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深入推进‘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新闻发布会，通报“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主要情况和成效，发布一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说，监管链条长、涉及部门多，“九龙治水”易导致监管盲区或推诿扯皮，这既是食药领域的典型特征，也是治理的现实难点。

他提到，要从机制上化解这些问题，就需要引入外部监督力量进行统筹推动。

“而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所具有的‘督促’依法履职与‘协同’多方共治的独特价值，正好能成为打破部门壁垒、衔接监管断点的关键纽带，推动各个监管主体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共治’，真正织密食药安全的法治防护网。”

他说，针对监管实践中职责交叉、分工不明导致的履职堵点，检察机关充分运用磋商、检察建议等手段，推动断裂的监管链条实现衔接。

例如，广东云浮市检察院办理鸡蛋抗生素超标案时，一方面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将漏检的磺胺类、四环素类等项目纳入常规检测；另一方面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养殖源头监管。通过检察监督的“穿针引线”，实现了“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

食药产品往往跨区域流通，单靠一地的监管很难奏效，需要检察机关推动源头和终端进行跨域联动治理。

例如，贵州省盘州市近80%的新鲜蔬菜来自云南省曲靖市，两地检察机关跨省协同发力，推动曲靖管好“地头”，75家种植基地落实合格证制度；盘州管好“摊头”，在批发环节拦截不达标产品200余批次，在超市终端查处不合格产品8批次。这种“源头严控产出、末端严查销售”的跨省联动，实现了让问题产品“出不了省、进不了市”。

此外，针对网络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的监管盲区，检察机关需要打通线上线下的信息壁垒和监管链条，实现跨场景融合治理。

以北京铁检院办理的“网络违规售药案”为例，针对“以虚假问诊变相销售禁售药品”的隐蔽乱象，该院通过线上勘验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的方式，查清了违法行为的隐蔽链条，成功推动将此类行为纳入有效监管，堵住了互联网售药的“隐形后门”。

邱景辉说，在推动全链条治理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始终严守履职边界，确保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坚持把“可诉性”作为把握监督边界的依据，在依法维护食药安全底线的同时，也注重为新兴产业留足健康发展的空间，以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