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伴随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末代皇帝民国京津旧影展、溥仪专题展等展览陆续展出，让这位末代皇帝再次走入公众视野。随之，末代皇帝在紫禁城的老照片、溥仪婚姻史料再解读等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人们探寻他的故事，不只是好奇，更是希望透过个体命运回望历史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最具排场的婚礼非末代皇帝溥仪的莫属。百年以来，对这场婚礼前后的各种历史记载甚多，本文作者系出版界知名编审、文史学者孟向荣，他曾深度参与《我的前半生（全本）》等重磅书籍的出版，近期又根据这两年的发现，从晚清历史人物日记和回忆录中捕捉历史鳞爪，以一手史料，拈出故事，以飨读者。

父亲载沣和年幼的溥杰、溥仪

溥仪和婉容在宫内把玩照相机

溥仪和帝师庄士敦、弟弟溥杰等人在紫禁城

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三章《紫禁城内外》第六节《结婚》的内容，是作者完婚后四十二年面世的。而在四十二年前则由《耆龄日记》记载末代皇帝大婚的相关情况。把这两种文献进行比较，便会发现，溥仪对自己婚姻大事的原委，有意或无意的没有说完全。即使说得准确的地方，日记体裁作品也另有一种阅读滋味。

先说说耆龄。他曾在遗折（古代大臣临终前撰写呈给皇帝的一种奏章）中极为简略地叙述了自己一生的履历：“臣满洲世仆，受国厚恩。由八品笔帖式，荐擢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国变以后，犹蒙圣明垂注，俾效驰驱，始翊卫于宫门，继宣勤于少府（少府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别称——引者注）。”耆龄一生最显赫的职务便是废清朝廷总管内务府大臣。《我的前半生》曾七处提及他，并对他有一处评价：“耆龄是个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一向不多问事。”从《耆龄家世生平考证》来看，他是个书画鉴定者、藏书家、学问人。

再说说《我的前半生》。溥仪在《结婚》一节中说：“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把我父亲找去商议了几次，接着召集了十位王公，讨论这件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接下来叙述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在酝酿皇后候选人时的矛盾，另有载涛和载洵这两位叔父各为一个太妃奔走的事实。然后就是溥仪本人用照片选人了。他选中了端恭的女儿文绣，即敬懿所爱。而端康则认为应该选荣源的女儿婉容。于是，少不更事的溥仪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下”。本着“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便各自决定了婉容和文绣的命运。再以下叙述民国黎元洪政权对末代皇帝大婚的货币支持，以及对大婚典礼的警卫计划，大婚五天的仪程，大婚的排场，达官贵人的送礼情况等等，以及入洞房后溥仪的即时独特感受：“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对上述末代皇帝所言做一些补充。载洵在清季曾任筹办海军大臣，他听敬懿的；载涛曾任军谘府大臣，他听端康的。据说，载涛和婉容的父亲荣源是莫逆之交；他俩或许有联手运作的嫌疑，也便成就了婉容的皇后身份。而耆龄以旁观者的角色目睹了这一切，并且在日记中显现出后妃之争淡淡的影子。

《耆龄日记》关于溥仪大婚事较早的记载为1921年6月1日条：“至醇邸会议大婚事。到者庆、泽、润、洵、涛、伦、陈、朱、绍共十人，议定所举者贡王之女、良说之女、端恭之女、文绚之女，廿八日（指阴历），进呈名单、相片。” 1922年2月16日条：“入直，邸传明日在筹备处会议，为大婚之事。”该年2月17日条：“午后，筹备处会议，洵贝勒未到，申正散。”据《我的前半生（全本）》附录“五十三年大事记”，“民国十年初”即1921年。太妃和王公们着急溥仪的婚事，当然还轮不上耆龄马上操办，直到1921年6月，这位内务府大臣才介入此事。皇家大婚，必然产生筹备处这样的组织协调机构。“醇邸”即皇上的亲生父亲载沣家，加上他正好“十位王公”，《我的前半生》所述准确。

《耆龄日记》1922年3月8日条：“入直，随醇邸（这里的‘醇邸’是载沣的代名词——引者注）及诸王贝勒至长春宫，呈阳桑札布、汉罗札布、荣源之女照片并三代清单。”可见，从1921年到1922年，供溥仪挑选的配偶凡七名，有些在过程中被淘汰了，而婉容为后来居上者，并且压倒了1921年6月1日之硕果仅存的文绣，最终成为皇后。1922年3月10日条是这样记载的：“入直，召见养心殿，奉旨：候选道轻车都尉荣源之女郭佳氏着立为皇后，候选同知端恭之女额尔德特氏着封为淑妃。”

《我的前半生》关于溥仪大婚之事的记载不仅被《耆龄日记》细化，而且日记还披露了一些为世人不知的婚事纰漏。且看1922年3月14日条：

荣源谢恩，言其姓非郭佳，乃郭绰罗氏（今人译为郭布罗氏——引者注），则前日载涛所交之三代门户帖真荒唐矣。涛问之毓朗，朗为荣源妻父，何以不知其婿之姓，天地间竟有如此疏忽之事，怪怪。业奉明旨，何以能改，请示于邸，邸谕不必上陈，仅将行知宗人府咨文改正而已，真不成事。事前□□□（《耆龄日记》的体例说明完全依循《中和月刊》以□表示模糊文字——引者注）争言知其家世，今并姓氏尚错，他更可知，其欺罔之罪，百口何辨？推彼辈之心，不过欲借椒房（椒房，特指婉容——引者注）声息以为将来希荣之地耳，小人肆无忌惮，何事不可为，此第嚆矢也，不胜杞忧。

《我的前半生》《结婚》一节明言，端康在后宫中的地位高于敬懿，耆龄又牵出了荣源的老丈人毓朗贝勒，可以进一步推断，是他与涛贝勒联手，又有荣源乐见，从而击败了洵贝勒，使得自己的外孙女在溥仪的婚事中占了上风，也使敬懿欲哭无泪，这就不像《我的前半生》所言，文绣败于婉容，仅仅是因为端康嫌贫爱富，心仪婉容的家境，深层次原因在婉容的家族优势。然对皇家谱牒疏忽之谬，只好先瞒事不报，藏起错情，待今后悄悄改正了。

日记记载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客观存在素写，必然渗透着记载人对外部世界的情感。说到《耆龄日记》文字所流露出来的憎恶之情还有两证。一为1922年8月30日条，对载洵和载涛的抨击：“至筹备处，邸及洵、涛来会，出一函，乃匿名帖，痛诋狂骂，原无根究之理，而洵、涛强聒，纷扰过午。”不知此帖是否给婉容姓氏之谬匡误，揭了不良之底，致使两位王爷反目。倘如此，1922年2月17日条所述，初露敬懿和洵贝勒不可挽回失败之端倪，也就是说，该年月该天之前，婉容为后已成定局。一为同年11月19日条，平实地叙述陈宝琛等封建遗老在溥仪大婚典礼前被晋衔加官的情况，而独斥“覃恩蒙加少保衔，未免忝窃矣。”

《耆龄日记》1922年3月11日条对溥仪大婚事并未有任何记载，但王文锋主编《溥仪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贾英华署名文章《溥仪大婚内幕之再解析》，叙述了一些有关溥仪大婚的情况，可以与《耆龄日记》信息互补。

文/孟向荣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