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至9月，练江海门湾桥闸国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Ⅳ类标准。
这条甚至一度被认为“反正都治不好”的潮汕“母亲河”，在广东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后得以蝶变。全面推行河湖长制7周年之际，回顾广东治水历程，练江、茅洲河等“硬骨头”攻坚成功，最具标志意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广东经济飞速发展、城市人口暴增，不少河湖水也在这期间不知不觉变黑、变臭。练江就是典型，在政府和民众持续努力治理的情况下，仍然经历长达20年的“黑历史”，当地群众一度看不到练江重返青绿的希望，一些人甚至认为“没办法治”“没必要治”……
2015年，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水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刚性约束。从此，“没办法治”也得治，且必须治好。然而，黑臭水体也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变黑的，如何真正把黑臭水体治好，在当时并没有明晰的答案。2016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在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广东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于2017年底完成河长制建立工作，较中央的要求提前了一年。
7年来，广东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在南粤大地打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让绿色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回望过去7年，广东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坚持系统观念，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从“黑龙”重新变回“白练”的练江，“治出了秀水美景更治出了百姓口碑”的茅洲河……数年间，上下同欲、攻坚克难，实现治水治污的历史性突破，治水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跨‘粤’山海·绿美广东”系列专题报道，拟从生动的水污染治理案例出发，探寻广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如何正确处理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为确保实现美丽河湖长治久清走过的实践路径。
复白如“练”
粤东“母亲河”终从黑臭变Ⅳ类水质
急变：粤东“母亲河”，从水清如洗到黑臭扰民
练江，因其河道蜿蜒、宛如白练而得名。它发源于普宁大南山五峰尖西南麓杨梅坪的白水磜。干流70余公里长，流经揭阳、汕头两市。生于斯长于斯的潮汕人民对练江有着亲切的感情，一直以来都称之为“母亲河”。
沿岸村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以前，练江及其支流，水清如洗，沿岸村民常到水边浣衣，精壮小伙时常相伴而游，凫水嬉戏。“练江水清又甜，哺育着我们成长。”通过当地练南学校校歌，可以畅想练江曾是何样的人居和谐景致。
然而这一美丽画卷在社会变迁中被悄然打破，悄然到无法感知具体时间。汕头大学练江流域综合治理创新中心的研究人员说，练江水质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恶化。原本洁白如练的“练江”变成当地群众避之不及的“黑龙江”。
水环境治理研究专家曾凡棠这样总结，此时练江的头顶被压着“三座大山”——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养殖等面源污染。
工业经济起步的蓬勃时代，练江流域纺织、印染、电子拆解等行业迅猛扩张，其中练江流域内印染企业数量一度超过580家。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除了消耗大量能源外，也必须使用大量水和化工原料，工业污水就此产生。其中很多无牌无证的印染企业将没有经过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河中。此外，偷排漏排、超总量、超标准排放等违法行为长期存在。在农业养殖方面，练江流域养猪高峰期达到100万头一年，大量高浓度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导致污染严重。
工业生产、农业养殖，无疑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但正是因为有练江这样天然而巨大的污染受纳场，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母亲河”也默默承受着发展的“代价”。
普宁占陇镇下寨村位于练江南岸。曾经，下寨村深受练江污染之苦。“那时候我们路过江边都得捂紧口鼻，开车经过都要关紧车窗。”一名村民回忆。当地曾有一种叫“苦初鱼”的鱼，肉质细嫩，练江被污染后，不少沿岸村民都说，这种鱼“几乎绝迹”。
1998年，练江的水质检测结果已变为劣Ⅴ类(重度污染)，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改善。2016年和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广东省开展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均指出练江的污染问题。其中，2018年6月，督察组在汕头现场检查发现，黑臭水体“比比皆是”，练江污染“触目惊心”。
徘徊：练江“病情”加重，有人认为“没法治”
