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冲击，文学书卖不动了，“疗愈经济”兴起带动相关图书热销，线上销售降幅大于线下，“罕见的爆款”仍在涌现，社科类图书的市场表现不俗，甚至不少哲学书都卖得不错……

对出版从业者来说，2025年是纠结的一年，面对各种选择，“迷茫”成了热词。销量下降，书价上升，彼此抵消，一切已难用喜和忧来简单概括。对读者而言，2025年则是幸福的一年，太多绝版好书再版，深度阅读成主流，学者写作精彩不断……太多“值得收藏的书”，让未来的淘书者记住2025年。

中华学术·近思、长城砖、新声、温迪雅、新视界、万有引力、溯源、赛先生阅读、大学问、陆海书系等“新品牌”，与甲骨文、博雅、九色鹿、启微、精神译丛、理想国译丛、汉唐阳光、湛庐、守望者、世纪文景、索·恩、汗青堂、拜德雅、鼓楼新悦等“老品牌”，交相辉映，共同表达着：不论市场怎样变化，价值出版永存。

好书不会消逝，它会像传奇一样，在一代代人的口中传诵。

好书的价值在于意义 而非“意义的拟像”

在许多出版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要做一本好书，哪怕赔钱。

什么是“好书”？这本是自明的，人人心中皆知，只是在市场压力下，才变得含混起来。

“好书”为什么重要？著名的传播学学者尼尔·波兹曼有经典论述：书籍必须从头看到尾，养成逻辑思维；古往今来，一切阅读者对他人的要求都是“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养成独立判断能力；书籍创造出“文字共和国”，中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都能被《安娜·卡列尼娜》感动，养成普遍意识与意义感。

然而，阅读的成本高昂。

培养阅读能力需漫长的教育过程，充满了强制。为把孩子绑架到学业的战车上，大人向孩子遮蔽信息，在“好好学习才能有出息”“你长大就懂了”“学习是你的义务”之类规劝下，“童年”成了人生的特殊阶段。

相比之下，影像文化的成本就低得多。不需老师教，孩子们也能“看懂”电视。可电视又是危险的：一集30分钟的新闻节目能容纳几十条新闻，孰前孰后是随机的，取决于新奇、惊异，即刺激性。观众无需从头看到尾，无法从中获得逻辑感；电视传达的信息过于丰富，压缩了人类的想象空间；电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沉浸感”，易吞噬人的自我，危及个体独立性。

在资本推动下，影像文化正取代阅读文化。不少网友辩称：网络阅读不也是阅读吗？载体形式有那么重要吗？

事实是，载体形式可能起着决定作用。“轻阅读”“快阅读”剥夺了阅读的深入感：文字是为表达意义，而意义需品味才能体会。“快”“轻”之后，读到的只是文字，而非意义。这样的文字只是“意义的拟像”，即模仿众所周知的经典写作，唤醒读者的“文字思乡感”，让读者在“似曾相识”的惊喜感中，以为get到了其中的意义。

“意义的拟像”绝非意义，除了戏仿、反写、变形等文字技巧外，无法开拓新空间，不论读多少“拟像”之作，乃至“拟像的拟像”之作，都不可能真正提升思考、认知、批判等能力，只能营造出“貌似的博学”。

知识越来越多，知识却越来越少。惟“好书”才能带人走出困境。

好书总是“十年磨一剑”

2025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涌现出许多厚积薄发之作。

比如刘晨的《太平天国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多达70余万字，与他的《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比，本书更立体、更全面，通过“洪秀全思想、统治方略、民心民变、权力格局”四大篇章，呈现出“人间小天堂”的幻灭：其早期成功来自观念突破，从“以过去为鉴”，转向“以未来为据”，将人间理想、逻辑推理、弥赛亚情结等有机结合，释放出惊人能量，惜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持续冲突中，勉强捏合成的“制度二元化”无法匹配长期发展，最终走向崩溃。“太平天国研究”是史学重镇，基础文献即3000多万字，加上新出文献、相关文献，已超10亿字，研究者穷其一生亦难尽读，刘晨能在这一“熟悉”的领域开出新解，难能可贵。

再如马钊的《弃夫潜逃，1937—1949：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上海教育出版社），聚焦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弃夫”现象，将“现代性对传统家庭的冲击”这一命题具象化、随着女性经济能力提升，乃至生活空间改变（传统封闭院落变成大杂院，女性与社会接触增加），传统观念的约束力迅速崩溃。本书精描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转型间，多样化的个体因应策略。本书胜在视角独特，通过深挖易被忽略的史料，激活其中隐含的宏大话题，呈现出历史学的想象力。

