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胜，中国作协副主席。云南丽江人，纳西族。
1980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并留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日本大阪大学、日本筑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语言文化学、日本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获硕士、博士学位。
2001年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6年调任中国文联，2009年任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其间大力推动云南申请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2011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担任专职副主席。现为十三届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闪耀世界的文化IP，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师生们在战乱和流亡中，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教书读书，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杰出精英，产生过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领域的名人。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自强不息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对此我们应该总结、研究，在新时代弘扬这种现象和精神。”
连续两届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递交提案，主题都跟家乡云南和历史上的西南联大有关。
在白庚胜眼里，“西南联大不仅代表云南，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化精华。但是，多年来人们对这一文化IP缺乏系统的开发思路，也没有具体规划和战略，导致至今这一文化旅游资源的富矿仍然尘封在历史中。”
西南联大一直是云南最著名的文化名片之一。今年底5月底，以采访西南联大老校友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九零后》进院线上映；月初，青年作家杨潇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出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腾讯影业等联手打造的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也已杀青，预计今年播出；云南方面也开发推出的文化旅游线路“西南联大文化之旅”，希冀探索影旅联动新模式，形成线上内容与线下实景娱乐相互增值的良性循环。
建议设立永久性西南联大文化论坛
张英：在您看来，“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文化和教育符号，今天还有哪些意义？
白庚胜：云南有宝藏，有资源，但一直缺少人撬动。西南联大是云南世界级别的文化品牌代表，是难得的云南文化名片。要总结西南联大的文化精神，把它的文化价值、爱国主义精神研究透，充分开发它的文化资源，并赋予它现代性。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闪耀世界的文化IP，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师生们在战乱和流亡中，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教书读书，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杰出精英，产生过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人文领域的名人。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自强不息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对此我们应该总结、研究，在新时代弘扬这种现象和精神。
张英：怎么评价当下云南开通“西南联大文化之旅”文化旅游线路的尝试？
白庚胜：我觉得非常好。通过这条新线路，可以拉动云南的旅游业和文创产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
设计西南联大文化旅游线路时，可以有小中大几种不同设计。大的从北大、清华、南开出发，里面还可以有很多变化。云南省境内的旅游线，是最核心的部分。西南联大的老校址还在，现在是云南师大在使用。可以借云南师大新校区建设的机会，将校址腾退出来，将老校址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或西南联大文创园区。应该进行全球招标、设计、空间布局，以建设西南联大博物馆。蒙自那边的西南联大博物馆，以后可变成分院。
另可在西南联大的老校址这里设立永久性的西南联大文化论坛，每年邀请西南联大的校友，以及全世界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专家，从文化、教育、技术、科技、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美术、摄影各种不同的角度在西南联大原址发出声音，通过文化活动聚拢西南联大的人脉和精神，不让它冷下来。
我到莫斯科大学访问，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树碑立像的，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都是他们学校毕业的，对俄罗斯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我们没这个传统，清华北大都没有。未来，西南联大老校址，应该搞一个雕塑群像，为杰出的校友都立像，树碑立传。
张英：您在提案里，提出应该在云南恢复“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白庚胜：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教育布局的大调整，且已开始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恢复重建西南联大，有利于推动云南边疆教育事业发展。
云南曾经作为抗日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曾倾尽全省之力，呵护西南联大的生存。云南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它至今没有一所国字号大学，教育水平在全国尚属下游。因此应给予更多的关怀、支持，以促进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强化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力量。
