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圆明园十二生肖之马首回归，国家文物局特意从故宫请来两位鉴定专家，其中一位是退休研究员聂崇正先生。聂先生专研清朝宫廷绘画，从马首的工艺风格方面给出鉴定结果，证实其与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的风格吻合，他说：“甚至有可能郎世宁也参与了设计，只是现在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但风格一致毋庸置疑。”
聂崇正退休前在故宫业务部书画组工作，在故宫被称为“聂帅”，见面问起来，他说：“他们就是随便说，叫我什么的都有。我们分去三个同学，我最大，所以他们也叫我聂老大。” 聂崇正1965年大学毕业即进入故宫工作，一个午后，我们坐下来，听他谈谈长长地职业生涯。
美术史系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
聂崇正1960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学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东边的校尉营胡同。1960年前学院有四个系，分别为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和雕塑系，到聂崇正入学这一年增加了美术史系。
聂崇正介绍，实际上1957年美术史系已经设立并招生，但成立后即赶上“反右”运动，当时的系主任王逊被打成了右派，可能接替的金维诺职称是讲师。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系主任一定要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所以金维诺先生没有资格担当系一把手，因为此美术史系被整体撤销。已经招入的学生，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范曾，都转到其他系，比如国画系，也有的留校做行政工作，还有的到《美术研究》编辑部当编辑的。美术史系停办三年，到1960年，金维诺先生升为副教授，美术史系再次创办，聂崇正即为这一届学生。
“我们那一届最初有将近30名学生，有从普通中学直接考进去的，有从美院附中考进去的，还有其他艺术院校代培的一些同学，准备培训结束再回到原来学校做美术史老师。到1963年快毕业时，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代培学生要么中断学业，以大专文凭毕业回原学校，要么随大学学满5年学制，毕业后统一分配。有的代培学生在地方已经成家了，觉得以后再分配不好说分到什么地方去，所以1963年有一批代培的同学就回到原学校去了，这样我们5年毕业时的同学是20来个。”
聂崇正1965年后毕业，分配工作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批学生分到故宫三个人，一个是聂崇正，还有一个后来当了副院长，班上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分到故宫，一个分到了上海博物馆。聂崇正这一届学生很顺利地毕业分配了，他声称真的是幸运。“我们下一届那一批学生就留在学校了，搞文化大革命，最长的当了13年大学生。包括和我一届的雕塑系同学，因为他们的学制是6年，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开始，也当了十几年大学生，后来到部队去锻炼了。”
接触业务从1972年开始
用聂崇正的话说，“开始分配到故宫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都被要求去陕西搞“四清”。“我到陕西不久就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很快就给送回来了，之后就没再下去，其他人待的时间比我长，回来以后很快就‘文革’了。”
“文革”开始红卫兵串联，故宫还开门，但有些馆关掉了，“当时来串联的美术院校雕塑系的学生，还在雕塑馆做了收租院的泥塑，在故宫展览，来串联的学生们都去参观。”很快，卫戍区部队被派驻到故宫，故宫关门，不再对外开放。
“故宫关起门来在里头整天搞，也分成两派，贴大字报，互相开批斗会，但是好在跟红卫兵到底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砸文物。”聂崇正感叹：“当时如果有人提出来其实也没有人敢拦着，破四旧啊，谁敢拦？但没有人提。”
东西就都在库房里放着，库房的密封性还算好，“但不像现在书画这些东西都在地库，地库里恒温恒湿是可以做到的，地库是‘文革’之后才盖的。”
