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原名沈乃熙，190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青年时期，夏衍怀揣“工业救国”之理想，作为官费生前往日本留学，考入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并于1926年顺利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工科男”。

1927年5月，夏衍结束留学生涯回到国内。他原本可以凭借专业技能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过，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及同住友人郑汉先的启发，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地下党组织结合夏衍的能力与专长，决定派他进入文化领域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10月，经钱杏邨等人引荐，夏衍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筹建的12位筹备小组成员之一，全程参与左联的筹备与诞生，后续又牵头参与组建了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点燃了全社会的抗日救亡热忱，此前影坛里那些一味迎合小市民庸俗趣味、通篇尽是公子多情佳人薄命的桥段的作品，再也无法得到观众的青睐，大众迫切想要看到能振聋发聩、唤醒国人救亡意识的影片。

市场的转向让明星影片公司等老牌影视机构倍感焦灼，他们最终选择向进步力量伸出橄榄枝，邀请左翼作家出任公司的编辑与编剧顾问。

就这样，夏衍以黄子布为化名，和化名张凤梧的钱杏邨、化名席耐芳的郑伯奇一同加入明星公司，为左翼电影运动的萌芽与兴起筑牢了关键基础。次年，经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专为推进影坛进步事业的中央文委电影小组成立，夏衍出任小组组长，后续他又参与领导左翼阵地电通电影公司的创作工作。

1934年，电通的首部作品《桃李劫》一经公映便引发全城热议，后续推出的《风云儿女》更是以满溢的抗战热忱触动了国人的精神共鸣，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自此传唱大江南北，成为刻进民族骨血的精神号角。

1935年，夏衍隐蔽蛰居期间，又接连创作出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大型历史剧《赛金花》。其中《都会的一角》上演时，台下观众齐呼“东北是我们的”，由此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并被禁演。

除了电影创作之外，夏衍在戏剧、报告文学领域也收获了足以载入史册的成就。1936年，他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作品。一年后，夏衍写出了三幕话剧《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被他视作自己“真正开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摸索的第一个剧本”，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经典话剧，被后世誉为“北有茶馆，南有屋檐”，与老舍的《茶馆》并列，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有趣的是，成名后的夏衍曾坦然提及，自己此前从未接受过任何电影相关的专业训练，完完全全是“半路出家”。他曾剖白心迹：“我对电影原本完全是外行，只是当时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推进左翼文化运动，为了让更多新文化工作者能够打入电影界，运用电影这个载体为革命斗争服务，才逼着自己一头扎进去，从头学习业务，一步步摸索前行。”

至于从零起步的路径，夏衍的答案朴素却充满力量：最核心的学习方式就是泡在影院里大量看片，除此之外，他还扎扎实实干了两件事：一是主动和业内有经验的编剧、导演结交为友，放下身段虚心向他们请教实操经验；二是直接扎根到摄影棚里，跟着剧组全程观摩拍摄，把自己当成一个临时场记，逐环节熟悉电影生产的全流程。在观摩影片的时候，反复拆解钻研镜头语言的逻辑。

不止于此，夏衍还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先进理论，通过翻译国外经典电影著作填补自己的专业空白。他以在明星公司使用的化名黄子布，与郑伯奇（席耐芳）合作翻译了苏联电影大师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的经典著作《电影导演论》，这部译作后来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副刊连载，成了当时无数进步影人的启蒙读物。

文并供图/姚秦川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