同前来的，有冯友兰的堂妹冯让兰与堂妹夫张岱年，再加上老友徐旭生、常维钧等。
一年多后，冯友兰全家随清华大学离开北平。此后不久，小院迎来了辅仁大学教授李戏渔及李霁野等。李戏渔曾多年随冯友兰一起工作，算是至交好友。李霁野则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他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年轻时受鲁迅资助，进入燕京大学读书；同时也是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学生。住下以后，鲁迅夫人许广平给鲁迅的母亲周太夫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费，每月按时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家，由李先生负责转交。
及至1946年夏，冯友兰一家自昆明返回白米斜街。那个时候，闻一多已遭暗杀，冯友兰就邀请闻太太高孝真和孩子们同来居住，以便相互照应。此时，闻一多的侄辈黎智（闻立志）来到北平，他的夫人魏克根据党的指示，从事北平社会上层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黎智把地下工作的“据点”放在白米斜街，这里也成为进步青年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
临近白米斜街胡同西口，路北曾经居住过“末代皇妃”文绣。她的命运，比末代皇后婉容要略好一些。
火神庙
扑朔迷离的火德真君庙往事
逛完了白米斜街，咱们还得返回到地安门外大街。白米斜街东口往北，不远处便是万宁桥。这是一座元代留存下来，经历明、清、民国不断修葺、改造的古桥。明代曾重建万宁桥拱券的上部结构，清代曾更换过桥栏杆。到了1924年，为了修筑自北新桥到太平桥（今和平里）的北线电车轨道，市政部门大规模改造万宁桥，降低桥面。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万宁桥的元代风貌，甚至对该桥当年能否过船都充满疑惑。
充满疑惑的，不仅是万宁桥。矗立在它西北侧的火德真君庙，同样也有着颇多的“未解之谜”。
这座宫观，兴许是中轴线上最早出现的一处建筑群了。就在火德真君庙灵官之殿前的说明牌上，标注着该庙（宫观）的始建时间是唐贞观六年（632）。如此具体的时间，想必应该有古碑或文献的记载吧。待我翻阅与此有关的各类文献时，竟然深陷迷雾。明代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中，有“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建”的文字。到了刘桐、于奕正编写《帝京景物略》时，只改了一个字，即“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址”。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从627至649年。有关“贞观年间”的说法，引起了朱彝尊的怀疑。于是，他在编写《日下旧闻》的时候，将“唐贞观中址”去掉。火德真君庙创建的时间，就成了“元至正年”。待到于敏中等人编纂《日下旧闻考》时，对朱彝尊的“节录省文”似乎并不认同，于是把孙承泽、刘桐、于奕正的说法重新展示。但此事的真相并未大白，反而越发蹊跷。
根据于敏中等人的调查，乾隆年间火德真君庙里留存着几通碑。然“殿前二碑虽存而无字”，后殿“有嘉靖癸亥重修碑，碑字剥落不可读”。至于清顺治年间的三通碑、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亦未附录于文中。由此看来，火德真君庙的始建时间，还无法得到碑刻文字的佐证。
现而今，火德真君庙里并未留存下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碑。或在民国时代问世的《北平庙宇通检》里，有着“贞观六年”的文字记载吧，但没有旁证。
根据文史学者宗春启先生的研究，火德真君庙大体是明初修建的，原因在于，明代建庙的重要特点是平衡、对称，就在火德真君庙的东侧，还有过一座明永乐十三年建造的真武庙。“一水一火”，两庙于万宁桥两侧比邻而立，符合明代建庙特点。至于火德真君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则是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就在那一年，天启帝命太常寺官员在六月二十二日（农历）祭祀火德之神，从此成为惯例。
