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话般的哥本哈根
这是一次怀旧之旅，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欧洲，那个时候的欧洲比现在的中国要落后得多。上一次讲座叫“穿行于汉堡与柏林之间”，选择去汉堡，一是拜访恩默瑞克教授，二是从汉堡去周边交通方便，往东可以去柏林，往北可以去北欧。我离开荷兰的时候，刚刚拿到瑞典的签证，第二天我就坐火车到了汉堡，过了几天又奔哥本哈根而去。我买票时还不到二十五岁，可以买一种欧洲铁路联营的学生票，南到卡萨布兰卡，北到赫尔辛基，东到伊斯坦布尔，东欧当时只有匈牙利是开放的，所有火车，不分时间和车次，一个月内随便坐。
1985年5月26日星期天，我乘7：00的火车从汉堡（Hamburg Hbf）出发，去哥本哈根。到了西德边境Puttgarden，火车开到码头上，随后前面四节车厢开到船舱里，后面的车厢留在岸上。进入船舱里的车厢非常拥挤，因为所有去丹麦的旅客都集中在这四节车里，好在车厢门很快打开，可以上甲板去晒太阳、照相、聊天。天气非常好，海峡不宽，很快到了哥本哈根。
到了哥本哈根，我还是先找中国同学。莱顿大学的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位叫蒋惟明的留学生，我打他电话，一直没人接。我到一个新地方，一般先找Information的房子，一是拿各种地图，不论是去各地玩，还是选择交通路线，都离不开图；二是拿一个旅馆的清单。我把双肩背存在火车站，先打电话，打不通，我就跑去玩，玩了一阵遇到电话亭，再打电话。当时正好赶上狂欢节假期，天气很好，许多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我先去了迪斯尼乐园，这是我第一次去迪斯尼，觉得挺好玩的，里头的大人小孩看我是中国人，挺好奇，就往我身上喷节日彩带。我走了一圈之后，满身挂彩，可惜当时没有留下光彩的照片。
我打蒋惟明的电话一直到晚上六点钟还没人接，只好找了一个交通比较方便的旅馆，Saga Hotel。到了旅馆，前台得知我是第一个从大陆来住在这里的客人，就给了我一个加套间的房子，非常好。我住下之后，打通了蒋惟明的电话。其实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宿舍可以给我安排一下，但是我之前没联系上，只好用买书钱去住旅店。他觉得有点对不起我，请我喝丹麦产的黑啤酒，非常好喝。
第二天是星期一，仍然是狂欢节，我选择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继续游玩。我一早赶往远郊的Hillerld，去参观腓特烈堡（Frederiksborg Castle，水晶宫）（图1），当时要坐四十分钟火车，下了火车，在农村田地里走大约四十分钟，路上基本找不着人问路。这个古堡建于1602—1620年，《哈姆雷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也是我要来的原因之一。现在是丹麦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着十九世纪以前丹麦王室所用的物品，雕像、绘画、金银制品、木器家具、兵器、玩具、徽章等，应有尽有，虽然面积非常小，但收藏丰富。我们从前去故宫，每次隔着窗户往里头望，也望不着几件东西。一旦进了欧洲的王宫，满眼都是油画、壁毯、各种器皿，应接不暇，知识储备完全不够，我那时候就是看热闹。这一天我还去了美人鱼、神牛等著名景点，有个哥本哈根大学的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并给我带路，大半天把这些都跑了一遍。
二
丹麦的敦煌写卷
我来丹麦最主要的目标是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图2）。这里有十四卷敦煌卷子，我是在藤枝晃的文中看到这个信息的。1966年藤枝晃用英语写的《敦煌写本概说》一文中，曾简略地提到它们；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目录前言也提到了这个信息。
我顺着这个信息去走访哥本哈根，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马大任给我写了推荐信，他和那里的图书馆员有联系。马先生人非常好，他原来是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后来被莱顿大学汉学院挖去，之后他周游列国到处找书，经营汉学院的图书馆。
我到哥本哈根，就是冲着这十四卷敦煌卷子去的，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内容，不知道里头有没有归义军史料，有没有于阗使者的记录。一般情况下，这么小的收藏品，不会有太多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敦煌的纸片、吐鲁番的纸片。5月28日，我终于坐到皇家图书馆的阅览室里。
