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晚，马伯庸做客“北影大讲堂：文学与电影”顶峰对谈系列之“显微镜的历史”，与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何亮就类型小说和电影作品创作展开对谈。活动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

因逃避和好奇而走上文学道路

《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这些影视剧都由马伯庸作品改编而成。最近他的最新历史小说《食南之徒》出版，小说以美食为切入口，讲述一段中华版图认知变迁史，新书仅上线24小时就占据各大平台新书热卖榜第一。

说起走上文学道路，马伯庸表示是因为逃避和好奇。他讲述说大四时，为了逃避写毕业论文的痛苦，写下了第一部历史小说《风起陇西》。在马伯庸看来，文学的本质都是一种逃避，无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是之后的无数部文学经典，这些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有别于现实生活的世界，在现实中感到痛苦、困惑的人们都可以躲到书本构筑的空间里，获取一定的精神慰藉。

大学毕业后，马伯庸进入了施耐德电气公司，从销售部辗转到市场部，不会喝酒和应酬的他始终倍感焦虑和痛苦。无意间他发现公司内刊里有介绍公司的文章，写法特别正统，也难免显得无聊。“我就在想，一家成立了一百多年的公司，它一定会和一些历史大事有所联系，历史上一定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热爱历史的马伯庸开始“挖”公司历史里的故事，写出了一部“施耐德电器演义”，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内刊上，没想到同事争先恐后地追着看，他也因此在公司内部获得了新的职业定位。

直到2015年，马伯庸正式从施耐德离职，成为全职作家。“我做了10年的上班族，每天都是早九晚五，‘社畜’的基因深深地刻在身体里。即使是辞职以后，我也一直保持着‘社畜’的作息，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跑步吃早饭送完孩子上学后开始写作，写到晚上5点就回家了，跟上班没什么区别。”

偶发的灵感与长期的积累完美融合产生了奇迹

《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写作时间最短的一部小说，全文不到10万字，他仅用11天便创作完成。马伯庸表示，“这不是一个常例，这是我从来第一次碰到一个绝无仅有的心理学上叫做心流的状态。”

马伯庸谦虚地表示这是一次难以复制的，偶发的灵感与长期的积累完美融合所产生的奇迹。“严格来说它应该是（花了）11年写的。”马伯庸对唐代文化一直很感兴趣，他持续关注唐代的考古报告，包括当时百姓的各种生活细节，比如服饰、交通、各地风土人情等。经过11年无目的性的积累后，“到了爆发的点，忽然之间我就不用再去查资料了，所有的资料我都谙熟于胸，我只是把它迅速地写出来就够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特例，但是这个特例背后其实是一个我多年来的习惯，对所有的事情保持一个好奇心。”

基于爱好的长年积累让马伯庸作品中充满了绵密、考究的细节，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他也热衷于探究细节的确定性，写完小说还会邀请专业老师帮忙审校作品有无明显的历史错误。譬如他在《长安的荔枝》的初稿中写到主角去庙里上香，是拿着几根香去的，一位精通唐史的老师指出这是错的，“他说唐代没有线香，一根根的（线香）那是明清时代才有的东西”，马伯庸立刻在定稿里修改了这个细节，“虽然这个改动，其实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没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细节积累得足够多，你的作品就会出现出一种质感，就会有一种让人信服的气质，这种信服的气质会带着读者进入到你的世界，他才能够静下心来相信你写的东西。”

不爱写大纲 结构凭直觉

马伯庸透露自己创作不写大纲，“因为一般做了大纲我都会绕着大纲走，最后写完的东西一定跟大纲完全不一样，大纲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你不要往这来。对我而言，大纲是一个参考，是一个反面角色，一定要拧着他来。”

对他而言，结构不是提前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种因经年累月创作而产生的直觉。

在这样感性的创作心态下，马伯庸经常把自己逼到绝境。对他而言，“写作是一个跟自己较劲的过程，也是一个跟自己玩的过程。我会经常写到主角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陷入到完全的绝境了，然后等着看第二天的我说看你怎么解。第二天起来之后头疼说昨日之我打倒今日之我，你怎么搞成这样，然后再去绞尽脑汁去解。其实往往在这种绝境之下，你才能迸发灵感，才能想出一个新招。”

如果真的解决不了怎么办？马伯庸笑言还有一个终极大招：“如果实在想不出来也没事，你把前面的改了。”毕竟，作者是笔下世界的上帝，是可以耍赖的。角色必须瞬间做出的反应，作者可以用十倍百倍的时间来思考，可以寻求外援，甚至可以专门创造出一个新的人物来帮助主角解困。“解完之后再在前面的故事里去增加铺垫，补充伏笔。观众看到的不是你的创作过程，是创作的最终结果，他就会觉得这人好厉害，瞬间就想出一个奇妙的招数。”

寻找到现实性开始一部历史小说创作的必要基点

何亮认为，马伯庸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古代帝王将相视角的历史叙事方式，选择了平民视角的叙事，这也是其创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对此，马伯庸认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自己影响很大，这本书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历史中耳熟能详的东西背后其实都和钱有关系。既然看似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和普通百姓一样，所有行动的本质都是基于利益和金钱，那么真正在创造利益和财富的底层人民，他们的生活状态才是历史真正的决定性力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马伯庸笑称，人很难脱离自己的生活去想象完全迥异于自己生活的事物，“作为普通人，我写不了王阳明，也写不出来霸总，我只能想象普通人的生活。”

对马伯庸而言，寻找到现实性是他开始一部历史小说创作的必要基点。《长安的荔枝》展现了一个社畜如何排除万难，完成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大家喜欢《长安十二时辰》是因为其中展现了一个刑警队长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让观众看到了岁月静好的生活背后是有人在负重前行。“不管（背景）是现代的科幻的历史的，（故事）最终都是要打动现代人的内心一个柔软的地方，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所认可。（一个故事里）普通人所感动的点在哪里，普通人能不能跟（这个故事）产生一种共鸣，找到这种共鸣了，任何题材都会变成经典。”

马伯庸很认可一句话“英雄其实就是历经磨难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普通人很少能碰到千钧一发、需要拯救世界的事情，但每个人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的生活过得精彩、破除困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真正属于普通人的叙事方式。

马伯庸说自己很喜欢《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光是这个名字，便让他体会到了一种真正来自市井的生命力。不管是《太白金星有点烦》还是《长安的荔枝》《食南之徒》，就创作的本质而言，马伯庸只想“坦诚地展现出我对生活的理解，吸引和我志趣相投的人，就足够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