经过火德真君庙，沿着鼓楼大街一路往北，走不远，便是地安门百货商场。这座兴办于1958年的商场，是由北京市百货公司第三门市部、北京市百货第二商场及源丰百货店、通兴长布店、恒达布店等店铺联合组成的。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些年的重建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商场南北“中轴线”附近，有元代堤岸的遗存。
沿着商场及著名的马凯餐厅一侧（鼓楼大街路西）继续向北，便是烟袋斜街。这条街巷的名称，与满人入关后兴起的烟市密切相关。至于元代的时候，这条街巷没这么狭长，它的名称也叫做“打渔厅斜街”。有学者考证，元代打渔厅衙署旧址，大体位于烟袋斜街11号。而在西侧不远处的烟袋斜街 21号，则是“三财龙王庙”的旧址。
这座龙王庙，是由烟袋斜街各商铺出资，于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的。上溯至乾隆年间，这里还有一座有水井的小院落。再上溯至元代，这里或在“海”边。
佑圣寺
澄清一段“冤案”的兴善寺古碑
按照至元年间的地图所示，积水潭水域的北至东拐点，是在烟袋斜街与大石碑胡同交汇处。接下来，便沿着大石碑胡同一路西去。如此一来，烟袋斜街的大部分区域，都泡在“海”里，这就包括而今烟袋斜街51号及大石碑胡同6号、8号的广福观。这座始建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的道观，据说是明朝道教管理机构道录司所在地。
但以广福观的规模而言，作为道录司又未免寒酸。于是，有学者便依据“广福观碑记”中的记载，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推断广福观是深得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帝恩宠的道士孙道玉所创立的别院，属于“子孙庙”，并非道录司衙署。这所别院，也是宫里彭太监的一座宅院。因赠予孙道玉开设别院，天顺帝朱祁镇赐名“广福观”。
广福观不是道录司，那么道录司会在哪里呢？从史料记载上看，位于阜成门内的朝天宫，因其作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道观，更有可能是道录司的所在地。
目前，修葺一新的广福观已成为什刹海的文化展示中心，对公众开放。
清虚观旧址是在鼓西大街路北，而于其相对的路南、也就是鼓西大街52号与鸦儿胡同甲 23 号，曾有一座始建年代不详的兴善寺。多少年过去，兴善寺被并入鼓楼西大街50号的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并兴建起牧师楼。
后海地区的朋友对我讲，聊兴善寺，不如聊聊它的一方古碑。此碑是明崇祯七年(1634)所立的《明毅宗赐曹化淳御笔草书碑》，而今矗立在鸦儿胡同甲 23 号与鼓楼西大街 52 号之间隔断墙内，外人无法一窥。
这通“草书碑”体量甚高，仅碑身就达到3米多。坊间一般认为，石碑胡同的名称，即因此碑而来。后来，石碑胡同被分成大石碑胡同和小石碑胡同。
根据文史学者蔡辉的介绍，存世的崇祯御笔碑非常罕见，“草书碑”上字很大，用草书写成，遒劲有力。崇祯帝所赐之人，名叫曹化淳，这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其实，在后世的很多作品中，你都能见到曹化淳的名字。比如在清初学者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中，就曾写道：“贼（指闯王李自成）攻西直门不克，攻彰仪门（广安门）。申刻，门忽启，盖太监曹化淳所开。”持此说法的作品还不止一两部。由此可见，曹化淳是“打开大门迎闯王”的关键人物了。
出现此等说法时，曹化淳还活着。于是，曹化淳写下了《被诬遗嘱》，还写了《忽睹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四首。其中一首为：“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说实在话，曹化淳确实对崇祯帝忠心耿耿。崇祯初年，在除掉魏忠贤之后，崇祯帝委托曹化淳负责冤案平反工作，其中涉及两千余案件，他认真细致地完成任务，得到崇祯赐碑奖励。