而恢复重建西南联大正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兴边、教育强边，并为西南联大文旅融合培育源源不断的生力军，以告慰西南联大的先辈，传承西南联大的薪火。
云南纳西族人
最初只有中专学历
张英：您最早的学历是中专，后来是怎么进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
白庚胜：我是云南纳西族人，最早从中专师范学校毕业后当数理化老师。后来学校想让我教语文，就派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刚从中国科学院那边分出来两年，要成立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那时候会说汉语，又会少数民族语言的人不多，同时学过文学的就更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到中央民族学院来找人，最后认为我比较理想，就决定把我留在北京。我就这样留下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
当时这个所刚成立，所长是研究民间文艺的大家贾芝，党委书记王平凡，我是第一个业务人员。没有老师，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宿舍也没有，搬家9次。几十年发展过来，现在这个所共有来自30个民族的近50个工作人员。我是它发展的见证人。
初到研究所，我知道第一要务是打基础、完善自己。到北京之前，我的文学基础也就是小学到高中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课本，只是读点毛主席的诗词，背点毛主席语录。来北京后读的三年半大学，其实是大专待遇，连本科都不算。我们图书馆的书大多是批判读物，绝大部分都不能借阅，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是苏联的小说。直到77、78级大学生进学校以后，图书馆才逐步开放一点欧美小说。所以知识结构有很多欠缺。
当时所里没有任务，我就到处听课。去北大、北师大，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也就是现在的鲁迅文学院第一届少数民族作家班旁听，不断地丰富充实自己。我那时的工资，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剩下的全用来买书。哪儿有报告会，哪儿有讲座，我都骑着自行车去听。中央民族大学王福翰老师，能背诵所有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品，他的课我一节都没落下。我们上大学时候不教外语，我就自学，上日语班，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最有特点的是民间文学——史诗、神话、故事传说。所以听了北大段宝林老师的课之后，我想考他的硕士研究生。正好，1983年他要招两个学生，我就报考了。结果，当时北大有一条规定，只要为北大的体育和文艺做出重大贡献者都可以免考读硕士。最后，段老师那年招了两个打排球的运动员。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我就下决心，将来的学术成就一定要比硕士和博士强。我才25岁，有的是时间。
当年湘黔滇旅行团进入昆明的队伍
背了12本日语教材
考中了唯一公派名额
张英：果然，最后您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权威和开创者。
白庚胜：段老师现在到哪儿都说我是他的学生。事实上不是，但当年我旁听他的课程，他启蒙了我怎么搞民间文学，这倒是真的。
学术发现，无非是几个：一是方法论的贡献，另外是资料的新发现。有了这两条，水平再低都能有新发现。如果你方法不对，或者你的资料都是别人的东西，你就出不了新成果。所以民间调研，是最有用的方法，民间文学的大量作品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生活中。
我就开始走云南，去丽江、迪庆、宁蒗等地区调研，走遍山山水水，记录下数以千计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贵州出版社给我出版的50卷《白庚胜文集》里面，有10卷就是当时我收集的这些作品。全是我自己采集、自己翻译，都是濒临灭绝失传的。我收集之后再去传唱传播，把它们传承下来。创业的人老爱说他的第一桶黄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第一桶金来自民间，来自1980年至1985年在全国的奔走。
张英：后来怎么又得到机会留学日本？
白庚胜：1986年，中国社科院有名额出国留学。32人参加考试，我下苦功，背了12本日语教材，考中了唯一公派名额。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半年强化学习后，1987年11月就去了日本大阪大学留学。
第一次在日本留学的一年半时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人家出国买电冰箱、买电视，我回国时买了6大箱的书。过海关时，工作人员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翻，检查有没有“精神污染”的内容，整整查了我三个小时，查到天都黑了。
回国以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是我大学时期的班主任，鼓励我考母校的研究生，我只好试试。最后一考，成绩全校第一，外语是最好的。读了中国民族语言文学泰斗马学良先生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在职研究生，主要学人类学田野作业。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然科学，我跟着马先生把这门学科拿下来了。
马学良先生后来又让我读他的博士研究生，学语言文化学。从此三年，我一边在家里带孩子，一边当着研究室的主任搞研究，一边读博士。马先生教会我国际音标，中国各民族语言知识、文化以及研究方法，这是只有马学良先生才有的功夫，我把这招学会了。马先生还教我怎么做人、做学问。
拿下日本博士学位
把日本方法用到我国文化研究里
张英：您不光是读了马先生的博士，后来又读了日本的博士。
白庚胜：那是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三个单位，跟日本每年有一个论文博士的合作。1992年，我参加了考试，结果变成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博士同时读。在日本筑波大学跟着宫田登先生学民俗学，一步一步陷在人文科学里不可自拔。
我的一位日本老师小松和彦写了一本书《神明的精神史》，写神是怎么产生的，神对人有什么作用，是从神话和民俗开始研究的。书中有一篇叫《白山的信仰》，讲日本有一座白山，山神白马白袍，跟云南玉龙雪山传说中山神的造型一模一样。它引发了我对颜色和民俗的兴趣。后来写了《揭开玉龙第三国的秘密》和《〈黑白战争〉象征意义辨》，从色彩学的角度去审视东巴史诗中黑和白两个部落的战争，文章分别发表在杂志上。
日本的博士学位不好拿，色彩学跨自然科学、光学，还跨美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五六个学科，更不好拿。我不能什么都搞，只能搞一个，把日本的方法用到我国的文化研究里面。所以，我搞《中国色彩文化学概论》之前先做了纳西族的色彩文化研究。“色彩文化学”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这个学科的构建也是我先做的。
