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乡村的确有治愈城市病的能力。我从高铁上下来时，还满嘴普通话，但车一进村子，胶东话就像村头的河水一样流淌而出。饱餐了一顿安康鱼配玉米饼子后，新闻联播都还没播完，我这个“熬夜党”就昏昏欲睡了。

胶东是山东的“异类”，无论从自然气候和语言风俗上，都与其他地区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别，总而言之就是轻缛节而重务实，而这也导致年味比其他地方更淡。不过正因为不用频繁走亲戚，我每次回来都有更多时间到处转转，进而了解一下故乡的过去和现在。

据记载，我们村是明朝万历年间由同姓的两支人从不同地方迁来，大家的共同祖先都能追溯到元朝的一位司马。经过几百年繁衍，它已经成为周围最大的一个村落了。在我出生之前，我们村就已经到达了它辉煌的顶点，那时候乡镇企业遍地开花，高峰时村集体有四五个村办工厂，甚至还有自己的啤酒厂，亦即现在县啤酒厂的前身。

但时代的浪潮不会遗落任何一个角落。就像那时候很多乡镇企业一样，我们村的铜材厂、铝材厂、肥皂厂倒的倒、卖的卖。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原来铝材厂的一批人开始走出去做热水器生意，并在威海、烟台等地扎下根。

也许他们是这个村庄向城市大规模输送人才的开始，而乡村的输送能力有时令人惊讶，现在村子里我的同龄人中，在北京工作的就有七八人。乡村人才走向城镇，改变了自身命运，但也必然伴随着农村的“空心化”。这次回来我又去那些破败的厂房转了转，几株大树兀自诉说着兴旺和凋零。

人才的自由流动，带来了国家整体繁荣，其实乡村也在这个大循环中得到反哺。这些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首先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路面全部硬化，路灯、直饮水设备、健身器械配备齐全。老人吃上了社区食堂，乡村中的“底层”也有了低保兜底，我每次回来都会去看看低保领取人员公示。

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回家过年既是一次团圆，也是一个感受时代发展脉搏的机会。其实每一种宏大叙事都在乡土中国引发了相应的回响，只是有时候这些回响太过微弱，以至于少有人认真倾听。而长期进行文字输出的人，最害怕枯竭和脱离生活，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过年更像是一次体验和吸收，只有春节能一次性召唤回这么多从乡村出发的人，我们才能如此饱满地感受到乡村在时代中的变迁。如果说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有可取之处，那与我和乡土中国的紧密联系是分不开的。我一直很庆幸，作为一个媒体人自己的人生经历多层叠加，这种丰富性让我看待很多问题时都不会那么片面。

时代步履匆匆，从故乡和家族出发的人们越走越远，各有方向。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觉得与亲友会面，似乎越来越尴尬无趣，因为大家已经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共同的情感经验越来越稀薄。但这或许正是节日的意义，有了过年这个文化纽带，基于血缘的家族关系得以维系，不同群体之间一年一度大规模地集体融合，隔阂因之消融，社会洋溢着温情脉脉，这是一种周期性的“群体保养”。

据说鱼是人类的远祖，而很多鱼类都有“洄游”习性。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总想回到自己的人生起点去走走看看，获取能量和疗愈，这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情感需求，定期的情感“洄游”也会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世界上每一次拥抱，都会以松手告别”，所以每一次相逢都值得珍重，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是我们人生中再也回不去的唯一。

(文/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