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到景德镇旅游，无论参观博物馆、古窑景区，或是到瓷器店购买瓷器，一定都能听到这样的讲述：官窑瓷器可不得了，给皇帝烧的，只要有一点点瑕疵，就要全部砸掉！

事实上，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并不只在景德镇才能听到，几乎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过去，我对这个说法也是深信不疑。不过，多年前，当我对陶瓷的学习不再浮光掠影、流于表面、道听途说，那些从未关注的细节开始放大，越发清晰。我忽然发现，虽然官窑瓷器很多精美异常，但很多也有瑕疵，甚至有一些简直是伤痕累累，不忍直视。

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不是说官窑瓷器容不得瑕疵吗？如果细小的瑕疵或是粗心或是皇帝宽容还能够想象，那些严重质量问题的瓷器，就完全无法想象了。

首先，官窑瓷器稍有瑕疵就要被就地砸碎的制度，放在整个陶瓷史上，其实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远的不说，元代之前都没有完善的官窑制度，单从明清两代来看，这项制度延续的时间也不足百年，大体上是从明代的永乐时期到成化时期。这之后，到万历后期，明代的官窑已经名存实亡了。

万历年间成书的《江西大志－陶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按逐年存贮器皿，堆积日多，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贮存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近年如此，远可类推。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

这段文字暴露了很多信息，颇值得细细品味。

“逐年存贮器皿”是什么器皿？是官窑的落选瓷器。明代早期各朝对官窑的落选瓷器，一律就地砸碎掩埋。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仅仅是掩埋的方式。不过这样的制度，在成化朝之后，已然不复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徭役制度的改变。嘉靖八年，轮班制废除，改为“班匠银”制，可以说是徭役制度的货币化改革。徭役变成了赋税，相应的，官窑此后的烧造费用包括一切物料与人工，也都变为货币化支付。于是，即使是官窑的残次品，就都以纯粹的数字来进行计算。这样的变化，影响巨大。毕竟，打破残次品的瓷器不再是看不见的人工而是白花花的银两。于是，成化朝之后，官窑的残次品就不再打碎，而是在当地保存起来。

“库役皂快乘机盗窃，董事者且拣择馈送。是以公家之物，徒济贪鄙之私。”御窑厂的管理早已陷入一片混乱，而且自下而上，无不如此。所以，即使仍有残次品砸碎的管理制度，恐怕此时也难以执行。

“隆庆五年春，蒙抚院议行将存留器皿委官查解折俸，因验得东西库房贮存各器体质粗粝，花色暗黑，类多不堪。”有建议将其抵作官员的俸禄来变现，很像过去工厂倒闭用库存产品充抵员工工资。不过因为检查下来发现实在太差，强行折俸，哪一级的官员都不好意思。

“节经建议发卖或兑民窑，乞无成兑者。”最后的办法是卖给老百姓，或者换成民窑的普通产品。可老百姓也不傻，官窑的劣质品，不但质次，而且价高。不但没有人买，连换货的都没有。

这里可以看到明代中晚期官窑制度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到了清代又是什么情况呢。

雍正、乾隆时期最重要的督陶官叫唐英，他从雍正六年开始担任督陶官，上任之初“即查得有次色脚货一项，系选落之件。从前监造之员，以此项瓷器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破损遗失，致烧成之器皿与原造之坯胎，所以数目俱无从查核”。这很清楚地说明，雍正六年及之前，御窑厂烧制出来的次品，既没有官方的处理规定，更是没有管理，甚至“听人匠使用”。可以看出雍正六年之前，对官窑残次品的管理是混乱的状态，但并没有销毁。

唐英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呈商总管年希尧，将此次色脚货，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备赏用”。开始有了规矩。从雍正七年，到乾隆七年底，都是照此办理。很明显，没有销毁，而是送到皇帝那儿，换点零花钱或送人。

不过这个办法到了乾隆皇帝那里，还嫌麻烦，乾隆七年六月下旨“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

可以看出，清代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残次品砸碎的制度。实际上官窑瓷器残次品要砸碎的制度在整个明清两代的历史上，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传世官窑瓷器有瑕疵就很好理解了。

文/涂睿明（瓷文化学者、作家、知名瓷人、景德镇长物居主人）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