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樊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