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她骑着毛驴，身穿红棉袄，跟着比自己大十几岁的丈夫，来到山西临县天池沟村一孔位于半山腰的土窑洞。

她叫李成英，生于1920年，出嫁时年仅13岁。

李成英的童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5岁就被迫缠足。“裹脚太疼了，刚开始连路也不敢走。”李成英是裹小脚的坚定反对者，因为拒绝裹脚，小时候没少挨打。

这种陋习曾让中国女性饱受摧残，在广大农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根除。

李成英身上至今遗留着裹小脚的痕迹。她的双脚脚骨已经完全变形，尽管早已放足，却再也无法恢复。

当年，她迈着小脚入洞房，但自己的丈夫并不喜欢。因为他们是贫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主要靠给地主打长工为生，但“三寸金莲”会大大影响干活效率。

101岁的李成英说，因为脚小走不稳路，在地主家打长工主要是靠丈夫，挣不了太多工钱。

正因如此，他们一共生了9个孩子，却只养活了6个。提起这些往事，老人闭上了眼睛，久久才说：“还是共产党好。”

地处黄河岸边的临县，在1940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从那时起，李成英一家的命运开始不断发生改变。

1942年，临县实行“减租减息”。李成英在不远处的曜头村分到了1孔石窑，从此一家人搬下了大山。

4年后，临县试点土地改革，她和丈夫薛世堂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临县志》记载，当时临县将211421亩土地重新分配，无地少地农民都分到了土地。

有了土地，农民真正当家做主。靠分到的几亩薄田，李成英养大了6个孩子。

出生于1951年的薛俊喜是李成英的二儿子。比起哥哥和姐姐，他幸运地出生在新中国，不但摆脱了给地主打长工的日子，还上了小学和初中。

对于这个家族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个新的开始。

初中毕业后，薛俊喜在村里当了3年会计。1972年，他用全家攒的120元钱当彩礼，娶上了媳妇。

“那时候，农村还很穷，120元钱是我们全家好几年才攒下的。”薛俊喜说，由于盖不起新房，他和妻子在别人的窑洞里整整租住了20年。

1978年，薛俊喜的生活迎来了转机。

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各种新办企业快速涌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农村快速推开。薛俊喜不仅承包了土地，更有了外出打工挣钱的机会。

4年后，他建了两口窑洞，搬进新房。但贫穷仍如影随形，直到前几年才彻底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指导思想。薛俊喜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了精准帮扶，终于在2018年脱了贫。

“去年，我的收入超过1万元。”他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夏日的曜头村一片生机，崭新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错落有致，400多座大棚整齐排列在村边。李成英的第三代长孙薛兴平，放弃在外打工，重新回到了村里。他流转了20亩耕地种玉米，一年能挣2万多元钱。

“村里在搞乡村振兴，挣钱的机会越来越多。”他说。

薛兴平今年54岁。他拒绝像父辈那样把自己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成年就外出闯荡，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他在煤矿挖过煤，在大城市当过修理工，早在1990年就花十几万元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楼。

但他的儿子薛勇则更向往城市。

这位1996年出生的年轻人是省城太原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我现在每天收入在350元左右，挺不错的。”薛勇说。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薛勇和妻子拥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每过几周，就会开3小时车回老家和父母团聚。

去年，他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参加了祖母李成英的百岁生日宴。这个大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五代，在一片祥和中实现了第一次见面。

李成英一生艰辛，不识一字。但她最小的后代薛子皓，将在城里上学。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

这就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家族故事，跨越百年，透射出中国从苦难到兴盛的沧桑巨变。

文/吕梦琦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