我回国后，马学良先生不久就去世了。去世前，马先生推荐我到北师大去做钟敬文先生的博士后。本来我很想去做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但马先生说钟敬文先生学问厚实，又是作家、教授，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泰斗，他们是最好的朋友。我就到了北师大做博士后研究。
正当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又被推举为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开始以“正名、立规、定向、改制、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科研院所改革实践。多年后又调往中国作家协会主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主抓人才培养、活动组织策划、建设、深化与研究，主编了近千种作品选，推进作品翻译、文字采访、与国内外交流等工作。加上过去曾担任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我从创作、翻译、研究到组织、编写等一一历练，把马学良、贾芝、王平凡、毛墨、刘魁立等开创的这一学科推向了前进。
响应国家和时代的召唤
解决最重大的学术问题
张英：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又是怎样的故事？
白庚胜：我博士答辩那天，马学良先生和钟敬文先生来了。马先生对我很满意：“你这个学术论文有独特的发现，你是真正做学问的。”
原本我跟甘肃黄河出版集团都已签约，毕业后要出20本一套的《中国色彩学丛书》，包括我的《中国色彩文化学概论》。我现在还珍藏着我当年写《中国色彩文化学概论》的目录，经常拿出来看看。
本来，我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做中国色彩文化学的开创者。但是在读博士后之初，钟先生听了我的想法后说：“不行，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响应国家和时代的召唤，解决最重大的学术问题。你的色彩文化学只有你懂，你退休以后慢慢做，没有人会超越你。但现在中国社会转型，农业社会正在转成城市社会，农耕文明在崩溃，农村在变化，而传统文化没人做。我已经98岁，做不了这个工作，你要去做这项工作，去抢救和保护中国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行不行？”我回答他：“坚决听老师的！”
于是，我根据家乡丽江的情况，专门写了《处在紧急危机状态的纳西族文化及其对策》给钟先生。其背景是我回到丽江探亲，进门发现没人说纳西话了，城里面没人穿纳西族服装了，村落里面全是小洋楼了。纳西族如此，广东呢？福建呢？深圳呢？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沿海城市怎么样？中原会怎么样？再过三年五年，我们的西部地区会怎么样呢？我提出了抢救、保护、转型、传承、发展五大对策。
北师大把论文转到教育部，教育部又转到文化部和中宣部。中宣部就来人找我，要调我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我当时已经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了，博士生导师，一年一百万的课题费，管着几十人的少数民族研究队伍，出国每年好几次。我还是国际萨满学会副主席、国际纳西学学会主席、中国少数民族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俗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只是群众团体，社科院是国家部委。我实在不太愿意，我的书记也不愿意让我过去。
但是，我是党员，必须响应时代的号召和需求。更何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原来很厉害，郭沫若做主席，周扬做主席，后来是钟敬文、冯元蔚做主席。研究会主体是民间文学，后来加入民间艺术，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民间艺术家，我最后下定决心，服从调动。
和冯骥才搭档保护文化遗产
张英：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您和冯骥才一起搭档，启动了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
白庚胜：刚到协会，苦不堪言，没有经费，人少，学者已经全部退休，老干部看病都没有钱支付，整个协会的工作大都停滞。秘书长刘春香、副秘书长向云驹很不容易。
冯骥才做主席，我是常务副主席和党组书记。冯骥才几个月、半年来一次，我一天24个小时坐在单位，解决协会的生存问题，把我的知识应用到学术组织、学术建设、日常管理、队伍建设以及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上。
冯骥才是文化名人，他有这个情怀，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影响力，在社会上给我呼吁，影响媒体；我忙具体的工作，找钱，负责组织、策划、实施，搞“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我将协会的工作重新进行了定位：一个是民间文艺，一个是民间文学，一个是民间文化，以抢救工程为总纲。
当时搞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大会很多省都派秘书长、副秘书长、文化厅长参加。大家都想知道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干什么，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地区的民族文化，但不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
搞发布会前夜，冯骥才问我：“庚胜，咱俩背水一战，明天就要出去挂盘了，却没有上级文件、没有经费支持。你怕不怕？有反对我们的人，造谣的，给中央写内参的，拿政协提案的，都有。”我问他怕不怕，他回答我：“不怕！”
我说：“冯主席，你什么都见过了，所以你什么都不怕。我白庚胜连听都没听说过那一切，我能怕吗？我已经看透了世界大趋势，文化遗产对一个民族的意义作用和价值。我在日本的许多博物馆里看到搁满了中国的文物。以前战争、国家动乱，我们缺少文化的认识能力，蒙古学、藏学、考古学、敦煌学，哪个不是帝国主义研究争夺以后中国才重视起来的？只要我们俩做好了，做认真了，对国家和民族有用，我们俩至少是会对历史起到作用的人。”
第二天在大会上，全国各地代表发言，我们请中宣部的人来。后来到中宣部汇报，到文化部汇报，光这些协调工作，占了我大量的时间。由于困难，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国家当时只给了30万。而现在，中国民协仅建一个数据库就给了4个亿，可见国力是越来越强大了。
现在保护文化遗产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运动，全中国的媒体坚定不移地站在我们这边。冯骥才很会找新闻的焦点，对中国民间文化起到最好的宣传作用。当然，这项工作做得好，还与我们主席团是一个好团队有关，还有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倾力支持。
我非常怀念那段与郑义民、夏挽群、常嗣新、曹保民、余未人、江明惇、农冠品、刘铁梁、刘春香等副主席战斗在一起的生活。
采写/张英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