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是丹麦商人索雷森（Arthur B.Sorensen）捐赠的。索雷森当时在上海，是大北电报公司的首席报务员，他平时喜欢旅行，欧洲殖民主义时代的旅行者们特别喜欢写作，读者也特别希望了解各种新鲜事儿。索雷森曾写过两卷本《沿着未知的亚洲道路而行》，1951年出版。他1915年到了敦煌，基本上跟斯坦因第三次探险、俄国探险家奥登堡、日本大谷探险队差不多同时在敦煌。那时候，探险者拿到的东西没有假的。
德国汉学家福克司（Walter Fuchs）曾为这些卷子编了一个草目，题为《皇家图书馆藏14件敦煌卷子的详细注记》，上面还有汉字，是福克司写的，好几页，一个号是一个卷子，注录得相当详细，用德语写的。
皇家图书馆接待我的是东方部主任劳瑞森夫人（K.R.Lauridsen），也是非常好的人。她送给了我一个更好的目录《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是馆员彼得森（Jens O.Petersen）用英语写的，当时还是稿本，后来正式发表在1988年哥本哈根东亚研究二十五周年的一个纪念文集上，那时候我已经回国了，有人给马克垚老师寄了这本论文集，马老师把文章拿给我看。马克垚研究欧洲中世纪史，但是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好，知道谁在做什么，收到有关论著会拿给谁，这是北大老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皇家图书馆的敦煌卷子全是佛经，里面没什么重要的内容，中间有一首打油诗，读起来挺好玩的：“不见小人行，早达如来庭。得笔皆感谢，纸上有分明。常与他人隐，不论古人情。师兄好师兄，济接有心灵。”小孩抄经抄累了，就写一首打油诗。我当时向劳瑞森夫人要这个图，她就给我做了一个所有卷子的缩微胶卷，寄到莱顿大学，后来我把这份微缩胶卷捐给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组。皇家图书馆的卷子里有一个《华严经》的注疏，是当时我能查到的敦煌目录里的唯一一件，是孤本，研究华严学的人，肯定是有用的。其他的有七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虽然内容比较普通，但是等所有的敦煌卷子发表之后，也是有用的。我认为敦煌是一个藏经的构成，但不完整。将来我们重现整个藏经洞的宝藏时，把这些零散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镶嵌到整个宝藏里，它们的作用就显现了。我们去调查每一卷的长短高低，目的就在于此。
三
斯文·赫定的和田探险和他的收集品
丹麦之行结束后，我坐28日晚上11点的车离开哥本哈根，前往斯德哥尔摩。欧洲火车卧铺，拉开门，里面有面对面各三个座，把面对面的两个座位拉开，就是一张床。欧洲人不喜欢坐夜车，我在欧洲坐夜车，大部分时候一个门里只有我一个人，晚上睡觉非常舒服。但是这趟却非常辛苦，从哥本哈根去斯德哥尔摩，我没有事先定座，火车上了船舱就傻眼了，车上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欧洲学生旅行带着睡袋，他们连订座的钱都不花，找个地方就睡下。边境检查的人来了，他们把身份证一亮就行了，我就得被仔细盘查。我只好坐在靠窗的小板凳上，实在不行，就到甲板上看星星。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一夜的火车，是我旅行中最困难的一趟。
次日早晨8点多到了斯德哥尔摩，先找到使馆教育处，有刘秋云老师的介绍，他们存放我的行李。我来瑞典的主要目标是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或者叫民俗学博物馆），这里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收集品。赫定多次去和田地区探险，收集了大量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个博物馆。
1985年我去调查的时候，瑞典人种学博物馆从城里搬到郊外很远的地方，忘记了我是怎么转车找到新馆的。遗憾的是，我要看的很多和田的收集品在箱子里，不能打开，我没法看到很多东西。
赫定是新疆从地理探险时代到考古时代的转变中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单骑横穿波斯。1896年，赫定组织了一个探险队，第一次进塔里木盆地。这是所有跟古物有关的探险队里最早的一支。当时他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完全不摸门，经过九死一生的历险，才到达和田。略微休整后，他从和田绿洲出发，沿和田河到塔瓦库里村。老乡说沙漠里有个塔克拉玛干古城，他就一路向东走，发现了当时叫塔克拉玛干古城的丹丹乌里克，赫定是第一个发现它的探险家。他继续往东北行，到克里雅河流域，找到了喀拉墩遗址。赫定的照相机丢在了沙漠里，没办法做详细的考古记录，就画了一些图（图3）。他画得非常好，其中两幅画，画了佛寺遗址墙壁上的千佛，画了他挖之前、挖之后的场景。他回瑞典后写了一本旅游记《穿越亚洲》。赫定又会写又会画，文字非常好。他有一本书非常畅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出了中文译本，叫《我的探险生涯》，我在中学就读过这本书，为他的这种探险精神所激励。
