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有一册旧书，是清朝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初版初印。1792年，为了庆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正使的庞大使团，这个使团远航来华，1794年才返回英国，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公之于众，轰动了西方世界，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斯当东的回忆录，就是这趟旅程的成果之一，读者众多，至今已有好几个中译本。我书架上的这一册，虽然当年属于“内部读物”，可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珍贵之处只在于一点——它是译者叶笃义签赠周一良、多年后周一良又回赠叶笃义的书。

在近现代历史上，天津有两个家族以人才辈出而知名。一个是建德周家，不说第一代的周馥、第二代的周学熙、第三代的周叔弢、周叔迦，只算第四代，周一良、周钰良、周绍良等几位，都是负盛名、有成就的大家。另一个是安庆叶家，与周家第四代同时的那一辈兄弟中，出了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正、叶笃成（方实）等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人物。

周家和叶家同是祖籍安徽，又同在天津定居，自然结为世交。这段关系应该是由叶氏兄弟的父亲叶崇质与周学熙开始经营的，叶笃庄的美国女婿、历史学家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提到，叶崇质在周学熙的启新集团内任常务董事，还兼着许多管理职位，“有一段时间，叶崇质似乎在周学熙的每个公司都有职位”。

周学熙与叶崇质之间是你扶持我、我襄助你的商业合作关系，他们的两个晚辈周一良与叶笃义则更为投契，终生保持了纯粹的友谊。

1930年，叶笃义从南开中学保送进燕京大学。叶笃庄在晚年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孟繁之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里写道，三哥叶笃义当时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燕京大学政治系，后来才决定弃清华而读燕大。周一良是和叶笃义同一年进燕京大学的，先读的是国文专修科，后来转学去了新开办的辅仁大学历史系，没读多久又转回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就是在国文专修科的那一年里，叶笃义成了周一良“惟一熟识的外系同学”（《钻石婚杂忆》，周一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这也是两人之间论交七十年、直至生命尽头的友情的发端。

不过周一良在书里没有提到的是，这来之不易的七十年友情之中有一段整整二十年的空白。这段空白并非是因为两人有了龃龉而决裂，而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人的命运遭逢不测，因而失散于人海中。我所得的那册书，恰好可为此做一注脚。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扉页贴有裁下来的一小张信纸，正面写的是：

一良兄：

拙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检送请

指教

弟叶笃义

五、六、

背面记有周一良的住址，可能是叶笃义当时找人送书上门，写给办事者的：

燕东园24号 周一良 教授

据书出版的时间1963年11月推测，叶笃义赠书周一良在次年的5月6日，应该不会错。

1957年，叶笃义从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变成右派。翻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正是在摘帽之后、生活较为平静的1960年至1963年这段时间里。叶笃义的女儿叶维祯后来回忆说，当时叶笃义可以重新夜以继日地译书。在《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一文中，方实则将他的心理动机解释为寻求解脱，“基本上无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那几年我常常见他捧着厚厚的外文书看。后来，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国外交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有名著作都翻译出来了。”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得以在1963年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可《美国外交史》的付梓则要到1985年。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从1964年赠书后，叶笃义和周一良就在动荡的日子里失去了联系，直至将近二十年后才重新相见。因为在书封面后的空白衬页上，周一良写下这样一段题记：

一九八三年六月，与笃义兄无意中相遇，暌离二十年矣。其间各有沧桑，而共庆幸存无恙。言及此书，谓早已抄走无存，今日购求亦不可得。因亟检出昔年见贻者还赠，且以志我辈之友谊。

周一良记于北大

题记共八十字，从中可以想见两人劫后余生，意外重逢，恍然如梦的情景。那时叶笃义已得平反，周一良晚年重感情，一有昔日友人的消息，必定去联络，听到叶笃义提及此书，也记在心里，一回家就从书架上翻找出来，写下这段话。其中“暌离二十年矣。其间各有沧桑，而共庆幸存无恙”数语，看似平常，实则饱含无数辛酸。这本五百多页的册子，二十年前叶贻周，二十年后周还叶，走了这一遭，书还是完整如新，人的身心却早已瘢痕累累了。

久别重逢后，两人恢复了密切的往来。晚年与叶笃义的合影，周一良的书里就能见到两张。这段友情在他笔下描述得颇为感人：“90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的校庆也定在5月4日，他每年校庆必来，但不到礼堂开会，却到燕东园我家叙旧。燕京大学虽不存在，但是燕京的凝聚力很强。这种凝聚力，这种双重的关系，使我们每年一度的会见维持了很久。后来他中风不能出门，我便去看他。他说话已经不太流利，而两人握手对坐同样感到温暖，我常想起老友杨莲生当年要与我‘行个洋礼’，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周一良之子周启锐写过，周一良去看叶笃义每年都是他开车陪着去，“下车即上轮椅，行动也十分困难还坚持要去，直到叶老仙逝”（《周一良读书题记》，周一良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此处乃周启锐误记，叶笃义在2004年去世，比2001年去世的周一良还晚了三年。

《周一良读书题记》录有周一良为叶笃义另一本著作写的题记。叶笃义于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入手后，周一良写道：“九九年三月六日收到，一万比二百的胜利！一良左手。”所谓“一万比二百的胜利”，指此书正式出版前，先是内部印刷二百册，拿到这二百册书的读者都要登记备案，后来才获准公开出版，首印一万册。书前还有题词“叶笃义学书，九九，五，五”，那时叶笃义已经中风，想必书是周一良自己买的，前一天过完燕京大学校庆日，后一天就照例去看望老友，顺便让他在自己写的书上留几个字。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实不好译，但仅看书中极多的译注，就很见学力。可他八十岁写的回忆录谈的都是旧人旧事，对自己译的两本书则只字不提，压根没当做值得一说的胜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一良晚年对自己卷入时局漩涡悔恨不已，一再自白“毕竟是书生”。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末了都归于燕东园24号的握手对坐。

周一良想为他和叶笃义的友谊留下一个见证，因而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写下那段题记，已是四十三年前；周叶二人，先后去世，至今也有二十余年。如今此书归于我手，我感到有义务把它公布出来，使其不致湮灭于岁月的虚空之中。

文/雷剑峤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