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今天将目光转向世界史，那么我们的重心不再是追溯流转的时间，不再提出表面看来如此简单的问题：历史的面目曾经是怎样的，尤其是各国如何形成，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尽管我们的研究十分接近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旧式研究，但我们提出了相对更加复杂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与布克哈特相比又更加简单。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要通过审视全部的历史而变得更加明智。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不作为单独的一个民族，而作为由历史的潮流向前推进的人类，到底处于历史潮流中的哪个位置呢？这一潮流通过我们实现了什么呢？——我们感觉到，这一潮流正以极快的，甚至迅猛的速度将我们带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新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曾经熟悉的许多伟大事物似乎不再具有继续发展的空间，而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许多事物创造出更加舒适的条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事物变得更加阴暗、沉重、危险，很多事物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由，那样富有来自内部的自发力量。

我们满怀希冀地回顾历史，希冀中同时夹杂着担忧与好奇，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却不能立即完全理解这个转折的深刻程度如何，为了长期给新的事物腾出余地，我们以往的生存状态中那些本质性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要消失，那些新的事物又是些什么。我们感到急需澄清当前这种前所未有、含混不清的局面，要了解这种局面的重要意义，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在于全面掌握历史潮流的驱动力、历程、形态和引起变化的动因，我们希望，能够由此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命运。

在这样的时代里，历史哲学常常应运而生，或者说，当人们试图局限于通过经验的方法理解事物并用可以理解的方式总括这些事物时，历史社会学便出现了。

公元410年，罗马城被摧毁殆尽、整个希腊—罗马世界摇摇欲坠之时，奥古斯丁（Augustin）撰写了伟大的历史哲学著作《上帝之城》（Civitas Dei），该著作生发于一个信念。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旨在在世界历史中呈现基督教中上帝的计划，这样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全面崩溃时，信徒们不会迷失方向，不会失去信念。他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解释，这种解释因为铸造了某种框架和范式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此后的基督教—天主教世界中的历史运动正是发生在这种框架和范式中，也正是这种框架和范式的思想试图不断重新塑造该历史运动。这是一种塑造历史的欲望，它出现在最危难的时期，与对历史的阐释结合在一起：它是西方一切历史哲学的开端。

西方日耳曼—罗马人的世界用了将近一千五百年，才面临着一个同样关键的转折点—法国大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的一段时期，这时的西方感到必须通过全面解释一切来澄清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预知自己的前途。如果说前人已经奏响了序曲的话，那么承担这时主题曲演奏的首先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伏尔泰（Voltaire）、杜尔哥（Turgot）等思想家，他们对历史的观察经过孔多塞（Condorcet）、康德（Kant）等人发展，成为以费希特（Fichte）为代表的建设性的解释和以赫尔德（Herder）为代表的直觉性的解释，二者成为两个对立的极端。这些思想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透过科学这层湛蓝而清澈的水面对历史进行观察，提炼思想，但他们仍然像奥古斯丁一样，本着一种信念对生活和历史进行解释。他们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从某些方面来说，黑格尔（Hegel）的方法和影响和奥古斯丁相去不远，再次从一种信念导出一幅意向之图。这幅图像曾在奥古斯丁那里体现为侍奉上帝之国中的神的理性，在黑格尔这里则体现为世俗国家中的神的理性。这幅图像再次被黑格尔这位思想家以天才的方法隐藏于对历史的解释之中，它本应作为解释的终极目标，却被从终极目标推导出来。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从基督教世界的角度预示和解释罗马帝国衰亡，并且在它衰亡之际，借助由此被唤醒的教会的力量，确实部分地拯救了历史的外壳、内容和结构。就像他一样，黑格尔也试图以自己的历史哲学，将一个侍奉神的国家躯体，从西方旧体社会的崩溃过程中抢救出来，使它成为未来的生存形式。

