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秋天参访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Afrāsyāb）古城遗址后，我对阿夫拉西阿卜壁画的兴趣与日俱增。阿夫拉西阿卜是前伊斯兰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前蒙古统治时代的马拉坎达（Maracanda，即撒马尔罕），也就是公元7世纪粟特Sogdiana（亦作Soghd、Sogd）“城邦”的中心。当时我与比安卡玛丽亚·阿莫雷蒂·斯卡尔恰（Biancamaria Amoretti Scarcia）、詹罗伯托·斯卡尔恰（Gianroberto Scarcia）和西莫内·克里斯托弗雷蒂（Simone Cristoforetti）一同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由罗马智慧大学（La Sapienza）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在布哈拉联合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考古遗址博物馆保存着闻名遐迩的阿夫拉西阿卜壁画幸存部分，来这里参观（不是我的最后一次！）为我细致而近切地观察其中一些细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机。这一壁画环带是7世纪粟特艺术的杰作。
在欧亚大陆历史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公元7世纪注定是最不平凡且至关重要的一百年。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兴起、倭马亚王朝（或译“伍麦叶王朝”）军队的迅猛突进，成为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之标志。阿拉伯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扩张到西至大西洋、东达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域。多处事例显示，伊斯兰教第一阶段的暴力征服往往与大量人口的改宗同时发生。被征服人群向新宗教屈服的方式不同寻常，因为早期阿拉伯穆斯林通常对当地人的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尤其是如果它们来自一神教“信经书的宗教”的话。除了犹太教的亚伯拉罕信仰和基督教之外，祆教（或日马兹达教）也被视作这样一种信仰，该教根植于波斯语世界，但在7世纪的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也存在着强大的信众社群，他们信奉的是这一宗教的当地变体形式，其宗教仪轨并不总是正统的。
粟特的情形就是如此，这一地区历史上阿拉伯语称为“马维兰纳赫尔”，意为“河彼岸之地”或“河外地”。这里作为欧洲传统语境中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而为人们所知，“Transoxiana”一词是由巴泰勒米·德埃贝洛首创的，最早出现在其著作《东方学手册》（Bibliothèque orientale，1697）中。“河中地区”以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为都城。斯韦特兰娜·戈尔舍尼娜（Svetlana Gorshenina）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用几页篇幅探讨了这一话题。
粟特地区居住着一支定居的伊朗民族，语言学家将其使用的语言归为更广泛的印度-伊朗语族的东部语支。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富饶的农业，以及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基础的经济，粟特几乎不间断地服属于外来势力之下，依时序大致包括：阿契美尼德波斯人、马其顿希腊人、塞琉西人、吐火罗人、贵霜人、寄多罗人、嚈哒人（Hephthalites）、萨珊波斯人、突厥人、汉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此外，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将粟特暴露于持续遭受入侵劫掠之境，使之时常处在与游牧民族对峙的风险之中，这些游牧民族在文化、经济及政治取向上往往趋近波斯、印度或很大程度上趋近中国。这并不是说该地区没有过与周邻和平共处的长久时期。承平盛世很明显是有的，当没有冲突的时候，受共同商业利益的支配，粟特亦享有过和平岁月。这一点在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关于中亚商旅之路上粟特贸易的起源与发展的书中得到了最好的阐明。他的论述以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基础，兼及当地物质文化生产的诸多方面。为了得出一个更全面的观点，魏义天的著作应当与一些关注同一问题的日文和汉文研究（可参阅相关节译本和摘要）互参对读。
粟特考古遗址主要发现于当代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粟特考古学在今日欣欣向荣。这里也不得不提到近年在中国发掘的几处非同寻常的考古发现。这与眼下在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刚刚起步的时断时续的考古工作形成鲜明对照。与俄罗斯、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意大利研究者合作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考古机构，已勘定出一些新的重要遗址，并重启之前遭到中断及破坏和盗掘的考古发掘工作。一些中亚国家重新燃起探究本土历史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了目前在伊朗学术界出现的暂时性停滞不前的困局。无论如何，伊朗在这方面的情形也正渐趋好转。