日益黑臭的练江，并非放任不管导致。其实，练江的整治在此前早已持续多年。例如，2006年，政府部门在规划中提出，练江流域汕头段内将于两英镇及潮阳城区新增两座污水处理厂。然而施工进度缓慢，两座污水处理厂分别历时4年和2年多才建成。两座污水处理厂施工期间，周边污水仍直排河道，持续造成流域污染。由于问题日积月累，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赶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追不上污染的速度，导致严重滞后，历史欠账太多，练江的“病情”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回到原来健康的样子。
直到2018年，媒体在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的一个村庄仍能看到，几乎每条巷子都有一条生活污水管道通向河里，村民对此见怪不怪:“不往河里排，往哪排?”当时，村里的截污管道铺设施工仍处于建设中，且资金压力很大。
练江毕竟是“母亲河”，一些地方选择“自救”。在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练江流域的上游，存在生活污水及企业、禽畜养殖户等污染源，有居委自筹经费对河流进行清漂，虽是杯水车薪，但这一干就是十余年。也有地方的村民认为，政府花了大力气治污，“说了很多年了，可能也搞不好了”。
类似的想法一度弥散。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监察办公室主任赖海滨曾透露，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政府官员到当地百姓，一些人认为练江“没法治”“没必要治”，甚至想放弃治理。有地方政府主官坦言，怕投钱也治不好，无法向人民交代。“过去没钱投、不敢投、不愿投。”“即使这些钱投进去了，练江就真能治好吗?谁都不敢保证。”
“母亲河”练江，成了“治不好”的心病。部分群众慢慢形成的环保意识甚至也被现实浇灭，明知水脏，还要往河里随意倾倒垃圾，原因是“反正治不好”“大家都是这么倒的，也不光我一家”。
决心：党政领导到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驻点办公
河流污染防治是公认的难题。多年前，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公开表示，水污染治理难度比其他类型污染治理要难得多。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水何时清?百姓翘首以盼。2015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并于2015年4月向全社会公布，标志着我国水环境治理进入新阶段。水污染治理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攻坚战。
但如何才能将水治好，依然是困扰人们的难题。201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提出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由各级负责同志担任河长。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统筹各级各方资源和力量的强有力“重型武器”，广东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迅速行动，于2017年底全面实行河长制，较中央的要求提前了一年。此后，随着湖长制也全面推行，两者被统称为河湖长制。
广东全面实行河长制后，3万多名河长全部到位，对全省江河湖库及小微水体进行全覆盖巡河履职。当时，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态，2018年的工作重心将从“见河长”转向“见行动”。
从“见河长”到“见行动”，练江治理既是重要契机，又是重大考验。201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把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为练江治理划定时间表，分解任务。汕头成立由市委书记、市第一总河长任组长，市长、市总河长任第一副组长的汕头市练江流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汕头全市14位党政领导(市级河长)包干练江流域汕头段15条主要支流治理，到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驻点办公。汕头市长、市总河长的驻河工作点位于练江支流谷饶溪旁，房间窗户正对着河流，直线距离不到10米，黑臭水体和岸边的垃圾一览无余。市长首次驻点当晚就召开民主生活会，讨论该段支流的整治方案，会议一直开到了凌晨一点多。
据汕头市政府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底，市领导班子带头驻点居住达193人次。“领导住河边不是做做样子。”时任汕头市练江办副主任刘燕飞说，包干领导通过巡河、开座谈会、走访群众，督导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研究协调解决工作难题。而且，每天技术团队会提供各支流的水质数据，“15条支流有15个领导包干每天形成15个对比”，用内部排名倒逼治理进度。
究因：治理根源在岸上，致污产业“入园”升级
其实，不光是当地的党政领导，各级河长的确立意味着治水责任的层层压实，最基层的村级河长也要明确责任人。在汕头潮南区司马浦镇美西村，村干部分别担任村内各条河涌的河长，加强巡查监管。“每都到河溪巡查2次，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当时的村党委书记郭锡源这样表示。
郭锡源提到的“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偷排污水。这也是练江治理重点攻坚的方向之一。
水污染治理领域的经验是，治理的根源不在水里，而在岸上。练江污染的最大症结在于，“村村点火、家家排污”的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分散粗放发展。因此，重点攻坚的矛头率先指向流域内的工业污染，希望借此扭住练江“治水战”的关键。
其时，练江沿岸的企业以纺织服装为主，当地一家名为丰诚织染的负责人钟进丰曾向媒体透露，他在练江边经营印染厂已20多年，同行间为降低成本，印染废水偷排现象很是普遍。