1899年赫定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他沿着叶尔羌河、塔里木河漂流，顺流而下到罗布泊。他想去西藏，考察途中偶然发现了楼兰古城（斯坦因后来编号LA）。他在此发现了《战国策》，是很早的抄本。楼兰也是三国西晋的海头城址，是管理整个西域的西域长史府驻地，所以发现的东西等级非常高。西域长史府的官员带着这些高等级的书到了西域地区，这是中国文化往西走的极好印证。1903年，赫定出版了第二次探险的旅行记《亚洲——一千英里的未知道路》，英译本叫《中亚与西藏》，比瑞典文原著更有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在中国开一条航线，委托赫定来测量。赫定与中方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是第一个中国跟外国合作的科学考察。考察团中方团长是北大教务长徐炳昶先生，成员有搞考古的北大黄文弼先生。外方团长是赫定，成员主要是瑞典人和德国人。当时中国反对外国探险队在中国挖古物，把特灵克勒轰走了，把斯坦因轰走了，但赫定却与中国联合考察。所以斯坦因等人非常恨他，英国皇家学会马上吊销了他的会员资格。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从1927年到1935年，时间非常长，这也是赫定第四次中亚之行。他对这次考察写了一本旅行记，叫《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瑞科学考察的成果陆续刊发，有一个丛书叫《中瑞考察报告集》，出了五十多本，包括考察团有关天文、地理、人文、考古、植物、动物各个门类的研究成果。赫定还用“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名字写了本书，大概赫定是最早用这个名字作书名的影响很大。他的老师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但是没有科学的论证，真正把丝绸之路做了科学论证的是斯文·赫定。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出了很多人才，考察团里有一个搞考古的贝格曼（Folke Bergman），当时非常年轻，运气非常好，他最重要的成就是跟黄文弼一起发现了居延汉简，他本人还发现了小河墓地。他写的《新疆考古研究》于1939年出版。
四
于阗文书与吐鲁番仕女画
我去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图4）的时候，接待我的是夏义普先生（Bo Sommarstr），他出生于湖北，当时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但是对中国人很有感情，像见了老家来的人一样，前前后后帮我找东西。
贝利（H.W.Bailey）教授的《于阗语文书集》第四卷副标题叫“赫定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塞语文书”，有转写，还有翻译，但只附了几张图。书中主要是于阗语文书，也有汉语于阗语双语的，但是只有汉语的贝利不管。以我对遗址的了解，挖了这么多于阗语的文书，肯定也有汉语文书，这就是我去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的缘由。
我获得了当时的入藏目录，是1933年入藏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的东西。这份瑞典文写的草目，一共著录一百多号，有木简，有纸本。我去的时候，博物馆正在搬家，纸本的全在箱子里，木简的全打开了，我把木简整个过了一遍。根据草目，这些于阗语文书虽然称为“赫定收集品”，实际上不是赫定本人收集的，是天文学者安博尔特（Nils Ambolt）所获。他当时在和田地区活动，主要负责测经纬度，从当地居民手中搜集到一些于阗文、汉文写本。当时中瑞科学考察团订立的协议，所有文物都不能拿走，可以送到瑞典研究，但是研究之后，必须还回来。实际上，但还是有些被偷汤换药，利用那些搞科学的人把古物带走了。
