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创始人钟维兴在成都被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该勋章1957年由法国文化部设立，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彼时，成都当代影像馆举办的2022首届成都国际摄影周，因其秉承的专业学术性，以及海纳百川的艺术多样性，凭实力破圈，引发广泛社会影响。

钟维兴出生于1962年，40岁才开始接触摄影。2007年，他拍摄的《失乐园》系列作品备受好评，2012年，作品参加中国第十二届平遥国际摄影节，获全场最高奖“平遥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此后，钟维兴创作了《天路》《天玄地黄》《马达加斯加影像日记》《秘鲁影像日记：山巅上的乌兹托克》《斯里兰卡影像日记：化相重合的瞬间》《恒河系列》等专题作品，在业内声名鹊起。

成都当代影像馆正式开馆后，钟维兴拍摄的《Face to Face面对面》系列作品以全新的作品和展览设计与公众见面，反响热烈。目前，这个面对全球世界摄影大师的肖像拍摄项目在持续进行中。近日，钟维兴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聊了聊他关于艺术创作，以及成都当代影像馆的艺术理念。交谈中，其温和的语气，真诚的态度，笃定的气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没有见到一个神，都是踏踏实实有天赋的人

北青报：当得知被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消息时，您第一反应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要特别分享的心得或故事？

钟维兴：蛮意外的，这是第一个反应。刚开始听到我们的副馆长程基伟跟我说，接到法国领事馆的消息，要授予我这个勋章。我当时还跟他说，这个事你要好好核实一下。所以他专门向法国驻成都总领馆去核实，确实有这个事儿。后来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界电影界这个勋章得的比较多，像之前颁给过莫言、铁凝等，摄影界好像没有人得过。颁奖当天，法国总领馆致辞时也讲到，授予中国摄影师的，我是第一人。从我本人来讲，还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的。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从2018年就开始关注我了，曾经有一位法国文化官员专门到成都来拜访我，来我的工作室了解了很多情况，当时我还感觉挺纳闷，后来每一次重大活动他们都给我非常高的礼遇。我觉得知名度是一个因素，最关键的是他们认可你的工作，比如我跟法兰西学院共同创立了威廉·克莱因奖，并且目前是评委会终身主席。

中国比我摄影好的人有很多，但为什么把这个机会给了我？我认为，一个是很多艺术家虽然拍得好，但是可能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不多。毕竟摄影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艺术，如果没有广泛地去参与国际交流，可能再优秀别人不会认识你。第二，其实跟我从事的拍摄项目有关系，因为近几年我主要集中在拍摄全球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摄影大师。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对我的认可，包括引起法国政府对我的重视，也是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总体来讲，拿到这个奖是很多因果和机缘促成的。我的一个看法是，做好摄影的同时要注重跟国际的交流，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水平，比如我建立了成都当代影像馆。作为个人，也要积极参与交流活动。

北青报：您很早就走出去拍摄并与国际主流摄影界接触，包括您正在进行拍摄的“面对面·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作品令人瞩目，这一系列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钟维兴：实际上，拍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缘于筹建成都影像艺术馆，当时的初衷是一个好的艺术馆除了硬件要好，开馆展览肯定要找一些非常优秀的摄影师。我们就想，法国是摄影术发明的地方，云集了那么多大师，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威廉·克莱因和萨尔加多作为开馆展览作品的重点考虑对象。

第一次跟萨尔加多约谈的时候我还在加拿大，就请助理把设备带到巴黎，想着去了以后能去拍一下。那时候这些人在我的眼里像神一样的存在，他们让不让拍，我心里完全没底儿。后来我提出来要给他拍照时，老先生没拒绝，但我能感觉到他知道我是摄影师，出于礼貌让你拍两张。拍出来以后，他对我给他拍的肖像高度认可，也结下深厚友谊。

回来之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发现全球还没有一个人去拍这些摄影大师，没有一个人去系统地做这件事。我就想我做艺术馆本来就要访问全球的大师，我就干脆启动这个拍摄专题，专心致志去做这个项目。

从2015年开始，前几年我大部分时间在欧洲等地方拍摄大师肖像，到现在我差不多拍了100个大师，并且现在有非常多的摄影师特别希望我去拍他们。通过跟他们的交往，我真正了解到了世界摄影的发展，学习到很多东西。

北青报：在对世界级摄影大师的肖像拍摄中，像萨尔加多、弗孔、威廉·克莱因等等，您是以怎样的工作方法抓住他们每个人瞬间的精神特质？

钟维兴：首先要去研究他们、了解他们，不要盲目地从表面去拍摄他们，因为这些人不是电影明星，也不是政治人物。我选择的点是他们在摄影上的重要性，所以必须从他的摄影梳理他，才能拍好他。比如首先你要了解他的人本身和他的摄影本身，是要从跟摄影有关的元素入手，这样的话会带来更大的价值和惊喜。

