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的图册《徐显卿宦迹图》，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的为官业绩，现存26开，藏于故宫博物院，其中第11开为《棘院秉衡》，描绘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场景。

棘院即古代开科取士的地方——贡院，因贡院用荆棘遍置围墙，故名；秉衡寓意秉公无私。此图表现了徐显卿公平公正主持科举考试之事，从中也可看出北京贡院的建筑风貌和科举考试的情景。

北京贡院为全国会试的考场，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早期的贡院很简陋，举子考试、吃住的场所称为“号舍”，是用木板和芦席搭建的棚子。会试的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名曰“春闱”，时间为9天3场，每场3天。此时北京的天气还很寒冷，每个号舍里都放有木制桌椅、取暖火盆、烧茶做饭的炉灶和照明用的蜡烛，这些都是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且一旦发生很难扑救。

最严重的一次火灾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会试的大火，当时贡院起火后，负责监督科考的监察御史焦显机械地执行朝廷政策，锁上贡院之门，不许人员出入，导致考生被烧死90余人，伤者无数。当时的苏州人奚昌曾赋诗悼念：“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

火灾后，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号，以安慰其家人，但是礼科给事中何琮弹劾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最终明英宗还是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90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上，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同年五月修复焚后的贡院，并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当朝“人文渐开，两畿诸省解额岁增，士就试南宫至四千有奇，而贡院偪隘如故，又杂居民舍间”。（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开工重建，次年九月告竣。重建后的贡院面积扩大了，“径广百六十丈”；建筑布局严谨，墙垣高耸，公堂、衙署高大森严，高墙四周各建角楼以备监考瞭望之用；正门分左、中、右三路，立牌坊三座，左为“虞门”，右为“周俊”，中为“天下文明”；牌坊后为贡院正门两座，每座大门两侧都配有小厅，供稽查人员进出。靠右一侧的大门为考生进出之门，称作“龙门”，取“鲤鱼跃龙门”之意，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搜身，以防考生身上藏有“夹带”。门内有明远楼、至公堂、聚奎堂、会经堂、十八房等。东西两侧建有号舍70区，每区70间，并将木板房舍改为砖瓦结构，既可避风雨，又增强了防火性能。

《棘院秉衡》所绘即是这次重建后的贡院情景。史载，徐显卿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历二年(1574年)，徐显卿作为同考官，参与会试校阅试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再次参与会试校阅试卷；同年秋，作为主考官主持武举会试，画面描绘的即是其此次主持科考。

图中贡院内的官衙房屋排列整齐，树木葱葱郁郁，晨雾笼罩，凉风习习，应是天刚蒙蒙亮。考生们已经坐在号舍里聚精会神答卷，考官与监考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考场肃穆，气氛紧张，整个画面一片静谧，好像掉根针都能听得到。甬道最前正中是明远楼，为三重檐，歇山十字形屋脊，楼下四隅各开券门，楼上彩旗招展，四边站有监考官、巡查官，登临眺望，严防考生作弊。甬道两旁是一排排号舍，考生坐在其间，正苦思冥想作文。

明远楼后中部是至公堂，为尖山式悬山屋顶，前出抱厦五间，室内端坐者为监考官，两侧有东、西大库。再后一进院落，正厅为聚奎堂，这是主考官所居之地，其中身着红色官服者为徐显卿，旁有侍者站立。两侧有几个院落在绿树掩映之下，是同考官、内监试、内掌卷等“内帘官”们办公居住的场所。其它建筑还有公堂、官员居室、点名厅、守备厅、监试厅及印刷刻字、誊录、受卷、弥封等处所。

清代康熙、雍正朝，北京贡院规模又有所扩大，至乾隆朝，贡院号舍已达一万余间，规模蔚为可观。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乾隆皇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视察修葺一新的贡院，乘兴赋诗四首，其中一首为：“翰苑琼筵酌令辰，棘闱来阅凤城闉。百年士气经培养，寸晷簷（檐）风实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白驹翙羽传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乾隆帝在诗中承诺厚待读书人，天下英才也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以实现太平盛世。

清朝末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北京贡院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已荡然无存，只是还有以贡院命名的街道、地名。北京贡院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文化和人才的尊重。

文/郑学富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