到1969年，故宫80%以上的人都下放，到文化部系统湖北咸宁干校围湖造田，只留下很少人看大门，管安全，直到1972年。
“故宫那时候开始接受外国人参观，要考虑开放，老关着门总不是个事儿，这样情况下大部分业务人员就调回来，但是也干不了什么事，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局势才有所转变。所以我接触业务实际上是从1972年以后，当然1972年‘四人帮’还没粉碎，也谈不上接触多少文物，只不过人回到了北京。”
聂崇正隶属于业务部，业务部分为保管和陈列两个部分，保管管理库房，聂崇正是做陈列。“当时业务部门的领导叫杨伯达，他提出来要整理故宫收藏的清朝宫廷绘画，因为这部分绘画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太被人重视。”
了解中国古代绘画史的人都知道，相当长一段时间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宋元之前的画，至明清时期重视文人画，清朝宫廷画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一直不受重视。“一种观点认为清廷画不够潇洒，带有工匠气，为皇家服务使画家缺少自己的主观想法，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朝的宫廷绘画在有的绘画史中几乎不提，提也是一带而过。”
聂崇正在参加整理这部分绘画时，发现有些画其实很有价值，尤其是带有纪实性质的，比如帝后肖像、宫中活动等一些内容具体的纪实性绘画作品。“像皇帝在紫光阁设宴，到承德打猎，不但画得好，和史实还对得上，我觉得很有意思。”
文献资料和作品实物的高度吻合，使他兴致勃勃地进入了研究领域
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归属于故宫，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文革”之前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中央档案局治下，到“文革”中，中央档案局觉得明清档案都是历史糟粕，不能要，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部被清出了中央档案局。故宫收留了被踢出来的明清档案部，使其成为故宫的一个部门。巧的是，这给聂崇正的专业方向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们和明清档案部的人平时吃饭、开会都在一起，很熟。去查档案，跟他们点个头、写个姓名，就可以把档案原件提出来，很方便。”聂崇正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很多档案里提到的事，或者说的某一句话，他前几天就在库房里的清廷画上看过。文献资料和作品实物的高度吻合，使聂崇正兴致勃勃地进入了研究领域。“我当时抄卡片，抄了好几个抽屉，有些档案现在已经出版了。搞得挺投入，挺兴奋，也由此开始主要关注这部分绘画。”
清朝宫廷画中，纪实性绘画特别发达，除去帝后肖像，围绕皇室活动的一些作品聂崇正觉得最有价值。“康熙朝到乾隆朝，有欧洲传教士画师在宫里当差，这些欧洲人提供了一种很写实的绘画风格，那是文人画体现不了的题材。”
这些欧洲人中就有郎世宁。郎世宁到了中国，确实在宫里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清朝皇帝需要表现自己的那段历史。“清朝主要是乾隆，从早年到中年，乾隆皇帝的肖像、他母亲的肖像、他皇后和妃子的肖像，都出自郎世宁之笔。这些帝后肖像画上面都没有落款，可能限于某种制度，不允许，但是我们根据绘画水平以及被画人的时间段，可以判断应该是出自郎世宁之手。”
随着研究的深入，聂崇正开始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研究》等专业性杂志上，慢慢人们也觉得这部分绘画确实有价值，后来陆续有人投入研究，现在已经成了一群人，“不光是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也有若干人，包括博物馆之外做美术史研究的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聂崇正说。
专研清朝宫廷画，对此领域有开创之功
有人说聂崇正对这一领域有开创之功，他说自己就是比别人做得早一点。“当时杨伯达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他后来主要搞玉器研究，我一直在做这个画。”