后来，曹化淳还曾负责北京地区军事防务。崇祯十一年(1638)，曹化淳主持建造卢沟桥畔拱极城时，被崇祯赞誉是“公清直亮”。这座拱极城，就是“卢沟桥事变”的背景地宛平城。
明朝灭亡后，曹化淳曾三次上书清顺治皇帝，请求保护崇祯陵墓，并参与了陵墓工程。由此看来，曹化淳的形象至少不该是负面的。待一切往事散去，或只有古碑为证。
后门桥
广化寺的始建过程，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位于鼓西大街路北的63 号，有座八字影壁的学校，名为西城区鸦儿胡同小学分校。从门外往里观瞧，已经看不出校内有多少古意。其实，这里曾经是始建年代失考的万寿弥陀寺旧址。
从清中叶《乾隆京城全图》来观察，万寿弥陀寺坐东北朝西南，为两进院落，山门、正殿、后殿各三间。在后殿内，曾经供奉着高达1丈6尺的千手千眼观音铜像，铸造于明万历二年(1574)。1989年9月，铜像被移至颐和园佛香阁内。颇为有趣的是：移来的铜像顶部化佛缺失。有工作人员想起，在颐和园库房里还保存着一尊小铜佛，乃是昆明湖底清淤时发现的。将小铜佛取来，恰能放在观音像顶部，而且显得毫无违和感，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按照后海地区民谚的说法，这里“一寺九庵三座桥，海眼就在金丝套”。当然，此说是明代以后才可能出现的。“一寺”，指的是位于鸦儿胡同31号、后山墙对着鼓楼西大街的广化寺。
目前所知广化寺的始建时间，是在元代。根据明末《日下旧闻考》的记载：“广化寺在日中坊鸡头池上，元时有僧居之，日诵佛号，每诵一声，以米一粒计数，凡二十年，积至四十八石，因以建寺焉。”按照文史学者蔡辉的分析，元代1石等于57千克，48石就是2736千克，优质大米千粒平均重 17.55 克，如此计算下来，平均每日即诵 2.14 万声。
有元一代，广化寺所在的鸦儿胡同基本上处于“海”中。如果是在目前的位置建寺，广化寺的规模势必很小。如果寺庙的规模庞大，广化寺的原址或另有所在。多少年后，广化寺的初建过程，已成为一段颇为励志的民间传说。
到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担任军机大臣并掌管学部的张之洞，将广化寺部分房舍辟为编译图书局。一年后，张之洞又托两江总督端方，购买湖州姚氏与扬州徐氏藏书运抵京城，存放在广化寺。再过一年，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的筹备处就设于广化寺内。广化寺所藏图书，主要来自国子监南学与内阁大库，包括明廷文渊阁藏书和南宋辑熙殿珍本、敦煌石室所藏经本及私家藏书，近一万册。进入民国，作为教育部佥事，负责图书馆、博物馆事宜的周树人（鲁迅），曾多次到广化寺，指导京师图书馆的筹备工作。
沿着鼓楼西大街继续西行，在路北的一条小道内，隐藏着一座或出自唐代的佑圣寺（禅林）。有关这座庙宇的唐代往事，绝少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在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也只是寥寥数笔地提及该庙：“佑圣寺在龙华寺之后，有嘉禾张文宪碑，称寺系唐咸通年建，嘉靖三十九年重修。”《日下旧闻考》中所增补的内容，一点不比《日下旧闻》所记述得多：“佑圣寺在德胜门大街路北，张文宪碑今存寺中。稍东为寿明寺，有弘治四年及正德八年重修碑。”你看，后面所记，居然是佑圣寺的“邻居”。至于“今存寺中”的张文宪碑，则一字不录。
张文宪，字廷鉴。七岁的时候便以书法闻名。明孝宗将他征召入朝，以张文宪所写的“乾坤”二大字，颇得皇帝心意。于是降旨让他在翰林院读书。嘉靖二年（1523）张文宪中进士，最终官至工部尚书。从这简短的履历来看，张文宪还是很有才学的。
当然，唐代幽州境内也确实有过“佑圣寺”。在曹子西主编、向燕生撰稿的《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就列出了“佑圣寺”的名称，但其是被划入“幽州城内”的，这似乎与而今佑圣寺（佑圣禅林）的位置不符。或是疏忽了？抑或有两座佑圣寺，一座位于幽州城内，一座则位于幽州城外的“鼓西”地区，也未可知。
供图/申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