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团结成为一体的过程中，作为基本媒介的文字也变得通俗易懂、简便利用。随着仓颉造字的成功，中国文字尔后经历了从商朝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到商周时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大篆，再到秦一统后的小篆，以及慢慢在民间流行的隶书，直至隶书在汉代发展成熟的过程。此时，字的易读性和书写的简便易用，成为文字发展的共识，汉隶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文字的称呼，这应是中国文字称为“汉字”之始。

雄奇的汉江，就这样让刘邦的大汉王朝在古韵悠悠、浑厚博大、流水万年长中成长，并长出了汉字。在汉字中，又长出了诗经、楚辞、汉赋，长出了中华文化的高度。

文字表达出语言的意思，语言又以丰富的文字表达出独有之优美。这就是仓颉造字后，语言成长的新境界。汉水流域响起了“周南”“召南”“鄘风”等“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歌声，由此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诞生了。

《诗经》有《风》《雅》《颂》，《风》之《国风》涉及当时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地区的民间歌谣。西周以后，汉水流域被纳入周人的势力范围，成了周王朝的“南国”，其中“周南”在汉水上游汉中盆地西部一带。《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汉广》中的“江之广矣，不可方思”，以及“周文王化行江汉，是为召南”（“召南”在汉中盆地东部及南阳一带），都是对汉江风情民俗的生动刻画。当时，“二南”在周称为“南国”，“巴风”和“蜀风”发源地在古庸国，因而“周南”“召南”之后的“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等，逆向溯源，都是“周召”二风的传承。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语言凝成的诗歌，通过汉江，摇曳出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的《楚辞》在下游成长，成为中国诗歌的另一个源头。《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九章》中的“涉江”“思美人”等，都与《诗经》中的水、美人、民风等一脉相承。

“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刘勰《文心雕龙》）这就是说，赋起源于《诗经》，自屈原起开始“纵辞骋气，远说天神，词多于意，讽喻遂隐”。拓宇于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被汉代所继承，因此后世称赋为辞赋，楚辞成为汉赋的渊源之一。而汉赋充分吸纳了楚辞在创作中雄奇瑰丽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汉初期辞赋风格偏向于楚辞居多，句尾都会加上类楚辞的“兮”字。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是汉初辞赋的经典代表。

而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大赋的创作，为后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创作提供了范例。到魏晋时期左思的《三都赋》，一度造成洛阳纸贵。

以水论道。管仲《管子》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老子在汉江边成就了学术“道行”，《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所谓“之宗室”“几于道”“全在道”，意即中国哲学就是水的哲学，一切智慧、观点、方法、学识等，都能从水里找到答案。据说，当年在汉江边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老子的老师常枞问他，舌头和牙齿哪个刚强、哪个软弱，老子答不上来。常枞让老子观察自己已掉光的牙齿和依然柔软的舌头后，告诉老子“以水为师”，语毕而逝。

此时，长跪不起、泪流满面的老子，终于悟出了水的无穷奥秘，知道了水的无坚不摧——上善若水！

据说，当年，孔子五十有一而未闻道，南至老子故里沛，向老子问学。孔子用五年求仁义之礼，十二年从阴阳变化中求天道，结果一无所获。孔子南至老子故里沛，向老子问学：“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 

老子告诉孔子：“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夫何修焉？”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