聂崇正不只关注清廷画的纪实性，同时在绘画品种、技法等方面也有研究。他说：“比如油画的东渐。我发现帝后肖像很多是油画，过去一般说油画是晚清或者民国初时派留学生到欧美或者日本学习以后才带回到中国，现在看来可以提前二三百年，传教士们已经把这个画法带来了，这是以前不知道的。我们在查档案时，档案中经常可以看到乾隆让某某某画油画，就用‘油画’两个字，跟现在一模一样。”
焦点透视画法也是一样的情况，一般都说中国画没有焦点透视，称为散点透视，像《清明上河图》，好像画家坐在直升机上，看着底下一点一点把下面整个街道的情况画出来，视点是在移动的。到了清朝时，焦点透视的画也多了起来了，这都跟欧洲画家在宫里的活动密切相关。
从郎世宁的经历来看，他到中国来之前，已经在欧洲学习过地道的欧洲绘画，所以相较于其他几位传教士画师他更加专业。这些画师到中国来，给清朝的宫廷画带来了新的面貌，从题材来说扩大了中国画的表现范围。“因为到明清时我们的大部分绘画题材局限于山水花鸟，人物画、肖像画都被人瞧不起，所以等于是我们这帮人把宫廷画的价值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从美术史上给予其肯定。”聂崇正说。
现在清朝内务府档案已经公开出版，聂崇正回想当年初接触时觉得有趣，形容跟憋宝似的，“因为别人看不到，或者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批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他客观的说实际上自己是捷足先登，一下子就领先了，“现在搞的人多了，我们就显不出来了，而且海外的研究者可以看到那边这部分绘画的原始资料，这是我们够不着的。”
七十年代的故宫
聂崇正在业务部陈列室，当时做的展览也偏重于明清，比如清朝四王、金陵画派、扬州八怪这样的专题展览，国庆节前后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展出一半个月。为什么选在国庆节时做大展？“因为书画本身比较娇嫩，所以挑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展出。”聂崇正说，那时候故宫规矩挺多，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级别的画是不许出宫的，现在这些条条框框没有了。
做一个展览，要经过库房提取——陈列部布展——群众工作部站殿保安三个环节，“从库房里提画首先要交接，填单子，写目录，尤其是名贵的画，等于库房的人交给你了。我们把展览布置完点交给群众工作部的人，由他们负责平时安全。结束时我们把东西撤下来，再还给保管部的人，三个环节很严格，哪个环节出问题都要负责任。”
那时元以前的书画展一般安排在皇极殿、宁寿宫。聂崇正回忆，“文革”之前来参观故宫的观众，看展览的占比例比较小，一般是来看皇帝怎么过日子的。还有笑话，是一位大殿保管员所说，那是1963年，一天快要闭馆时分，突然太和殿进来六七个人，其中一个对保管员说：你赶紧磕头，磕头你就是开国元勋，另外几个人就把带着的包袱打开，里头是唱戏穿的龙袍，其中一个人穿上就要坐龙椅。故宫派出所的警察很快赶来把这几个人统统带走了。
聂崇正说：“那时展览之前也就是在报纸上发一条简讯，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尤其是搞专业的，国庆节前故宫是要‘晾画’的。即使如此，名画展柜前常常也就十来个人，大多是搞专业的。”故宫上世纪60年代的定位是宫廷艺术和古代艺术博物馆，所以有关古代艺术都是常年设展。绘画馆在东路的宁寿宫，中路有历代艺术馆，陶瓷馆在西路。进故宫一毛钱一张票，参观珍宝馆需重新购票，再花一毛钱。
聂崇正回忆：“故宫原来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比较保守，自己的藏品多，是博物馆界的龙头老大，有一点儿自鸣得意的感觉。比如说其他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想要个图片，不给，在‘文革’之前包括‘文革’之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要的话很昂贵，而且需要各种批示，没有发表过的图片是不提供的。”
改革开放以后，故宫在资料垄断方面放松了许多，而互联网络发展起来以后，想拢也拢不住了。
令聂崇正感觉遗憾的是过去故宫研究力上的薄弱，“守着这么多好东西，但研究相对薄弱，有点儿说不过去，当然其他博物馆就更薄弱了，国外在研究方面投入要比国内大得多。”
1985年故宫文物在西柏林的一次大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故宫的对外交流也多了起来，常出去做展览、参加研讨会。聂崇正印象深刻，1985年曾到西柏林，做《欧洲与中国皇帝——宫廷珍宝展》。那时候东西德还没统一，柏林墙还在。