Hedin 24号文书（图5）是我最想看的，贝利的书里有这件牒文，但原件在箱子里，我没有见到原物。贝利请了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帮他录文，蒲立本把倒数第三行最上面几个字录成了“五十四年”，认为对应着一个有着五十四年统治期的于阗王。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成立。当时的于阗是唐朝的羁縻州，发出去的公文，落款是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某某，职务写全了应该是安西节度副使、毗沙都督府都督、于阗王某某某。他是唐朝的都督和节度使，他下达的公文用汉文于阗文双语写，牒文以汉语书写，只有牒文主体部分有对应的于阗文，后面年代、属衔部分没有于阗文。按照我对唐代公文书的理解，纪年的地方没有别的可能，只能是一个唐朝的年号，根据后来瑞典方面寄给我的照片，我认为是“贞元十四年”。这是唐朝统治羁縻州最直接的证据，唐朝怎么统治塔里木盆地，运用汉语和地方语言沟通，这都是最好的材料。
贞元十四年（798），这个年代是唐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末期，之后吐蕃占领了这里。这件文书是吐蕃占领之前的最后一个年号的文书，至今没有发现比它更晚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文书上说的是贼人从塔里木盆地北面沿着和田河到了麻札塔格，那里的人侦查到了贼人的消息后，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坎城地区的官员，长官命令“人畜一切尽收入坎城防备”。这是唐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一个活生生的史料。
我看到原物的永泰三年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片木简只有汉文，贝利的书没有收录。简上写：“拔伽百姓勿日桑宜纳馆家草壹落子，永泰三年正月五日曹头忽延牌。”永泰三年（767，永泰无三年，应是二年十一月改元后，时间迟滞，还未传到于阗）是唐代宗时期，简文记于阗一个小吏（曹头）收了拔伽村一个叫勿日桑宜的百姓纳馆家草，我们在于阗语文书里找到了这个于阗人的名字。当地百姓要上交草来喂马，以此维持馆驿的运营。史书中记载，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建立安西都护府后，在整个四镇地区“列置馆驿”。这个简证明唐朝把馆驿系统铺设到了于阗。每件文书对于我们研究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只有几个字。
瑞典之行的收获不多，但找到的东西在关节点上。
夏义普先生还给我看了一批在敦煌买到的回鹘文卷子，写得很整齐，肯定是回鹘文的佛经。日本学者百济康义1980年编了一份《瑞典人种学博物馆所藏回鹘文写本草目》。夏义普把目录复印了一份给我，目录里包含所有卷子的，用photo copy那种机器印的，就跟照片一样，非常清晰。
夏义普又拿出一幅纸本唐画（图6）给我看，画的是一位站立的仕女，左上方有题记一行：“九娘语：四姐儿初学画，四姐忆念儿即看。”意思是说，四姐的小孩在九娘这养着，九娘说：四姐的儿子初学画，四姐想念的时候，看看你儿子画的画。特别生动的一封信。而且小孩画得很好，是盛唐标准的仕女图。吐鲁番阿斯塔那盛唐时期的画，真比敦煌那些绢画好，因为年代早，敦煌的佛教绢纸画基本是吐蕃统治以后的，阿斯塔那出的唐画都是盛唐时期的。比如《牵马图》《围棋仕女图》，都是长安的画法。这些画可能就是长安画好带过来的，我认为不是吐鲁番当地人画的，但是吐鲁番当地孩子学画，要跟着这些画稿来学。
吐鲁番发现唐朝纸画
我在闭馆前看完了所有要看的材料，赶紧回教育处，那里的主任说一定要在7点之前回来。结果我匆忙中看错了站名，瑞典文的词儿太长，等我从地铁上来，是个陌生的地方。问一位老汉，他看了半天我的地图，说“你坐出了地图”。我赶紧往回返，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那位好心的主任在那里等着我，听我讲完为什么大老远的来这里考察之后，说我开车送你去火车站。他被“我的探险生涯”感动了，我节省了时间，赶晚上的火车回哥本哈根。30日在哥本哈根转车，下午回到汉堡。
五
马达汉收集品的遗憾
我1985年欧洲考察，有我的老师许理和给各个收藏单位写信，一般单位都会接受，唯独被拒绝的就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馆方给许理和回信说这些文书太脆了，要看可以去日本看百济康义拍的照片。他哪儿知道，那时候中国人出趟国多么不容易！我出国前跟周一良先生汇报，周先生说，你把马达汉的这些东西弄回来，就不虚此行了，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到今天这批资料也没有公布，只有个别学者写了文章，有黑乎乎很小的照片。很遗憾，我到了斯德哥尔摩，离赫尔辛基很近了，但是没去成。