但是，19 世纪的涡流仍旧在向前旋转。对历史进行的全面观察出现了，同时，观察家们声称，不再以某种信仰为出发点，或者说不再先验地去解释历史，并且要确定人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他们十分自豪地用实证主义的探察方法刻画出历史的全部过程之特征，并且以此为基础预测未来—这就是历史社会学的最初形式及其最初目标。然而，在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历史社会学中，对历史真正具有重要意义，或者说总括了世界史的历史社会学，即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又将一种综括性的意向和对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至此为止，恐怕只有奥古斯丁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真正总括了世界史，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我们不能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有意识地重新解释历史进程的图景，重新解释一种动态进程。这种动态进程中的任何时刻在马克思看来都可以得到观察，马克思的重新解释目的在于取得他规划出来的，而非上帝所求的最终景象——无产阶级的新的千年王国之总揽。然而，他对历史所作的解释的每一个部分，都从这幅未来图景中得到灵感。同其他伟大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社会学一样，马克思的解释将人们经历的必然性命运历程，同处在这种命运历程中的人们心中实现命运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否则，他的解释作为对历史的解释决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影响。

尽管马克思的成功之作不免有失偏颇，理论基础有些混乱，但他的伟大理论给后人带来了启发，推动了后人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反对他的理论，这在我们下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到。自马克思以后，我们的时代经历了过于理性的时期，这是一个将一切事物化解成具体部分，并进行“经验主义的、精确的历史观察”时期，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如今，这种形式的历史观察在经历了“物理冷却”后，受到了比怀疑价值、未来和资本主义经济重要性等更加深刻的怀疑，因而发生了动摇。现在，或者说直到不久之前，这种观察历史的形式充满了纵览历史潮流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却没有为生活在未来的人们带来具有激励价值的感受。除此之外的其他理论则超越了怀疑主义和探究的目的，积聚起无法温暖人心的勇气，这是一种面对我们自己的未来乃至面对全人类未来时促生普遍消极主义的勇气。（斯宾格勒！）这是一个缺乏信仰而对文化进行预测的时期。

本书所陈述的一切，从科学信念和思想态度上都同上述文化预测拉开了距离，存在着鸿沟。历史发展的某些路径贯穿历史进程，不可回复，由此可以假定，这些发展的路径也将延续到未来。对于这样的一些发展路径，曾经进行过文化预测的旧有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社会学以及现代的文化预测学，在研究历史材料时，也许已经提供了重要认识。毫无疑问，事实与认识并无二致：历史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化预测学所探察和确定的东西，对于包括现今在内的任何一个历史时刻来说，都意味着设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这些条件和其他条件一起将每一个历史时刻塑造成一个独特的时刻，正是从这个时刻中，迸发出人们自发的创造性行为，其间，人们利用了前所未有的全部条件和可能性。人们这种自发的创造性行为同所有具有生命力的自然所产生的创造行为一样，其深度都无法预知。充满生气的大自然之本质就在于利用既定的条件、材料、力量和机会创造出新的事物，这些新的事物在其本质和形态上和任何一种创造物一样都是几乎无法预见的。

这是一种别样的科学立场，一种别样的态度。本书本着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再次放眼未来，观察前人曾经如何看待未来，当今对未来又持何种态度。这是在眺望远方，那里竖起的门槛上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些无法预料的事物。

这种态度设定了我们能够追问范围的界限，在这样一个隐藏着的框架内，这种态度让我们拥有更多探求的权利，在笔者看来，这还是一种探求的动力，探求自身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历史的整体进程、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何种时刻，以及各种条件与既往事物的关系，这诸多方面似乎将我们置于一些多少有些僵化不变的条件之中。上述这种态度会让我们拥有动力来熟悉这些条件，澄清那些从历史深层角度可以观察到的、促成我们行动和创造事物的可能性，使我们在处于令人迷惘、遭受威胁的境况时，综观人类的全部命运，尽可能地避免我们自发的意愿在各种施发途径中都收获寥寥的结果。尽管我们不断涌流而出的创造力以历史中伟大乃至最伟大事物为标准来评判自身的价值，从而感受其自身之中和之后的历史，上述态度仍会让我们涌流而出的创造力所取得的成就符合时代要求，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

（本文节选自《文化的世界史》导论，标题为编者拟，注释从略）

《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德]阿尔弗雷德·韦伯 著；姚燕 译；2022年6月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来源：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