《欧洲与中国皇帝——宫廷珍宝展》由西柏林的文化部门主办，他们向世界相关博物馆发出邀请，把与中国皇帝有关的艺术品和文物集中在一起展出。那一次故宫提供了以清朝宫廷绘画、文物为主的展品。聂崇正一行三人，故宫两人，另有文化部外联局派出的一名翻译。去时没有直达航班，从北京先飞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机场把文物卸下来装车，警车开道，一路从西德开到东德。“特别有意思，法兰克福和东德有一个交接处，要在那儿过关进入东德领土，东德与西柏林又有一个交接处，车开到那儿，东德警察撤退，进入西柏林，换西柏林的警察开道。”
这大概是“文革”之后故宫参与的围绕东西方文化交往所做的最大型的展览，聂崇正为这个展览在法兰克福待了两个多月。“我们那时候基本是随展，就是从展览开始跟到结束。现在是布置完成就回来，结束时再去收展品就可以了。”聂崇正说，
在那次展览中，聂崇正发现一件趣事，雍正皇帝的《祭先农坛》图共两卷，一卷在故宫，另一卷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博物馆，“这一次展览碰巧法国那卷在博物馆的楼上展出，故宫这卷在楼下展出，两个不同的展览，让两卷文物意外相遇，也使观众能够在同一时空看到。”这样的巧合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是我们提供了印出的版画，而德国的民俗博物馆提供了原版铜版，很巧地碰到了一起，很有意思。”
聂崇正印象中，欧洲人参观博物馆的兴趣特别浓，展馆前每天都有人排队。聂崇正说，博物馆做的也活，比如说售票，都有精确统计，第一万名观众出来了，他们市政府的秘书长亲自来赠送展览图录。“那次获赠的是一位奥地利女士。博物馆搞了一个仪式，献花，送目录，双方都很高兴。我们随展组的翻译也表示祝贺，并且说希望以后到北京来看真的故宫。那个女士挺幽默的，说：一定会的，我丈夫是汉莎航空公司的。”
从马首说开去
说回到马首回归，聂崇正说，十年前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已经有若干头出来，现在有四个保存在保利。聂崇正很早就去保利看过，但马首过去只见过图像资料，这次去看，是在鲁迅博物馆的库房里。
聂崇正从马首的外形看到和欧洲画家笔下的绘画作品、时代气息的高度吻合，“它脸上的毛都是在铜上面很细地抠出来的，郎世宁画上的毛发也是这样，很细，一丝一缕。其他目前可以看到的兽首应该也是出自西方艺术家之手，起码在设计时有欧洲人参与。”
圆明园里的西洋建筑大部分是由来自欧洲的这些传教士设计。聂崇正认为“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二人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对西方文化都很有兴趣，但康熙偏重自然科学，乾隆偏重享乐，喜欢洛可可风格。雍正跟传教士的关系不太明显，起码我没看到雍正在位期间穿朝服的肖像是欧洲人画的，做雍亲王时是中国画家画的，不是出自郎世宁之手。”
而关于马首的价值，聂崇正从两方面分析，其一是文物价值，其二是历史价值。文物本身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话，就很难表述。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火烧了，西洋楼是石头建筑，不像中国传统的木结构一把火一烧，灰飞烟灭连痕迹都没有了，所以像圆明园兽首能够遗留下来就有一种历史价值在其中。单从艺术角度来讲，未必出类拔萃，不是一下就成为了国宝，因为它的年代较晚。
但是聂崇正同样肯定了它的重要性，“毕竟以前我们只是从铜版画上面看过，十二生肖到午时会从嘴里吐出水来，现在看到了实物，从乾隆年间到现在，也有200多年了，从历史价值来讲是不可否认的。”
圆明园十二生肖铜版画聂崇正早就看见过，他介绍，这套铜版在德国，前几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做了一个以德国博物馆收藏品品为主的展览，当时拿来4块铜版展览。
说起这套铜版，聂崇正回忆，1985年，在柏林曾经见过，“这些东西原本都应该放在紫光阁，紫光阁在八国联军时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所以紫光阁里的很多东西后来都在德国博物馆收藏，有些流入市场。另外像皇帝的用品或帝后肖像，当时都放在景山寿皇殿，那个地方的势力范围是法国军队，所以现在市场上看到的皇帝或后妃肖像的画，或者他们的用品，都是从法国出来的。”这与历史完全吻合，也透露出历史的趣味之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