还有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围观世界，1950—2000》（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其名著《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续篇，通过“微观史”视角，看到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它并非“口号—落实”那么简单，而是一系列人物变迁、突发事件、各方博弈形成的“平行四边形”，无人可预料，却又不出预料。操作“微观史”的风险在易被“闪光的细节”诱惑，走向碎片化，本书呈现出作者的掌控力。

此外，《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胡岳峰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邹德怀著，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戴震的新古典世界》（胡明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唐元之间的西域与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付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谭夏阳著，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盐与唐帝国：唐代的盐法、财政与国家复兴》（吴丽娱著，领读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吕德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皆议题精专、厚积薄发，为读者打开全新的认知空间。

专业性是非虚构的生命线

与往年一样，历史非虚构仍是王道，2025年更强调专业性。 

历史非虚构中挤入大量业余写手，基本套路是把史料译成戏谑式白话，自造规律，以居高临下口吻灌输给读者。人类目前的智慧能否掌握历史规律，本是争论中的议题，且历史规律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绝非历史的魅力所在。业余写手常把直觉和想当然包装成规律，多是历史辉格主义、机械进化论、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谬误。

史学本应扩充心量，而非将其公式化，这是最起码的专业要求，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才能有效避免被剪接、被建构的伪史风行，引发意见纷争和偏执。

比如孙明的《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敏锐抓住嘉庆朝出现的、士大夫集体发出的“危机在即”呼声，表面看似是预言，仔细分析却不尽然，时人逻辑是“盛极必衰”，乾隆朝已“盛极”，此后必“转衰”，嘉庆被定位在“守成”上。对于这种建构在想当然逻辑上的“解决方案”，嘉庆却信以为真，导致政府全面后退，致国家能力下降，与“国家干预能力强化”的近代趋势背道而驰。在集体的自作聪明下，清朝落入“自我诅咒”（即因担心风险而错误行动，结果落入所担心的风险中）。本书爬梳文献功夫绝非业余作者可及。

再如侯杨方的《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作者多次赴丝绸之路故地考察，本书是浓缩的中东史，在纷繁的王朝变幻、人物更迭中，作者梳理出技术发展与地理格局互动的主线——地理格局塑造了政治形态，而每次技术发展都会改变地理格局。受此影响，历史看似无规律地摆动，但兴衰皆有定数。本书胜在穿透性，却不拘执。

还有吴真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三联书店），钩沉出抗战期间，郑振铎为保护中国文化而付出的艰辛，面对日军大肆掠夺古籍、英美也重金搜求，郑振铎以强烈的责任感，利用他在古书行的人脉和专业知识，为国家保存了大量珍本，书中对古书行操作方式的钩沉，乃至对郑振铎这段生平的细致梳理，令人赞叹。

此外，《走向三国：汉末群雄割据史（190—229）》（单敏捷著，中华书局）、《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赵洪雅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大战场：敌后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余戈等著，天地出版社）、《晚清高官在民国》（刘江华著，三联书店）、《孔子传：华夏崩坏与新生》（韦政通著，岳麓书社）、《寄畅园：一座园林中的晚明艺术与生活》（黄晓、刘珊珊著，北京出版社）、《何以流动：媒介视域下的清代流言传播》（刘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均呈现出厚重的专业积累。

哲学书是怎么抓住读者的

哲学出版本属极小众，2025年却涌现出许多好书。

哲学有一套复杂的名词系统，被讥为“学术黑话”，非专业学习，很难进入，而哲学又被视为“无用的学问”，不易与具体实践建立关联。哲学已诞生几千年，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有限，直到最近300年，才有显著增长，可见在推动进步上，哲学不如科学。

可生而为人，我们总会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

随着全球化退潮，移动互联网冲击，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思考：全球化描述的大同幻境为何破灭；为什么更多的沟通并没带来彼此理解，反而加剧了纷争；未来将向何处去；AI突飞猛进，是否会代替我们……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困惑，每代人都在寻求解答。

比如《拟像与拟真》（南京大学出版社），直指当代人意义感被抽空的现实，随着各种象征与符号挤满空间，真实被动摇，现实成布景，在此之上的意义因失去基础，只能靠不断重复来维持，一切成了必须如此上演的戏剧。作为个体，我们很难意识到这是一个“草台班子”，因为它已融入到自我构成中，一旦拆穿它，我的尊严、认知、信任、爱等都将失败，这是一个大众媒体、消费文化、影像技术等不断制造集体幻觉的世界，一切似在奔跑，却只是自我重重。对于沉浸在朝九晚五中的读者，很容易与本书产生共鸣。