具体来说，首先助理会帮我准备大量的资料，我会对他们作品做梳理与解读。此外拍摄之前通常我会跟他做一个专访，我会带着我的疑问聊聊他的作品，在现场就会产生非常多的灵感。比方说拍克里斯多夫，第一次我给他拍完肖像之后，他又叫人从他家里把一架骷髅拿过来，我又重新给他拍。这些东西就是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又产生的新灵感。

北青报：面对天花板级的人物，“像神一样存在”的大师，您如何进行交往？对他们的研究有哪些深刻体会？

钟维兴：首先这些人我都非常尊重他们，但从来不吹捧他们。我始终认为，不管哪位大师，只能代表他过去的成就。我跟今天的他面对面聊天时，就是像朋友一样的交往，用平等的心态来对话。

实际上，摄影本来就没有神，摄影也没有神话。摄影的历史也就一百多年，它太年轻了，甚至摄影一开始自己的理论都还没有建立。所谓大师往往最重要的就是悟性很高，但天赋归天赋，跟神没有关系。尤其是现当代这些人，他们对摄影本身的思考，更在于对人类的思考，对哲学的思考的精神本质，我没有见到一个神，都是踏踏实实有天赋的人。

我曾经在北京国际摄影周以及在大学里有一个演讲《大师是怎样炼成的》，说的就是那么多人搞摄影，但这些人怎么成大师的、他们每个人是怎么成功的。比如像布列松、罗伯特·佛兰克，是某项摄影题材或拍摄手法的开创者、摄影理论的奠基者；比如像森山大道、巴尼耶等，将鲜明的个人风格融入创作，拥有自己的视觉签名；比如像杉本博司，积极大胆地进行跨界艺术实践，与当代艺术结合，将相机甚至摄影作品只作为自己创作的工具；还有比如从“照相”到“造相”的弗孔，他把“摆拍”变成有意识的创作，将真实与虚幻结合创作出新的图像。将摄影变成一幅画、一首诗、一个梦。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位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成了的，没有。

《Face to Face面对面》系列之ORLAN

花了七年时间去学习，才敢开馆

北青报：作为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创始人，起初创立这个美术馆的探索和方向是什么？

钟维兴：刚开始我本来只想建个工作室，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才逐步建成这个美术馆。在我筹建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为摄影专门开办的美术馆。那时我去日本、欧洲，看到遍地都是好的摄影艺术馆，而我们大多美术馆没有摄影的一个空间，而且这些展厅的建筑格局、形式、灯光也不符合摄影美术馆的要求。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人爱摄影，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专业美术馆。

建成以后，我们艺术馆的硬件比国外一些艺术馆还好，于是我们下决心做一流的馆，至少做一个能跟他们平视的馆。后来我把欧洲摄影博物馆的馆长让-吕克·蒙特罗索请来，把顶尖摄影师王庆松请来做艺术总监，开始搭建专业的管理团队。

艺术馆2012年就修好了，但为什么2019年才开馆，就是花了7年时间去学习，去跟艺术家交谈。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我说你们读博士都没有像我一样天天在上大师课。这个过程中，不仅我自己的摄影从理论到实践有了实质性提高，我们团队也懂得了真正一流美术馆的运作模式，跟真正一流的艺术家建立了友谊，同时也为艺术馆的展览奠定了非常好的跟国际交流的基础。

北青报：2022年底举办的首届成都国际摄影周，很多摄影人专门去观展，继而在社会上形成“成都当代摄影现象”，对此您有哪些实践经验和体会？

钟维兴：举办成都国际摄影周，首先我们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其实要说起来，当时能够支配的预算有限，这么短时间去做这么大一个项目是非常有挑战的。成都此前没办过摄影周，把这个“从无到有”交到我们手里，我们感到责无旁贷。但说实在的，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得住，缘于主要的执行团队每个人在摄影领域多年的积累，为办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像王达军、王庆松老师都是用他们多年的资源进行投资，如果没有以前这些积累是不可能邀请来这么多很好的艺术家。

就像我们做艺术馆一样，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一流，我们中国太不缺摄影展了，不需要重复那些低水平的运作，所以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咬着牙把它做了要从学术上对标欧洲一流的馆。没有预算，有很多很知名的艺术家来义务提供支持，办展那几天全部扎在馆里帮助布展，一分钱的报酬没有。我们团队所有人也都是无偿加班。当然我们能够走到现在，除了要感谢馆长王庆松、秘书长王达军以外，我们馆的很多年轻人都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在工作。

说实在的，这个摄影周我们的影像展跟美术展放在一起，不仅不逊色，还给他们形成了压力。不过也有遗憾，就在于摄影的一个魅力是它发展太快了，因为时间紧，我们好多新的想法根本没有办法发挥，这也让我们对未来有了新期待。

《Face to Face面对面》系列之威廉·克莱因

《Face to Face面对面》系列之萨尔加多

我比较幸运的是，有自己的实践，又有自己的平台

北青报：成都当代影像馆是不是既有大师展，也经常有新人摄影师的展览？

钟维兴：我们馆与全球著名影像艺术机构紧密合作，致力于高品质的影像艺术展览、有深度和高度的学术研究，以及公众视觉修养、审美教育的传播和普及。致力成为观测中国影像状态，促进国内、国际交流与对话，推动艺术与学术的专业影像美术馆。

