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说到“写作”一词时，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会想到是真正在稿纸上“写”这个动作了，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在电脑上码字，因此，纸墨笔砚这些“文房四宝”，似乎只剩下了怀旧的意义和收藏价值。如果我们用“键盘侠”来指称当代的文字工作者，大致上也不能算错，写小说、写论文、写报告、写材料，甚至连法庭上书记员做“笔录”，都是把文字通过键盘敲进去而已，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键盘写作时代”。

“键盘时代”的写作其实也很辛苦，长时间盯着电脑，眼睛会变得干涩疲劳；由于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体力活儿，日久天长，十个手指也会变得僵硬起来；伏案久了，颈椎也会出现问题，这些都与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有关。与键盘时代以前的写作相比，到底哪个更辛苦，也只能是冷暖自知了。

西方人在打字机发明之前，写作时用的应该是羽毛笔。伊拉斯谟是欧洲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集诗人、古典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神学家、教育家于一身，著述卷帙浩繁，用斯蒂芬·茨威格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剧》中的评价：“他是西方所有从事著述和创作的人当中第一个有欧洲意识的欧洲人、第一个因为爱好和平而备受争议的人。他是人文主义者的理念——一种善待世人和善待思想界的理念——的一个十分能言善辩的辩护人。”这位知识渊博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酷爱书籍，因为“在一个通常毫无权利可言的时代，读书是有教养者的唯一特权”。

伊拉斯谟还是一位勤奋的写作者，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写一部新书比他看一部旧书的校样还省事”。他虽然身体孱弱，但却每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在其余的二十个小时中，他会不停地工作，著书、阅读、辩论、校勘和修改文稿，只要他醒着就意味着他是在著书。“他手中的羽毛笔简直就是他的第六个手指。”茨威格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描写伊拉斯谟的阅读和写作生活的，其时的情形都需要我们这些读者们去进行“脑补”。

而键盘时代以前的中国现代作家们写作时，身体或精神上遭遇的“苦状”，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的。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特别迷恋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还将图书馆里的《沈从文文集》悉数借回家阅读。在书籍的内页上有沈先生蝇头小楷的手稿，字体清秀漂亮到可以拿来作字帖。然而，沈先生在其清新隽永的文字背后，掩藏的是生活的困厄与艰辛，他之所以成为高产作家，目的只是为了卖文为生。他在1929年10月下旬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道，“本来已说不写文章的，谁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写成一书就无法支持的情形，眼前还一字不曾着手，然一到月底无论如何也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所以这几天若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课也恐怕不到一月连来吴淞的钱也筹不出了。”

除了为生计着想，不知道写什么却又“不得不写”之外，那些“为爱好兴趣和热情”而写作的人，也会遭受写作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之苦。在胡悦晗的《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中，讲到多金的邵洵美说他“平时读书写文章，都在夜间”，不过“夜里写文章，一忽便会天亮；一天不睡，三天都不能使精神恢复，我于是时常头痛”。

编撰《中国药学大辞典》的陈存仁讲到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状态，“白天常觉疲劳过度，遇到有些写作上的困难问题，夜间不能成眠，有时睡到半夜入梦之时，拟好了一段文稿，或是想出了一个字，忽然清醒坐了起来，急急开了灯动笔记下。最初记好之后，也就入睡了。后来记了之后，觉得提起了虚火，自己按捺不下，就继续做上两三小时工作。从前年轻，少睡两三个钟头无所谓，但是积了半年时间，究竟人不是铁打的，就病起来了。”熬夜这种打破作息规律的生活方式，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人尽皆知，然而，对于作家、学者等文字工作者来说，熬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思维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深夜很活跃，只是这些精神产品的产出，不得不以生产者的健康为代价。

无论是“键盘时代”以前的写作者，还是当下的“写手”，书写的工具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脑力劳动的实质却是一样的：它需要作者的构思、才情和坚实的文字功底，需要作者案牍劳形的毅力，那凝聚着作者的思想、情怀与使命感的文字，是滋养社会精神生活的食粮。当我们怀着莫大的兴趣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应该感谢他们在每一个冷寂的夜里的付出，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所应想起的。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