粟特艺术最为人熟知的媒介是壁画。当然，这些壁画极易变质并遭受不可逆转的损毁，因为它们通常被绘制在预制白色石膏墙表面，其基底是未焙烧的简易砖和混合了秸秆以把砖黏合起来的湿泥。这种结构如果不持续维护，就会碎裂崩落，而且即使在粟特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下，也不具备很强的回弹性。现存粟特壁画样本的考古遗址清单并不长，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被称为“中亚的庞贝古城”的片治肯特（Panjakand,塔吉克斯坦西部）；第二处是距布哈拉不远的瓦拉赫沙（Varakhsha）；第三处是阿夫拉西阿卜。最近几年在贾尔泰佩(Jar Tepe,又译贾尔土丘，距撒马尔罕不远）亦有重要的壁画发现；同时，金迪克利泰佩（Kindikli-tepe，撒马尔罕）遗址，布哈拉绿洲的拜坎德（Paykend），特尔-伊·普帕克（Tell-i Pupak）和乌齐·库拉赫（Uch Kulakh）出土的残片得以修复。另一发掘于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遗址是叶尔库尔干（Er-Kurgan，又译叶尔古冢），但那次发掘仅带来保存较差的壁画残片，成果惨淡。
其他一些壁画来自苏对沙那（Ustrushana）地区，这一区域大抵从锡尔河［Syr Darya，亦称药杀水（Iaxartēs）］南岸向南延伸到苦盏（Khojand），向西延伸至撒马尔罕附近。这一相当于现今塔吉克斯坦西北部（顺带一提，该地区于2004年被重新命名为粟特州）地区的居民，是附属于粟特人的子群体。苏对沙那的主要遗址是卡拉-耶·卡赫卡哈（Kala-ye Kakhkaha）。最晚近得到调查的一个粟特遗址是希索拉克［Hisorak，位于塔吉克斯坦上马恰河谷（Upper Matcha Valley）］。那里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壁画，却是极有发掘前景的一处遗址。近年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包括在唐朝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周边权贵粟特人墓葬中的罕见壁画。
粟特壁画的主题涉及宗教、日常生活、可辨识的历史事件，以及来自史诗的神话元素和说教故事。然而，阿夫拉西阿卜壁画却表现出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壁画环带描绘了伊斯兰征服伊始，与粟特有接触的国家或文明体在一个特定季节（夏季）的形态。这是敏觉到周边世界多样性的粟特人的一种世界观或地图观，也暗示了撒马尔罕是世界的中心。粟特的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界并非按比例尺绘制的地理图表上的线条，而是以特定文化习俗所代表的文化空间来标示。
但是，我们对壁画的这种理解并非凭空想象或轻易得之。在此我必须感谢西莫内·克里斯托弗雷蒂，是他的洞见助我破解了这一壁画环带令人费解的谜团。他观察到西壁上代表粟特本土的诺鲁孜节（Nawrūz）庆典（其中一些图像已得到前辈学者的正确比定），与呈现中国的北壁上的一些人物姿态颇有对应关系。尤其是北壁复原场景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人物手持棍棒，似乎正在水中搜寻着什么。这个谜一般的姿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个疑团一直未获解答，直到回到罗马的一天晚上，我们聚在一家中餐厅吃晚餐。这家餐厅有一个特色，服务员会赠送食客各种代表中国文化的小物品作为礼物。那天晚上的礼物第一眼看去并不令人惊喜，是一个描绘全年中国传统节日场面的小日历，并附有简短说明。
然而，小日历上绘制了一个人们在夏至前后庆祝的节日——端午节的场景。端午节以演化为家喻户晓的“龙舟节”的形式而为西方人所知。传统上赛龙舟是为了纪念投江自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8年），这一节庆包括哀恸的百姓象征性地划船沿江搜寻屈原的遗体。这个场景立马让克里斯托弗雷蒂联想起阿夫拉西阿卜壁画上的那个人物。端午节的哀伤仪式与阿夫拉西阿卜壁画间可以想见的联系，使更加深入地探究这个节日变得十分必要，如果可能的话，还需找出古代中国艺术对这一节庆的早期表现形式。渐渐地，一切变得愈发清晰，不仅持棍棒的入水男子很可能与端午节有关，阿夫拉西阿卜的其他一些水中场景也似乎与端午节有联系。
不止如此。如果——按其他研究者假定的——西壁是对当地新年庆典（诺鲁孜节）的再现，壁画年代可框定在7世纪中期，那么壁画中至今神秘莫测的其他诸多元素或可得到解读。事实上，众所周知，根据7世纪伊朗太阳历（这一历法不仅在波斯本土，还在中亚、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广为应用），诺鲁孜节发生在夏季，恰逢（至今仍是）与夏至日较为接近的端午节。这一假设甚至可以用于反推：实际上，在阿夫拉西阿卜的中国场景中，对一个夏季节日如端午节的比定，继而可以帮助我们确认之前的另一个假设，即西墙壁画是对诺鲁孜节场景的重现。
这一“发现”激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关于它的报告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广受好评。遗憾的是，阿夫拉西阿卜壁画的一大部分已经损毁，人们很难相信会得出一个对整幅壁画的全面解读。然而，在最初和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试图揭示广域上的伊朗文明在其重要发展阶段之一较少得到理解的面相。如果要为我最心仪的历史时期——公元7世纪，尤其是7世纪上半叶艺术的研究和学习做一个总结，阿夫拉西阿卜壁画似可充当一块特别适宜的试金石。
