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变革时
泰戈尔说过：“人总是会被历史淹没，除非他努力崭露头角。”（Man does not reveal himself in his history， he struggles up through it.）这对于福建闽侯（现在的福州）林氏家族接下来半个世纪所经历的一切，仿佛是一种预言，尤其是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激流涌动的时代。
这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这个夏天，一切看起来平静如常，其实水面以下，各种力量蓄势待发，暗自较量。杭州的初夏，空气里充满江南的温润，而且带着微微的海风味道，会让时任杭州代理知府的林孝恂想起老家福建闽侯。
时下正值农历的芒种左右，杭州城外的农民正在像往年一样忙着抢收小麦，以避开即将到来的梅雨季节。这两年，他们在田间经常见到一些来自农事试验场和农务学堂的人，说要改革农业生产，农民们不太明白，只知道这些都是慈禧太后她老人家吩咐的。而在杭州城里，官员们也没有一天安生。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即将让世界看到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奇迹”；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从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各种西洋文学译作越来越多；《辛丑条约》让清政府欠下巨额的赔款，也让南方汉族的势力、军阀、各地的督府开始和清政府中央抗衡，朝野酝酿着新的权力分配……但混乱中好像又萌生着希望，慈禧太后在历经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后的紧张与多疑，又历经了庚子国变的恐惧和妥协之后，她终于在大清国运垂危之际，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政”，那些在百日维新中被她唾弃和防备的知识分子，好像突然有了用武之地。还有些林家判断不出好坏的形势： 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华侨组织的洪门致公堂；蔡元培着手成立光复会……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即将到来，杭州湿润的空气里到处是蠢蠢欲动的味道。
林孝恂家在闽侯地区是望族，变革者迭出。以至于后来还有“闽侯四民”的说法，这四名分别是林长民、林觉民、林肇民、林尹民。其中林觉民和林尹民兄弟留日归来之后走上了革命之路，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长民的一生则为了立宪和变革鞠躬尽瘁。这个林家，后来在整个20世纪的前50年，为中国尝试了无数条路。
可林孝恂刚刚搬到杭州西湖附近的陆官巷没几年，他的一生与同时代文人相比有些不同。他并不总是埋首穷经，他学习过医术和武术，也接受西方的政法思想。晚年客居上海期间，还参股创办了商务印书馆。他和其他传统读书人一样，曾在科举入仕之路上倾尽全力，在晚清政局最为变幻莫测的1889年，他中进士，并被授予为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很快厌倦了京城官场迎来送往的潜规则，于是利用了一个潜规则告别了一切规则： 在翰林院年度甄别考试时，故意写错一个字，主考人看到这个错字，便知此人暗示想离开京城了，于是林孝恂很快被下放到地方，做过金华、孝丰、仁和、石门、海宁诸州县的地方长官，后来做到代理杭州知府。
陈学勇：《莲灯微光里的梦： 林徽因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厌倦官场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他知道科举制度已日薄西山，他的后代，一定要熟悉新学。
当时他家有两个儿子和其他几个侄子，长子林长民，次子林天民，侄子林觉民、林尹民，后来这四兄弟都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改变中国。当时，林孝恂在位于杭州万安桥侧的林宅内，特地把宅子分为东西两侧，一边教授新学，一边教授传统经学。他从福建请来两位至交来教育子女，一位是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开山祖师及译界泰斗的林纾，专教中式学问；一位是后来的著名报人林白水，专教西学。
林纾可谓中国近代文学的传奇人物： 他通过请人将西方英文原著口译成口语，再转写为古文，不懂英文，却成为了西方文学翻译泰斗。他为中国第一次引入了大仲马的小说《茶花女》，轰动一时，随后，还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森彼得的《离恨天》、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等。他用“文言文”介绍西方文学这种方式，既向中国民众打开了西方文学世界的大门，又为当时的传统士大夫们所接受，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旧式文人。在戊戌变法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林孝恂谈革新，谈如何接受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这已超越了同辈文人们“中体西用”的主流观念。在林孝恂的儿子里，林长民特别受林纾欣赏。1909年林长民毅然放弃了翰林的头衔，不做科举既得利益者，后期也主要走宪政改革路线，不得不说跟林纾的关系很大。