再如陈嘉明的《哲学叙事：东方与西方》（东方出版中心），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对东西方哲学深入分析，指出二者产生背景完全不同，致东方哲学走向以求善为目的、教化为主导的方向，西方哲学则走向以求真为目的、逻辑为主导的方向，二者语境不同，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本质处仍可沟通。关键在于，如何超越“共情”，“于心有戚戚焉”不等于证真，“共情”之外，还需“共识”。从本书看网络时代纷繁的文化冲突，有豁然开朗之感。

此外，《技术与魔法：重建实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致命的策略》（南京大学出版社）、《庄子哲学引思》（卢国龙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永久的欢乐》（上海三联书店）、《健康综合征：当健康成为一种道德责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生而液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速度与政治：论竞速学》（西北大学出版社）、《阴阳：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天地之道》（王蓉蓉著，九州出版社）、《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蓝江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商务印书馆）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哲学必与人类真实的痛苦与困惑相关，抓住这一点，就会被接纳，“难读”绝非问题。

价值理性 正在回归

《诸葛孔明：导演三国时代的天才军师》（溯源·山西人民出版社）、《明宫彤史：明代宫廷女性》（彭勇、潘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近代绅士：一个阶层的历史命运》（王先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章开沅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丹道源流：传承、人物与诀要》（程宝良，上海远东出版社）……

对真正的读书人来说，淘这些优质学术书籍非易事，一是出版量小，二是专业性强，大众书店和交易平台不关注。

书只论好坏，无关新旧，新旧来自资本的偏好，只有把旧的不断淘汰，才能为新的产品带来更多交易空间。资本不承认历史，不接受传承，不认可永恒，相信“创造性破坏”，即时消费才是王道。资本因此不断制造狂欢，以让人们淡忘过去，可智慧与创造皆来自记忆，来自持续积累。

2025年，太多的好书再版。体现出市场理性的持续压力下，价值理性正在回归。

如林仁川的《血拼的海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当年出版时，关注“海洋贸易史”的读者不多，而它却是近代转型的机枢。明清曾主导东亚海洋贸易秩序，但统治者长期未意识到“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每当与管理产生冲突，便迅速回到抑商的旧立场上，面对西方商业势力不断扩张，明清一味退让，随着对方掌控了航线、定价权、货源、市场份额等，明末发端的资本主义萌芽终于凋谢。有“海洋意识”，却无法开花结果。如今“海洋贸易史”的书虽多，本书价值依然，可见严谨的学术研究经得起时间考验，靠谱的书永远有读者。

再如陈侃理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文化史》（博雅·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论”文化予以梳理。古人相信，人事与天道紧密关联，前者背离后者，上天便会通过灾异示警，人君需以修德的方式平息上天的愤怒。如何解读灾异，该怎样修德，留下巨大空间，为各方博弈提供了空间。汉武帝时，儒家借数术、灾异上位，董仲舒甚至称儒家经典为“外经”，由此形成漫长的文化传承。

如何把“想读书单” 变成“必读书单”

2025年还有太多好书值得一提，随手还能举出《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李怀印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武则天传》（韩升著，三联书店）、《京剧版画》（王树村编选，陶君起注解，钮骠注评，北京出版社）、《汉亡哲思录》（徐英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莫卧儿王朝的灭亡：德里1857年》（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杨茜著，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如果说往年的“想读书单”可列到50种左右，2025年至少100种以上。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想读书单”虽长，其中有多少是“必读”呢？如何才能把“想读书单”变成“必读书单”？

“必读”的前提是启迪性，几乎每个阅读者都遭遇过“被震撼”的经历——曾有一本书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认知体系，让人突然看到世界的宽广。这是如此美妙的经历，让人久久难忘怀。当我们翻开一本新书时，总会根据“被震撼”的体验来要求它，但“被震撼”的体验是偶发的，也许一生也遇不到几次。

一本书怎样才能做到必读？除了知识新，还需框架新、思想新、认知方式新，能为读者赋能。单纯的积累已不足够，还需作者将勇气、人格、情怀灌注其中，既需要环境支持，还需要运气的加持。

从生产管理，向创造管理跃迁，是全社会当下都在修炼的新技能，出版业也正在路上。但只要“做好书”的初心不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书涌现。

2025年，好书多到读不过来的一年，值得怀念。

文/唐山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