我们馆从来秉承两点，第一是尊重摄影历史，要有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摄影师的展览，所以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贝尔纳·弗孔的摄影艺术作品作为常设展，也有威廉·克莱茵、朱宪民这些大师的经典展。第二我们馆还要讲摄影的传承，比如会更多地放在年轻新锐摄影师上，因为他们才是摄影的未来。不得不说，我也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的作品自豪，我跟他们讲，现在的他们与国际摄影潮流的差距是最小的，我跟四川这帮年轻人接触的比较多，我觉得他们的艺术感受力太强大了。

北青报：当艺术家和做管理，您都凝聚在摄影这一件事上，挺难得的。

钟维兴：好多大咖都跟我讲过，他们说你看你不仅是个很好的摄影师，你还有美术馆。对我来说，我比较幸运的是，一般来讲很多人就只一个身份，要么是摄影师，要么是管理者，而我有自己的实践，又有自己的平台。

我说真话，好多艺术家他一开始就做艺术家，没有复杂经历。从我个人来讲，我非常感恩我一生的所有经历。我最早在体制内工作，也经过商，情商的训练在前几十年就完成了，我始终觉得很重要的是，要会做人。

北青报：作为一家专注当代影像的美术馆的掌门人和策展人，举办重要展览时您如何做好平衡？您收到过哪些意想不到的反馈与合作？

钟维兴：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推动摄影发展。对我们馆来讲，从来都是注意处理好与主要平台间的关系，一定要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反过来讲，如果中国摄影缺乏了当代艺术的独立摄影师，艺术的未来不能跟国际交流，也没法真正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

比如这次成都国际摄影周，我们的原则是不管身份有多高，不管多牛的人，是否可以将作品进行展出都由我们来定，作品的质量和学术性是唯一和绝对的标准。当然，我们也坚持住了这个标准和底线。

因为摄影周作为一种特殊的平台，这个平台如果处理好了，它可以制造摄影师，并能够引领大众提高审美，推动社会摄影。如果反过来没有底线地去做，不但不会推动还可能会“毁了摄影”，尤其对初学摄影的人是一种伤害。

只有摄影艺术一开始就是快乐的，并且一直让你快乐

北青报：作为一个摄影师，您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摄影理念，保持活跃的交流，您是否觉得摄影师一定要走在时代的前沿？

钟维兴：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远大的追求、远大的理想，但是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理想就都可以实现？其实我们有非常多想的、做的与最后的结果看，都有落差。但反过来看这个结果，有时候既重要也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享受做这件事的过程。

就摄影来讲，刚开始我没想这些，也不知道能做到今天这样。但是当时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摄影给我带来的快乐是超乎想象的。我越是深入其中，越能感知到世界的美好与丰富，这是我前40年人生里都不曾有过的体验。

包括我现在鼓励身边的朋友，都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们热爱艺术，你们这个年纪最好选择摄影，为什么？第一，摄影这么年轻，才一百多年，可实践的很多。第二，只有摄影艺术一开始就是快乐的，并且一直让你快乐。虽然，现在的摄影设备、技术逐步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我认为摄影最后拼的是思想。第三，一开始不要想一定要成为职业艺术家，当你有了一定的人生经历，有了一定的生活条件以后喜欢摄影，在人生的各种成熟期，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好好地享受艺术、创造艺术，而且这个艺术是无止境的。

北青报：您怎么看待摄影的未来？

钟维兴：在我看来，在艺术领域里，摄影虽然是在西方发明的，但咱们中国人实行弯道超车的艺术可能只有摄影。摄影每一年都在发展，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知道不少成功的摄影大师都是半路出家，他们痴迷摄影，做出了自己的成就。虽然现在拿个手机都可以拍，但是不等于就能成为很好的艺术家。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所谓的机会，真的是要给有准备的人。比如在拍摄大师以前，我已经在印度专门拍了几年肖像，当时只是作为个人喜好才拍了很多肖像，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拍大师肖像。对我来说，其实这个印度肖像系列非常重要，相当于做了好几年的肖像训练。今年有希望在伦敦展出。

北青报：通过摄影，您收获了哪些不一样的人生体会？

钟维兴：首先我交往的朋友圈层都有改变，这些交往也带来一些人生观的改变。第二通过摄影的不断深入，我的审美、我的内心也在改变。我认为一个人最好有信仰，没有信仰至少你要热爱艺术。比如把摄影热爱下去，作为你的价值观，这样你不会空虚，也会少很多痛苦。我做过企业家，现在做摄影师，我太清楚不同身份的人考虑同一件事情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更喜欢从摄影师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会更坦然，更幸福。

搞艺术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心态年轻。我认为只有成为真正的摄影师，你才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供图/钟维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