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的一天，和卢晓蓉老师相约在双井恭和苑养老院，准时准点，卢老师纤瘦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她特意来接我进门。

我是因她的新著《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而来。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回忆录。

卢晓蓉生于重庆，幼年时随祖父卢作孚到香港，并在1952年祖父突然离世后随父母回到重庆。她在“老师说什么是什么”的环境中长大，品学兼优，一直不懈努力，坚持高标准要求自己，然而她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反而屡遭磨难。直到许多年后，她读到了被屏蔽多年的祖父的故事。

卢晓蓉的夫君是北大中文系老主任、八旬教授严家炎。和卢老师聊天，严老师也到场，妇唱夫随，相得益彰。

年轻时的卢晓蓉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他而不是别人？

辞别人世已半个多世纪的卢作孚，如今是网络上的热门人物，这位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航运先驱、民生公司创办人生前可能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当今众多年轻人的精神榜样。一位在京城已有不错工作的贵州青年，在了解了卢作孚的精神和实践后，表示要做一个当代“卢作孚”：“我愿结交天下所有有志于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的朋友，一起建造世界大花园。”而这，也是卢晓蓉写作自传的动力和目的之一。

在此之前，卢晓蓉从未考虑过要写回忆录，因为感觉自己的经历太普通，“命运更坎坷的人有好多，我算不上什么，尤其是‘文革’后我考上了大学，后半生还不错，所以我没有想到要写。”

直到两年前，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看到卢晓蓉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名为《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在文中，卢晓蓉用对比写法，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比照祖父，深生悔愧之心。她说：“卢作孚小小年纪就确定了以救国救民为毕生目标，而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愚昧无知、盲从迷信。李昕先生看过我这篇文章后就给我来信。”李昕郑重地劝卢晓蓉：“我觉得你应该写回忆录。”李昕的建议使卢晓蓉马上有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介绍祖父卢作孚。

“可以说祖父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被埋没的。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一些机构做他的研究，但基本是在很小的学术圈中。开始是四川大学，《卢作孚文集》和《卢作孚研究文集》等是川大的产物。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心逐渐转移到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研究、宣传、推广工作，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书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媒体陆续参加进来做过宣传报道。但社会上了解卢作孚的人仍然很少，知道的多半也只以为他就是指挥了抗日战争中那场惊心动魄的宜昌大撤退。”

“但很少有人想一下，为什么他能指挥宜昌大撤退？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他而不是别人？如果没有他和民生公司，抗战的前景会怎么样？”卢晓蓉说，“我不是想给他记功劳簿，而是希望他的所作所为在今天还可以发挥余热，对青年人有所启发。”

在交谈中，卢晓蓉反复提到青年人，她在书的序中也写道：祖父小学毕业就走上自学的道路，很早就树立强国富民的目标，并找准实现理想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将五十九岁的人生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我却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像一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盲从迷信，愚昧无知，虚度年华。

在白发时回首过往经历，使卢晓蓉找到了一条疏解心结的路，那就是通过与祖父的对照以及自我反省，告诉年轻人，要尽快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然后义无反顾去实现它。

“卢作孚在成长过程中有过很多机会，他可以当官，可以发财，但他始终在自己确定的那条路线上。如果他在哪一个关口上动摇，放弃了自己的目标，就不可能在五十九年的生命中做成那么多事。”

回忆录出版后，仍不断有资料出现

2002年退休后，卢晓蓉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对祖父的研究上，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学者、作家和媒体人。令她欣慰的是，和很多为祖父的事打过交道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央视10频道有位节目编导便是其中一位，“他当时很年轻，30岁左右，想拍有关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的纪录片。在采访之前和我聊过一次，很自信的一个小伙子。他告诉我从来不相信有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他要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拍摄卢作孚。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卢晓蓉给编导提供了一些访问线索，他自己去了重庆、宜昌等地，采访了很多人，“包括民生公司的一些老人，有的已经躺在床上了”。

