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深刻影响了草原历史的面貌，蒙古认同逐渐形成。蒙元时代的人们，如何讲述蒙古族群与成吉思汗开国的历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大蒙古国的框架之下叙述蒙古历史时，目前的论著多陷入一种叙事程式当中，即以成吉思汗时代之前的蒙古社会结构，作为蒙古早期史的开篇，并赋予其前国家时代的“部落社会”色彩，然后将其拼接到成吉思汗的家族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家族历史，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打破旧制度的意义。其中的经典研究，当数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氏将大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制度，分别概括为氏族制和游牧封建制。前者意味着成吉思汗建国之前，蒙古草原尚处于所谓“血缘社会”的“原始”状态。而成吉思汗时代之后，游牧封建制逐渐成为蒙古长期的社会形态。符氏的社会形态分析，对中外的蒙元史研究，尤其是早期蒙古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等文章揭示了蒙古的族源和形成过程。这些民族史的典范性研究，在叙事手法上呈现出共同的风格，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起源—发展—成熟”的叙事逻辑。这样的叙事逻辑，在北方草原政权历史的研究中十分流行。
这种叙事程式的形成，一方面与研究者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有关。首先，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将亲缘关系视为前国家社会（nonstate society）的基本组织原则。与之相关联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概念，实际上带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却往往套用在北方草原政权的不同发展历程中。大卫·斯尼思的《无首之国》一书，从这一角度对符氏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其次，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由于中原王朝有着源远流长的集权传统，他们便习惯将政治的集权视为国家的关键特征。囿于这两种自我中心视角，研究者容易倾向于以早期国家起源来比拟北方草原政权的兴起过程。由于各族群政权起灭无常，其结果就是草原历史呈现为一根根线性发展的断裂链条，族群“起源—发展—成熟—消亡”的故事循环往复。按照线性叙事的逻辑，研究者始终无法有力回答为何草原历史呈现出迥异于中原王朝历史的面貌，一根根线性发展的独立链条，反而从整体上呈现出游牧族群历史的非线性发展路径，形成北方草原政权旋起旋灭的循环。成吉思汗何以终结这一循环，开启了延续至今的蒙古认同？
上述叙事程式的形成，另一方面源于研究者对《蒙古秘史》《史集》等蒙元时代重要历史文献的解读。蒙元时代之前的北方草原历史，主要经由中原文献记载流传下来，其自身的历史记述罕见。蒙元时代的历史文献，更多地出自蒙古人对自身历史的记述，弥足珍贵。但是，这些文献呈现的“历史”，能否等同于真实发生的“历史”？长期以来研究者并未将这两种“历史”剥离开来，将文献呈现的“历史”，按照“起源—发展—成熟”的逻辑，纳入叙事程式之中。这种蒙古历史的讲述方式，忽视了前一种“历史”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重要问题，进而阻碍了对后一种“历史”的清晰认识。近年来，在族群认同的范畴之内对于集体记忆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探讨“族群认同如何借由成员对该族群起源的共同信念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借由历史失忆来达成”等问题。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内，从王明珂对羌族的研究、姚大力对回族和满洲等民族认同的研究、罗新对中古北族名号的研究，到近年来胡鸿对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华夏化的研究、苗润博对契丹早期史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开启了北方草原史研究的新风尚。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在跳出前述叙事程式的基础上，分析蒙元政权如何书写以成吉思汗及其家族为核心的蒙古开国历史，进而影响蒙古族群历史的面貌。具体而言，将从以下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章“两宋史料所传蒙古早期史”。蒙元史料对蒙古早期史的讲述，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而辽金宋史籍的记载，从他者视角揭示了蒙古早期史的另一种面相。见于两宋史料的蒙古诸部的活动，其地点与成吉思汗家族的活动范围一致吗？将成吉思汗家族史放大至整个蒙古早期史，是否大大低估了前成吉思汗时代其他草原部族的政治影响力？无独有偶，蒙元史料记载了蒙古诸部起源于额儿古涅昆、西迁至不儿罕山的传说。“起源—迁徙”的传说，能否与两宋史料所见蒙古诸部活动相联系？