教西学的林白水则和林纾在中西文化中寻求折中不同，他完全是一个旧制度的反抗者。林白水知识渊博，所教授知识新颖，不仅涉及国内的军事政治问题，还包含世界最新的政治思想学说，而且讲课总是慷慨激昂、富有激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长民出国留学的行事风格。当时他也开始涉足报业，时任《杭州白话报》主笔。
“闽侯四民”之一林尹民是林孝恂的哥哥林孝扬之子。林尹民自幼习武，一身仗剑走天下的侠气，据说独爱三国里的张飞。16岁那年，他被伯父林孝恂叫到杭州，和堂弟林长民一起读书，他的课业一直在几兄弟中排第一。在林白水的熏陶下，他热衷西学，决定留学日本，后来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的医科。但做医生并不是他的理想，他在业余时间读了大量中外兵书，后来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他革命意志非常决绝，很早就做好了殉国的打算，为此拒绝娶妻生子。他说既然有革命之心，不如尽早断绝牵挂，以免累及家人。林觉民和林尹民一样，忧国忧民，心向革命。他在福建高等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政法系，其间结交革命党人，并加入同盟会。19岁那年娶妻，本来情投意合，但为了革命起义，林觉民忍痛决绝写下著名的《与妻书》，流传后世
《福州文史资料选集（第6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第116页。。
1910年11月，孙中山觉得革命时机成熟了，在马来西亚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事。当时，同盟会要选拔800人敢死队，林尹民和林觉民毅然参加，并从日本携带了多箱军械回国，1911年4月27日晚，广州起义爆发，可敢死队寡不敌众，林尹民弹尽而死，才25岁。林觉民则负伤被抓，被清政府所杀。两人都名列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尹民的胞兄林肇民虽然没有参加起义，但是听到消息后，他依然大呼“吾弟已矣，吾当力其所业而未就也”
陈新华： 《百年家族：林长民·林徽因》，立绪文化，2002年。。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他组建革命司令部发动起义，光复福建，清政府覆灭。他终于不必再像弟弟一样流血牺牲，而迎来历史新纪元。
但林长民和他们的志向不一样，他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中国。但眼下，他首先得应付家里的这件大事——妻子生产。
1904年6月10日这一天，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何雪媛临盆了。
林长民没有林尹民、林觉民兄弟的运气和气魄，遇到一生所爱或者坚决独身。作为长子，他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未育便早逝，家里很快为他续弦，第二任妻子就是何雪媛。谁料结婚8年后，林长民28岁了，她才终于怀孕。这段婚姻里，他和何雪媛都是不愉快的。
何雪媛是一个嘉兴商人的小女儿。清末的官商关系非同一般。彼时的中国，尤其是在江浙沿海，尽管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但是清廷为了限制民间资本，企业只能是官督商办，盛宣怀、胡雪岩就是典型的官督商办背景下的红顶商人。到了“新政”时期，晚清政府终于放开了对民间资本的限制，改为官商合办。于是在江浙这样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商人越来越多，但想要做大，无不首先与官方结成利益同盟。因此，何雪媛的父亲让自己的小女儿去给林长民做续弦，是很正常的事。
可是，这个娇生惯养的小女儿并不讨林长民的欢喜。她没上过几天学，既不会吟诗作画，也不会弹琴下棋，跟学贯中西的林长民压根没有共同语言。再加上性格骄纵任性，颇不讨丈夫欢心；不擅长做家务，更不受婆婆游氏的待见——毕竟游氏是受过教育，也擅长女红的大家闺秀。尤其她还裹着小脚，更得不到力推改革的林长民的垂青。这样一来，何雪媛的“功能”似乎只剩下传宗接代，尤其是增加男丁。可惜都结婚八年，才第一次怀上孩子。她多希望是个男孩，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些尊严。
随着一阵婴儿啼哭传来，是个女儿，何雪媛显然非常失望。可是这个孩子如林长民一般俊秀、灵动，一双大眼睛充满了对一个新世界的孜孜渴望，让林长民爱不释手。老爷子林孝恂更是开心，他从《诗经·大雅·思齐》里，为长孙女取名“徽音”。原句“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意思是周文王的母亲大任、妻子大姒美德垂范，助文王成就大业
田时雨： 《阅读经典女人：林徽因》，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3年，第18页。。因为林孝恂希望她长大后能具备文王之妻的美德，成为丈夫的贤内助。这个寓意后来似乎也为林徽因一生的命运写下了微妙的注脚。
（30年代初，林徽音发表了大量诗歌和文章，但当时另有一位署名“林徽音”的男作家也有作品见报，于是她便改名“徽因”以作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