编导回来以后，送给卢晓蓉许多采访的录音资料，然后眼中含着泪水，把他采访中遇到的事，讲给卢作孚的这位长孙女听。卢晓蓉感到他“整个人都变了，眼光很是纯真可亲”。她从编导的讲述中知道，那些老民生还那么深切地怀念着已经去世半个世纪的卢作孚。“他告诉我，在一位老民生员工简陋的家里，他看到老人病榻边的墙壁上，还贴着卢作孚当年为民生公司员工写的条幅和文章摘要，他感动得不得了。”

编导还听一位老民生讲起卢作孚和蒋介石见面的故事。老民生回忆起当时画面还觉得好笑，蒋介石一直点头哈腰，卢作孚反而始终不卑不亢。卢晓蓉说：“祖父确实不是点头哈腰迎合达官贵人的人，但他又能够在他们当中周旋，利用其中的缝隙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利用他们的支持来克服一些困难。他还游说打仗的双方，劝他们不要比赛打仗，而要比赛建设。”

卢作孚曾经把三大互相对立冲突的军阀请到一起开会，送给他们自己写的如何建设四川的宏伟而具体的纲领和规划；还曾斡旋为了争抢军火而箭在弦上的两大军阀，停止战火，改做生意。又动员赚钱的一方捐出一部分钱，在重庆北碚卢作孚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里，建了一栋主楼，取名惠宇（捐钱方字“子惠”），惠宇楼现今仍在使用。而在他大智大勇的努力敦促和民间力量的协同配合下，四川自1933年8月以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基本结束。

卢晓蓉的回忆录出版后，仍不断有新的有关卢作孚的资料出现。卢晓蓉一直和不少研究卢作孚的学者保持联系，“他们只要发现新的资料都会发给我”。

编撰《卢作孚年谱》的学者曾因卢作孚是否参加过青年党，与卢晓蓉有不同看法。卢晓蓉说：“当年卢作孚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学会有120多名成员。青年党有几个党员也参加了‘少中’。青年党的出版物中曾提到过卢作孚，他们以此说明卢作孚也加入过青年党。但是我说卢作孚历来无党无派，如果他跟青年党有关，无非是青年党请他做点什么事。”最近那位学者给卢晓蓉来信，说确实是他误会了，当年是青年党想通过卢作孚替他们募捐。卢晓蓉说：“这位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学者，也是一个不见材料不说话的人，所以关于祖父是否加入过青年党的问题可以作结论了。”

最近又有朋友提供给卢晓蓉一份资料，是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写给卢作孚的一封感谢信。卢晓蓉说：“华东师大是我的母校，她的前身就是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更是主体。1933年校长王伯群请卢作孚帮他募捐，卢作孚募到了2000块钱，王伯群就此写信感谢。”收到这份资料，卢晓蓉即与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取得联系，了解相关情况。“馆长说他正在写一篇卢作孚和大夏大学的文章。”卢晓蓉微笑着说。

家族人恪守着卢作孚的教导，家风家教还在

回忆录附有一本别册，名为《祖父的遗产》，介绍了卢作孚留给社会和家族的遗产。而别册中的文字，最初是卢晓蓉书稿的结尾部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的责编匡志宏在通读过书稿后提议，将这一部分单独提出作为别册出版。卢晓蓉第一次看到别册样书时有点疑惑：“别册显得有点单薄，字号也比较小，会不会影响读者阅读？”出乎意料的是，书出版后，不少读者的反馈都是先看别册。

书稿到了出版社一段时间后，卢晓蓉才知道，责编匡志宏和她是校友，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最近还得知她的硕士导师还是我当年的同班同学”，真是别样的缘分。

卢晓蓉坦言，因为杂事多，自己用在回忆录上的时间是不够充分的，书稿交到上海三联，排版后“从头到尾才看过一遍，责编却尽心尽力一直主动牵引着我走”。最初卢晓蓉担心这本书不会有人愿意看，匡志宏却说，首先应该让书出来，要相信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人喜欢。

卢晓蓉自己并不希求任何人告诉她，回忆录本身的文学水平如何，她只要读者从中看到卢作孚这个人，看到他的精神、思想和实践，如果还有兴趣继续了解他则更好。

书出版后，卢晓蓉给家族亲属寄出了样书。长辈中两位叔叔、一位姑姑都还健在。一位叔叔在重庆，1984年在重庆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办了现在的民生公司。“这个叔叔的大女儿曾与我同班，我们至今还保持联系。小女儿小我三岁。小女儿很快给我反馈了意见，她也是先看别册。她说，边看边流泪，想起很多事情，也想起了我的妈妈。他们都很敬重我的妈妈。”