第二章“族称的历史考察：元人‘讳言鞑靼’说再议”。如第一章所述，两宋时期从各种渠道获悉北方草原上“鞑靼”的部族名号及其情报。流传到元代，元人是如何看待“鞑靼”的？王国维提出元人“讳言鞑靼”说，影响很大。究竟元人避讳“鞑靼”字眼吗？讳谈“鞑靼”史事吗？追溯这一族称的历史，同时也是在观察元人对“鞑靼”相关历史记忆的遗忘与改造，从而探究元代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的草原史观的形成。
第三章“‘孛儿只斤’与元代蒙古人的‘姓氏’”。这一章以姓氏为个案，继第二章之后，继续探究成吉思汗家族的特殊化与神圣化过程。蒙古统治家族的神话，最为知名的是成吉思汗先祖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传说故事。阿阑豁阿的神圣后裔被称为孛儿只斤氏，孛儿只斤同时也是元代帝室的姓氏。孛儿只斤被普遍视为成吉思汗家族自然而然传承的结果，其产生过程往往被忽视。在元人的普遍认知中，蒙古人有名而无姓。一些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蒙古人，会通过不同途径制造姓氏。如果说蒙古人无姓的话，那成吉思汗的“姓”又从何而来呢？
第四章“元代蒙古人的‘家史’书写”。研究者非常重视官方史料中记载的蒙古起源故事，但蒙古人个体对于自身家族的起源是怎样追溯的，则较少为人关注。这些“个体之声”，常被“集团之声”埋没，在史料里仅留下零星记载。将这些珍贵的片段搜集起来，与见载于“国史”的祖先传说进行对比，可以揭示出不同于现有认知的历史记忆面貌。在自身何所从来的问题上，元代蒙古家族口耳相承的祖先历史，与广为流传的“国史”一致吗？个体历史记忆与集团历史记忆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保持了独立性还是嫁接进蒙古开国历史当中？
第五章“反思‘血缘社会’：蒙古部族‘圈层结构’说”。这一章研究的对象，是蒙元史籍讲述的蒙古起源史。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以统治家族为核心的族群血缘系谱是如何建构的。根据蒙元史籍的记载，蒙古部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繁衍出尼伦和迭列列斤两种。前者是感光生子的后裔，产生了成吉思汗家族；后者则是非感光生子的后裔。不同蒙古部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呈现出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渐疏远的“圈层结构”。作为现代学者，如何理解蒙元史籍中的“圈层结构”？这是蒙元史家对既成事实的客观追述，还是基于蒙元统治者的立场对部族起源关系的解释与重构？
上述章节都在探讨成吉思汗家族史如何塑造整个蒙古早期史的面貌。接下来两章，则聚焦于成吉思汗身上，用成吉思汗建国与立制的两则个案，来分析蒙古开国史的讲述方式。
第六章“多语史料中的蒙古开国时间”。这一章讨论的问题是，在成吉思汗复杂曲折的开国经历中，哪些事件被后人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政治意义。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丙寅（1206）建号成吉思汗，是铁木真御极、大蒙古国建立的标志。建号称汗所承载的铁木真开国御极的历史意义，似乎不容置疑。但实际上，蒙古开国史的讲述方式，在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中不尽相同。讲述蒙古开国史，涉及如何赋予“事件”以“意义”的问题。除了丙寅建号之外，汉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史料中，还重点讲述了成吉思汗经历中的其他事件，这些事件从不同侧面构建着成吉思汗的统治合法性。
第七章“四怯薛长的承袭与太祖旧制”。这一章以怯薛制为个案，观察成吉思汗所立祖制的政治光环是如何形成的。《元史》记载太祖命“四杰”博尔忽、博尔朮、木华黎、赤老温担任怯薛长，建立了“四杰”家族世袭怯薛长的制度框架。《元史》所记怯薛制度，是成吉思汗自上而下、齐整划一的制度设计，还是入元之后制度衍化的结果？这一个案体现出元人对成吉思汗建制的历史想象，将一些重要制度追溯自成吉思汗的政治遗产。反过来，诉诸祖制是为现实的制度寻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上述章节对元朝开国故事的若干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了蒙元时代的人们如何通过“追本”，即追溯蒙古族群和成吉思汗家族之源，达到塑造统治家族政治合法性的目的。此外，从文献生成的角度来讲，本书还选取了有关成吉思汗事迹及先祖世系的两种重要文献进行研究，见附录一“《史集》成吉思汗先祖世系的修撰”和附录二“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本书是以笔者201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撰写过程中，承蒙张帆、党宝海、苗润博等诸位师友的指导，不便一一注明，谨致谢忱！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收入书中有所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