这些壁画与片治肯特壁画最重要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阿夫拉西阿卜可辨识的人物中，无一绘有头光，也无一肩上或身体周围有引人注目的典型火焰以示其是神祇或者妖魔。这一细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因为它或许可以帮助解锁阿夫拉西阿卜壁画环带的含义。它或暗示了这些图像是真实人物的再现，他们正在参与和自己文化背景相关的活动。不过，阿夫拉西阿卜壁画的风格完美契合了粟特艺术传统与审美。画中人物均肩宽腰细，艺术家偏爱表现服装、武器及其他个人小件物品的精确细节。此外，迄今发现的所有粟特艺术中都未见裸体，哪怕在阿夫拉西阿卜的一些场景中描绘有人们正要游泳或跳入水中。
壁画使用的工艺是在干燥背景上施以蛋彩，颜料均来自有机物或矿物质（蓝色来自青金石，而红色来自朱砂）。按照粟特壁画惯例，阿夫拉西阿卜壁画没有使用绿色。出于某种尚不完全明晰的原因，有些人物肤色比其他人更深，后者完全是白皮肤。有人认为那些白皮肤人物有可能是嚈哒人，他们在一些文献中被称为“白匈奴”（西方史学家多将“嚈哒”称为“白匈奴”）。
对阿夫拉西阿卜壁画个案的研究，为关于中古粟特这一鲜为人知的地区和历史时期展开进一步综合性调查提供了一份好样本，也将有助于为其勾勒出一幅尽可能宏阔的全景式历史画卷。有鉴于此，本书第一部分将专注广义上的粟特及其首府的历史。我们的讨论将不限于撒马尔罕，因为该城的历史与粟特和粟特人聚居地密切相关。现今已有诸多关于撒马尔罕历史的研究，在互联网上可查找到相关资讯。
由于粟特历史的早期记载以汉文和阿拉伯文早期文献为主，本书也包含了一个涉及撒马尔罕及粟特地区文献书目的附录（见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采用英语译文。吸纳这些文献既有利于对历史脉络的理解，也有助于对绘画比定之特定问题的考索。
本书甄选了那些国际公认的，尤其是俄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和梵语所认可的文献转录（transcription）。汉语首选汉语拼音系统，而波斯语转录则更为复杂。现代波斯语名称经历了阿拉伯语转录，而萨珊波斯时期的名称被译成中古波斯语科学转录，这与其他那些中古伊朗语言包括粟特语的情况一致。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标题根据原作者使用的系统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其中有多处未标注发音符号。一些现代流行使用的地理名词包括通用的考古遗址名称，为避免混淆，也未与科学转录名称相吻合。因此，我们使用Bukhara（布哈拉）而不是Bokhārā，Tashkent（塔什干）而不是Takand，使用Afrāsyāb（阿夫拉西阿卜）和Panjakand（片治肯特）而不是其他转录。对一般读者可能不熟悉的其他遗址，我们使用科学转录。
诸多学者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贡献。首先我希望感谢西莫内·克里斯托弗雷蒂，不仅为他最初的直觉，还为他乐于探讨伊朗历法神秘莫测的方方面面以及波斯语的翻译问题。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在汉文翻译上予我许多帮助。基娅拉·西尔维·安东尼尼（Chiara Silvi Antonini）、伊琳娜·阿赞切娃（Irina Aranceva）、吉蒂·阿扎佩（Guitty Azarpay）、阿利克斯·巴贝特（Alix Barbet）、葛乐耐（Frantz Grenet）、奥尔加·伊奈瓦特金娜（Olga Inevatkina）、影山悦子（Etsuko Kageyama）、魏义天、乐仲迪（Judith Lerner）、卢湃沙（Pavel Lurje）、亚历山大·奈马克（Aleksandr Naymark）、马库斯·莫德（Markus Mode）、弗朗索瓦·奥里（François Ory）、斯特凡诺·佩洛（Stefano Pellò）、克洛德·拉潘（Claude Rapin）、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詹姆斯·拉塞尔（James Russell）、 丹尼尔·沃（Daniel Waugh）、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和索伦·施塔克（Soren Stark）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与额外资讯。詹罗伯托·斯卡尔恰教授非常友善地与我就本书的许多部分进行探讨。2006年毛里齐奥·托西（Maurizio Tosi）和西莫内·曼泰利尼（Simone Mantellini）热情邀请我加入意大利-乌兹别克斯坦在撒马尔罕的联合考古队，使我得以接触该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并继续研究。为本书意大利文版的出版，我向安东尼奥·帕纳伊诺（Antonio Panaino）和保罗·奥尼贝内（Paolo Ognibene）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友好邀约我出版英文版的图拉杰·达里耶（Touraj Daryaee）。我对粟特艺术的兴趣要归功于马尔沙克（B.I.Marsak），最初正是通过他的文章和众多著述我才投身这个领域，也正是他引导我不懈求索。后来我得缘站在这位伟大学者的身旁，我们身后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他的第二个家——馆藏的一些绘画作品。在2002年考察拜坎德遗址时那个令人难忘的秋天，格里高利·L谢苗诺夫（Gregorij L-Semenov）赠予马尔沙克一个绝妙的评价。他称其为“粟特人马尔沙克”，这一评价当是对后者关于古代中亚民族的渊博学识当之无愧而又饱含深情的赞辞。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