另一位叔叔在成都，明年满90岁。卢晓蓉说：“他是学会计的，在铁路局审计处工作到退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在宣传介绍卢作孚方面做了很多事。他不太放心别人写祖父，也包括我。”卢晓蓉将书寄给了这位叔叔，尚未收到反馈。“叔叔没有反馈就是好事，如果我真的哪里写得有问题，他肯定会找我的。”卢晓蓉自信地笑着说。其他亲属，包括远在美国的，都夸奖卢晓蓉写得好，写得真实。“以前卢氏家族的许多情况，别人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北京的堂叔叔在电话上告诉她。

卢晓蓉说：“卢作孚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是异峰突起的，他的上一辈都是穷苦人，他的下一辈都夹着尾巴做人，距离卢作孚的高度都差得很远。但是在人格方面，家族人恪守卢作孚的教导，家风家教还在。”

卢晓蓉也坦承，对家族的反应固然重视，更希望得到社会的反馈。令她很欣慰的是，《卢作孚年谱》的作者告诉她，最近刚刚写完《民生公司与抗日战争》，引了《逆水行舟》好几处材料，并注明了出处。

卢晓蓉也将书寄赠给了自己的一些知青朋友，但寄的时候左右衡量，她用“比较谨慎”来形容，因为她觉得对她的知青朋友来说，“书的前半部分他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考上大学之后就跟他们的情况相差比较远了，我不想再挑起他们的伤痛。”

中学同学她目前只寄给了美国的彭云一本，“他是江姐的儿子，曾经与我同班6年。我知道他能够很好地理解我”。

到目前为止，《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已经登上三家好书榜。钱理群和余世存都撰写了评论文章。钱理群在文章中写道：我读卢晓蓉的回忆，总要想起和卢作孚先生同年出生于1893年，又同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代表人物，还是好友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三大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这使我不禁感到，卢晓蓉的写作，像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一般。

卢晓蓉说：“这使我没想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也未尝不可。如果再版的话，我会再认真校改完善一遍。”

我问：“严家炎老师作为一位著名文学史家，对您的书有何评价？”卢晓蓉说：“他只看了一遍，就说了两个字’很好’，没提任何意见。”

“我是希望他给我改改，但是他没有改过。”卢晓蓉说，“以前写散文的时候也是，我自己一气呵成写完，请他帮我改，他从不改，只说你放几天沉淀沉淀。我是个急性子人，你叫我放几天，我不知道放几天它怎么就会变好。后来才知道，他让我自己磨砺文章的办法很好。”

但卢晓蓉确实是在严家炎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严家炎从卢晓蓉写给他的信中发现，这样的文笔和经历适合写散文，于是鼓励她：“你可以学着写。”

1994年三四月间，卢晓蓉陪同严家炎到西北大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闲暇时间写了一篇回忆农村生活的散文《水咬人》。写好后，被严家炎一次性通过，并建议她投稿给贾平凹创办的散文杂志《美文》。因为当时卢晓蓉还想写一篇去韩国访问的文章，没有时间誊抄《水咬人》草稿，严家炎便自告奋勇代为誊抄，然后带着卢晓蓉去见了贾平凹。“贾平凹当时住在西北大学。他一看是严先生的手抄稿就说，他想保存这份正本，然后把复印件交给杂志社。”卢晓蓉笑着说，一旁的严家炎先生也不禁微微而笑。

随后，卢晓蓉写去韩国访问的文章《七巧板、九节菜》，也发表在陈忠实创办的《延河》杂志上。

严家炎有时看到卢晓蓉文章中的好句子或创意，也会多说几句。卢晓蓉记得，她早期写家乡《青草坝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情节：在青草坝的大花园里，有时我会和小伙伴们忍不住摘几朵花戴在头上，园丁见了不但不批评，反而松开满脸的皱纹，笑眯眯地望着我们，“那神情像是发现园子里又多开了几朵花”。卢晓蓉说：“严先生拎出这最后半句表扬了我，说有意境。我也就知道了什么叫意境，慢慢地也就知道了什么样的文章好。”

