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关于标点符号的传统笑话:从前有个财主,为人吝啬刻薄。有个秀才想嘲笑他,就提出要给他写对联。这幅对联写的是:
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
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
财主一看“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觉得这说的是他的生意,自然十分喜欢。没想到,等对联挂出来以后,却让大家笑破了肚皮。原来,大家并不按这个办法断句,而是念成:“酿酒缸缸好做醋,坛坛酸;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断句的位置一变,意思就完全变化了。
这个笑话背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同一句书面语断句不同,就会出现歧义。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笑点都出在断句上。要想消除这种歧义也很简单,只要加上标点就可以了。我们阅读时能秒懂笑点,正是靠着标点符号的帮助,完美展示了两种断句的读法。那么既然标点符号能解决歧义,财主为什么不让秀才直接点上标点呢?这就要从标点符号的历史说起了。
01
汉语标点符号的起源
在中学学习语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一类练习题折磨:给文言文断句加标点。一段段没有标点的文言文,不知道折磨了多少中学生。在做题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古人写文章都没有标点符号吗?一口气说这么一大段话,他们不会“憋死”吗?这个说法有点小看古人了。其实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一种竖线符号。
甲骨文会写在龟甲、牛骨等材料上,其内容多为占卜的卜辞。一块龟甲或牛骨经常要进行多次占卜,也会记录多段卜辞。这些卜辞有用来占卜日期和人名的前辞;有用来询问事情的命辞;有用来占卜成败的占辞;还有用来事后验证情况的验辞……古人会在不同卜辞之间划上一道长线做区分。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长线是类似简册的分行,用来分隔不同的卜辞。这种符号虽然还不能称为“标点符号”,但也已经有了分割文字便于阅读的用处。甲骨文之后,中国古人开始使用金文,这种文字常常出现在青铜器上。人们也会在文字边上加上小勾或者短横之类的符号来区分词义。
《卜辞通纂》第430片,长长的细线用于划分卜辞,来源:参考文献[5]
再后来,古人的生活越来越复杂,需要记录的文字也越来越多。这些文字有法律、账本、政治文件等,还有孔子、老子这些思想家的言论和文章。古人意识到,在文字中间加上符号用于断句,可以消除歧义;在篇目开头和文章结尾加上符号,可以分开章节。这些用于帮助人们阅读理解书面文字的符号,便是后世标点符号的源头。
到了汉朝,标点符号又有了进一步地发展。比如东汉时期的文字工具书《说文解字》中,就收录了几个文字符号。例如,书中有一句“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其中的“丶”(zhǔ)就用于古人读书时的断句。
说文解字中的丶字,来源:参考文献[4]
不过,这些符号并不固定。人们在先秦时代保存至今的竹简、帛书上,又发现了八种不同符号。其中很多符号的含义一样,但古人在用的时候非常随意。
到了宋朝,印刷术已经普及,让标点符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彼时还没有出现统一的标点符号标准,但是一些宋朝刻印书籍可以做到一部书统一使用一套标点符号。同一种符号大小一致,位置也固定了下来。这些标点符号有的已经比较接近今天的标点符号了。类似的刻书方法一直延续到清朝。
余仁仲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一首叶,可见印刷书籍上复杂的标点(左为台北故宫藏本,右为国图藏本),来源:参考文献[5]
02
标点符号标准诞生
这么说来,标点符号的历史已久,那古人不用标点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在龟甲、竹简、帛书上记载文字而使用标点,只是很少一部分。而大多数古人,写字其实还是不加标点的。一些特殊的文字——比如开篇的对联,是从来不会点标点的。
除了对联,有一些比较正式的文字也不会加标点,比如给皇上的奏折。下面这张图是康熙五十七年两广总督写给皇帝的奏折,黑色字迹是总督本人的,红色字迹叫做“朱批”,是康熙皇帝写的批示。可以看到,奏折文字的位置有一套特定的格式,但全文没有一个标点。熟悉古文的同学应该可以轻松念出来,但不熟悉的人,就要费点劲了。
此外,许多书籍也是没有标点的。尽管宋朝刻印的书籍中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标点,但也并不是所有书籍都如此。《宋史·何基传》里记载何基读书:“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段文字出现了“标点”这个词,既说明标点的概念出现得很早,也说明当年的书很多都没有印刷标点。读者读书时,一手拿书,一手执笔,边读边点,帮助理解。古人把断句叫做句读(dòu),这种读书方法就叫做“点句读”。到了今天,学习古典文献的的研究生还会对着平板电脑,练习点句读。
书籍没有标点,还会造成千古疑案。《论语·泰伯》中有一句话,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解释为“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人们一般把这句话看成愚民政策加以批评。但是,到了近代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梁启超就对这句话的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也完全变了。一般认为,这些新读法是近代学者的“发明”。不过,《论语》的文字出现得太早,不太可能找到加标点的古书了。要反驳这些说法,谁也拿不出“硬证据”,也只能通过对文字的解读去猜测古人的意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一批学者和出版家了解古人使用标点的情况,也学习了西方标点符号,提出要制定中国人自己的标点符号标准,还要把这套标准用到印刷书籍里。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2月,陈独秀和胡适支持出版人,出版了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民国政府教育部随后颁布了学习标点符号的训令。出版和书写的标点符号开始有了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后来,标点符号的标准几经修订,囊括了各种符号,也考虑了不同的使用场景。最新的标点符号标准是2012年颁行的《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从学校教育到文字出版,再到日常写作,大家遵循的就是这套标准。
这套用法标准将标点符号分为两种:点号和标号。其中点号分为句末点号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包括句号、问号、叹号;句内点号包括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标号包括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分隔号。
然而,标准和理论总是跟不上语言的流变和表达的实践,届时可能又会有新的标点符号标准颁行,也会有新的表达方式和习惯涌现。不论语言文字怎么变化,有一个道理总不会变——好的标点符号要承载信息、消除歧义。我们在使用标点符号时,也要考虑这两点。
最后,我们再用一个来自英文的笑话结尾:一只熊猫来到饭店,点了一份竹笋吃完就走。店员拦住熊猫结账,没想到,熊猫掏出手枪,朝天砰砰放了两枪。还掏出一本字典,说,“熊猫吃,开枪,离开”。
原来,词典上写的是熊猫吃(eats)竹笋(shoots)和竹叶(leaves),但这只狡猾的熊猫加了一个逗号,利用单词的歧义,把竹笋和竹叶读成了“开枪”和“走人”。
2003年,英国作家林恩·特拉斯写了一本关于标点符号的书,就用这个笑话当成书名,叫做《吃,开枪,离开》。看来,点不对标点符号不光造成歧义,还会让憨态可掬的熊猫沾染“暴力”。真是不得不防啊。
参考文献:
[1]《中国古文标点特征和创制机理-与欧洲标点传统对比》孙坤,《中国语文》,2015年第六期
[2]《古代标点符号微探》林琳,《文史杂志》,2005年第一期
[3]《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史论纲》管锡华,《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10期
[4]《说文解字》许慎
[5]《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两个印本》张丽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总第75期)
[6]《论语译注》杨伯峻
[7]《“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问题检讨与新解》丁四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20年09期
[8]《评胡适标点论》,岳方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1995年04期
[9]《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
作者:陈朝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硕士
审核:潘守永 知名博物馆学家、人类学家,大学教授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