马达汉（Gustaf E.Mannerheim）的名字我1996年写《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时音译成“曼涅尔海姆”，后来新疆档案馆公布了有关他的档案，他的汉文名字叫马达汉。这是个传奇人物，他早年在沙俄海军服役，是海军部的军官。沙俄派他到新疆打探军事情报，同时他受芬兰的芬乌学会委托，搜集古物和民俗学标本。当时他向清朝政府申请的护照还没发下来，他假装成伯希和探险队的成员，跟着伯希和一起从安集延进入新疆。马达汉往南去了和田，他不是考古学家，到和田就在当地买东西，包括文书、钱币、陶制小雕像、建筑构件、生活器皿，古物也拿，民俗器物也拿。和田早期的流通货币汉佉二体钱（铭文货币，汉文佉卢文双语），除英国外，国内外收藏非常少，英国博物馆的汪海岚二十一世纪初到芬兰调查，结果发现有九十七枚，过去芬兰人没有好好整理过。马达汉在和田也买了一些于阗文、梵文的东西，但是比较少。
马达汉从和田北上，由乌什、阿克苏，再北上柯坪，进入天山和伊犁河流域考察。这不像一般搞考古的，不挖墓，也不挖城址，他为什么跑到天山的山口去？（图7）因为他是谍报人员，他要看这些山口的冰层，什么时候可以过人，能过多少人，马驴能过，还是车能过。他对每一个村镇有多少兵，兵营在哪，用的什么武器，都有记录，而且画了图，比清朝地方志详细多了。他在天山北面待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等他的护照。他从郁勒都斯河谷下到焉耆的时候，肯定已经有眼线告诉他，清朝政府给他的护照已经到了新疆。他到焉耆才拿了护照，才有正式的身份。马达汉从焉耆到乌鲁木齐，沿天山北路到古城（就是北庭），再南下吐鲁番，在吐鲁番一些地方收集了不少写本，向东经哈密到敦煌。他大概比斯坦因早到敦煌三个月，但他没去莫高窟。现在芬兰学者很遗憾马达汉为什么没去，他的日记里说好长时间没有野味，去打野鸭子了，没去莫高窟。他是一个军人，对那些经卷兴趣不大。芬兰人非常遗憾，说他要是去了莫高窟，马达汉就是斯坦因了。他从敦煌向南山跑到撒里畏兀儿那里，又经武威，到拉布楞寺去一趟，从兰州、开封、太原到五台山，最后到北京，再经日本，绕海参崴，回圣彼得堡。
马达汉写了一本旅行记《由西向东穿越亚洲》，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中译本，是中国驻芬兰大使从芬兰语译的。我用的是1940年赫尔辛基出的英译本。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机会到芬兰调查这批吐鲁番资料，但我在百济康义的研究室看过他拍的所有照片，他也让我复制了其中的非佛教文献。后来我一个学生到赫尔辛基大学进修半年，通过他芬兰的老师，拍了一些吐鲁番文书的照片。这些照片拍得不太规整，但是非常有用。现在，马达汉收集的两千多件文书已经从赫尔辛基大学移到了芬兰国家图书馆，我这里提示几件重要文书。
高昌王供养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图8），残存题记的上半截，上面写“延昌卅一年辛亥岁二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云云。这是相当于隋朝时期高昌地区最高等级的佛教典籍。这样的写经有两件，另一件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也残失下半，虽然第一行只残存了“白衣”，但一定是高昌王，高昌王都供养这个《仁王经》。这些写经和题记与我在柏林看到的高昌王麹乾固的写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每一卷后边都要写同一个题记，所以我敢把这两件定为高昌王麹乾固的写经。
马达汉所获《仁王经》高昌王题记
我们做旅顺博物馆藏卷的工作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拼合《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户籍》，这也是我积累了多年的结果。按照背面的佛经目录顺序，位置我们大致可以复原。从右向左，旅顺博物馆的一件（LM编号）上面接龙谷大学收藏的一件大谷文书（Ot.5452）。再后是旅博的一长纸片，再下四五片是日本书道博物馆的（SH编号）。再后面一大片是俄国克罗特科夫收集品（Kr编号），我是从东洋文库申请到的黑白照片，把它接在这组文书里。最后一件是龙谷藏大谷文书。这里面还可以插进两片马达汉的，但是我们没有图。这是一组由王树枏、大谷探险队、克罗特科夫、马达汉的收集品拼出的户籍，现散落在世界各地，计有十二件文书残片。
有一年，我在圣彼得堡的机场候机，一位芬兰人没有赶上班机，一点都不着急，因为她很快可以搭后面的班机去赫尔辛基。我多希望自己也能去一趟那里，把马达汉的收集品调查清楚，这是我1985年欧洲寻找敦煌的最大遗憾。
（附记：《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演基础上，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文稿，感谢博物馆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细心工作。）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2期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