卢晓蓉最近一次回家乡是2010年，一转眼已经10年过去了，“心里面很想家乡，但是没办法。现在先生年纪大了，需要我照顾，越来越不敢动了”。

他只看了一遍，说很好

对新生活很满意

采访中，严家炎先生始终笑眯眯地听卢晓蓉说话，极少插言。而在书中，卢晓蓉描写严先生读书的段落极为生动，说他雅号“书虫”，家中藏书万余册，统统视为珍宝，家中各处不时长出“书笋”。一日她趁严先生外出费尽力气整理书桌，自以为办了件大好事，没想到反而招来一连串的唉声叹气，严先生说妻子打乱了他读书写文章的顺序，他得花上三天时间才能找回自己。

实际上，“严先生没发过大脾气，但会有犟的时候，但是过一会儿就好”。到养老院以后，卢晓蓉感到严先生的脾气更好了。“我们每天早饭和晚饭后都会和几个朋友在饭厅附近坐着聊天，他和这里的人挺聊得起来。”

两位老人今年9月中旬住进这家养老院。严家炎最初并不愿意，卢晓蓉说：“他不是一个善社交的人，觉得在家里已经很好了。他现在写文章比较困难，生活则完全是自理的。我认为在新环境里和外人多一些交往，对他有好处。这里住的老人素质是比较高的，与他的年纪也差不多。”

到养老院后，卢晓蓉买了书柜，把家里重要的书都搬了过来。养老院组织学习书法、绘画、舞蹈，还有合唱团。“我们来了两个多月，每周三参加合唱团活动。这里还有音乐治疗师，现在一对一给严先生上课。结婚几十年我没听他唱过歌，他唱歌很开心，第一次教他唱，他居然就能跟上，声音是浑厚的男中音。”

养老院的一些老人每天上午在前台咖啡吧举办座谈会，自己带上自己的咖啡，谈论天下大事、国家大事。“他们都很认真，有时候争起来观点还是对立的，但绝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没去过，我是想带他去，但有时候时间也很紧。”卢晓蓉说。

目前，严家炎对新生活也很满意，并说，“如果做得好，也许可以出一些成果。”他关注的仍是学问。

公共客厅对面是一间展室，悬挂着老人们的书法、绘画作品，两位老人介绍起来颇有些骄傲。卢晓蓉说：“严先生以前也写，后来手有些抖，医生说是因为写字写太多了，现在写起来比较困难了。”严家炎微笑着接话：“安静情况下还可以写一写。”

最近严家炎接到一件事情，为香港《明报月刊》的总经理兼总编潘耀明的一本新书作序，“书有400多页，刚刚开始看”。

今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中文系师生做了系列采访，最先采访了严家炎。卢晓蓉回忆起采访是在“搬家前一天，简直没有时间准备，只能现问现答，大概谈了两个小时。高远东（北大中文系教授）把严先生送回来，直说不错不错”。

到养老院后，严家炎曾受邀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了一次讲座。卢晓蓉说：“这次讲座是李建军研究员在今年上半年发出的邀请，因为疫情不得已拖了下来。”到10月份，李建军又打电话来要安排严先生讲座。卢晓蓉说现在我们到养老院了，严先生去演讲是不是不合适？没想到李建军说没关系，严先生到所里来，就是一句话不说，坐在那里都好。令卢晓蓉和严家炎很是感动。

而严家炎去参加任何会议，不会不说话。“这次他讲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是他为明年要出的10卷本《严家炎全集》写的序。当天所长刘跃进和各科室主任也都参加并发了言。”严家炎说每个人的发言都很好，有他们的独立思考。“我这次的讲座材料是比较特别的，应该有一点作用。”

转眼间已谈两个小时，恐老人劳累，赶快结束采访。两位先生送至门边，在我的恳求下未送出门。出门来回头看，玻璃上映出他们慈祥的笑脸，一直在挥手道别。

图片选自《逆水行舟》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