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三江源、大熊猫等五大国家公园宣布正式设立。三江源位于“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又被誉为“亚洲水塔”，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这标志着三江源的保护进入一个新时期。”11月初，“公园中国探秘三江源”特别报道组走进三江源腹地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杰桑·索南达杰生前的秘书哈希·扎西多杰告诉记者，这是索南达杰牺牲近30年后，三江源保护举措的第三次升级。

索南达杰，治多县人，1994年，为保护藏羚羊，他在可可西里与持枪盗猎者对峙时牺牲。作为第一位为环保而牺牲的政府官员，索南达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1995年，青海省批准建立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国务院批准将其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次三江源设立国家公园，其保护方式和前面都不同，前面重在保护，而这一次是保护与发展并重。”哈希·扎西多杰说。

进可可西里

“他是一个挺超前的人”

58岁的哈希·扎西多杰出生于玉树州治多县索加乡，大家都叫他“扎西多杰”。大学毕业后，扎西多杰曾在家乡当过干部，也建立过环保组织，甚至还出演过电影。

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与盗猎者对峙时牺牲的故事。影片中，哈希·扎西多杰本色出演，他是索南达杰的秘书。

可可西里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每年5月至7月上旬，数万只藏羚羊前往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产崽。但在盗猎猖獗的20多年前，这里的藏羚羊一度不足2万只。

1992年，治多县成立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索南达杰担任西部工委书记。他曾带队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进行调查，也曾发出“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的感叹。

“那个时候藏羚羊还不是保护物种，也没有人提环保、生态，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超前的人。”扎西多杰介绍，索南达杰生前总是喜欢拿着一张可可西里的地图仔细观看，还经常携带着一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他是我的老师，又像大哥一样，会指着我的鼻子骂，问我这几天记了几个英语单词。”扎西多杰回忆，1994年，为了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全省环境工作会议上报告可可西里的相关情况，他和索南达杰等人进入可可西里，在新疆和青海的交界处遇上一伙盗猎者，双方发生冲突。为了送伤者就医，他先一步离开，没想到索南达杰被盗猎者枪杀。

来了大学生

索南达杰唤醒了大众的环保意识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1995年，青海省批准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996年，索南达杰被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环保卫士”称号。1997年，国务院批准将可可西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纪念索南达杰，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被命名为“杰桑·索南达杰保护站”。

扎西多杰认为，索南达杰的牺牲，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大众的环保意识。“最早的那些环保机构几乎都和可可西里有关系。”扎西多杰表示，索南达杰牺牲后，大量的民间环保组织在其影响下成立，其中不乏活跃至今的。

他说，在索南达杰离世后，不仅媒体记者蜂拥而至，也让许多普通人开始关心环保、关心三江源这片土地。

“那时候的大学生，一批一批进来，后来取名天津野牦牛队、北京野牦牛队……”扎西多杰介绍，他曾连续五六年组织北京的大学生到青海，让他们了解高原的生活，“我们起了个名字叫草原部落，每年有12个孩子到这里来，就住在牧民家里。虽然他们不懂藏语，但和牧民的关系都特别好，分别的时候牧民哭，学生也哭。”

“以前大家都不怎么提生态保护，索南达杰牺牲之后，才有了后面的电影，才有了这一连串的影响。”扎西多杰表示。

回到黄河源

大学生牧民要建生态牧场

在索南达杰牺牲后的近三十年里，哈希·扎西多杰一直在从事环保工作，在他家中，因参与环保工作获得的奖状摆满了一整面墙的柜子。不过扎西多杰认为，自己仅仅是这些年环保事业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个见证者。

在他看来，三江源的保护工作，不仅要关注可可西里，也要关注位于玉树曲麻莱县的黄河源头麻多乡、关注藏羚羊的另一聚集地羌塘；不仅要关注藏羚羊，也要关注实际上更濒危的野牦牛；不仅要关注动物与植物，也要关注生活在三江源的人。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协调原住民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这里，截至2020年底，有1.7万余名牧民成为了“生态管护员”，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也推动了牧区的高质量发展。

扎西多杰的学生索南义西大学毕业后，曾加入老师的环保组织工作，但在2017年，他又回到了自己成长的牧场当牧民。索南义西告诉记者，他想要打造一个“生态牧场”。

“那些年轻人，博士硕士毕业回到农村来，已不是简单的牧民。他们很懂牧区的情况，我相信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做好环境保护的。”扎西多杰表示，比起他自己，索南义西的举动更值得关注。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