沉疴必须下猛药。汕头、揭阳两地对练江流域周边的产业开展“靶向施治”——只要是没有相关手续的、没有污染治理设施的一律依法依规关停，狠狠刹住了“小作坊”和“散乱污”企业偷排的乱象。
然而，纺织服装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企业停产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何解决发展与环保平衡的问题，做到两头兼顾，成了摆在练江治理的一道难题。
原先不少企业混杂在居民区、商业区中，格局分布存在弊端，而且暗渠偷排有容易反复的特性，给练江生态的治理修复带来不小的压力。当地痛下决心，一改之前粗放无序的行业发展状况，从2019年1月1日起，汕头市对练江流域183家印染企业持有的排污许可证依法不予延续，统一搬迁入园，由政府统一监管。“入园”的好处显而易见:不仅对企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固废统一集中处理，也能够倒逼企业提档升级，将污水“锁在岸上”。但很多企业也有自己的顾虑，担心政策“虎头蛇尾”，自家改了别人没改，担心增加成本使企业失去竞争力，担心长时间治理会影响生产，导致订单流失……
为做好园外印染企业入园停产过渡工作，当地制定了帮扶措施。以技术改造补助为例，在2018至2020年期间，对入园印染企业设备更新技改项目在省相关技改政策最高奖补20%的基础上提高奖补比例，按新设备购置额不超过30%的比例予以事后奖补，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各级政府的行动，让企业看到了官方治水的决心，于是开始认真考虑政府的解决方案。钟进丰算了一笔账，虽然因搬迁暂时停产近一年感觉“很痛苦”，但进园后升级了生产设备，同样的排放定额，产能可增3倍，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增强了。对于前期投入，他有信心在3至5年内回本。此后的事实也印证了产业升级之路的正确。据悉，在潮南印染园区，印染企业入园后，产值从2017年的25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121亿元。
治本：源头治理，补上基础设施长年“欠账”
练江治理过程中，暴露了广东治水史上的一个典型问题——地方环保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或后期老化，导致污水不经处理直排、垃圾不经处理随意扔弃。而对于练江，就是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固废垃圾处理的常年“欠账”。2014年之前，练江流域生活污水处理率仅16%，远低于广东省83.5%的平均水平。2018年据环保督查组通报，练江流域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4800吨，无害化处理量仅约2700吨。
根据行业专家发表的研究文章，当地环保基础设施“欠账”的原因在于政府规划管理不到位。此外督查组的反馈意见中也指出当地在练江污染整治工作上态度散懒不正，导致练江治理计划常年落空。
欠账亟待补上。不过，资金曾是很大的“拦路虎”。当年，汕头最大的两个区潮阳区和潮南区每年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加起来只有40多亿元，而汕头市政府预估，治污总共要投入数百亿元。
对此，省总河长、省长多次现场调研部署，省政府决定省里承担大部分资金，还协调省属国企参与进来。汕头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一系列工程建设中，10个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项目超总投资额的一半，共127亿元。广东省政府对二期配套管网项目提供了80%的财政支持。
除了资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推进工作也凝聚了河长制的智慧。此前，“九龙治水”积弊已久，各部门力量无法“拧成一股绳”，单个部门做事，往往力不从心。“现在上级河长督办，推进管网建设的责任分段落实到各级‘一把手’，工作更有力。”潮南区环保部门负责人曾经感叹。汕头市总河长还明确提出，对练江治理项目优化提速、容缺后补审批。
在河长制统筹协调下，各个项目加快推进。截至2021年10月，练江流域共建成13座生活污水处理厂、2座工业污水处理厂、79座农村分散式一体化处理设施、8135公里配套管网、2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及2座纺织印染园区，污水日处理能力达98.25万吨，垃圾日处理能力为4000吨。
当地水务部门负责人曾总结道，正是在贯彻落实河长制过程中解决了“有人认河”“有钱治河”“有章管河”三大难题，练江整治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仅用两年时间，2020年练江实现从普遍性黑臭到国考断面消除劣Ⅴ类、再提升至Ⅳ类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完成国家、省下达的污染攻坚的指标和任务。2021年6月，练江被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评为“2021年广东省十大美丽河湖”，“白练”回归!
过去一段时间曾被一些人认为“没法治”的练江治好了，这既是广东重点攻坚的结果，也是协同整治的典型，给广东治污以强大的信心和决心。
“双城”治河
深莞界河 打破治理尴尬蝶变转身
破题：省级层面统筹指导，打破“界河尴尬”
茅洲河的治理，也是河长制发挥关键作用的典型案例。
茅洲河是深莞界河，干流长30余公里，流经深圳市光明区、宝安区和东莞市长安镇，汇入珠江口。历史上，茅洲河渚清沙白、鱼虾成群，因处处生长着茂盛的茅草，因而得名茅洲河。
茅洲河的污染原因与练江相似，均是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突飞猛进而带来的企业和人口暴涨。但与练江不同的是，茅洲河流域城镇化率几乎达到100%，其污染源也是以生活污水和电镀、线路板等重污染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为主。在污染最严重时，茅洲河水“黑如墨、臭如粪”，“掩鼻而走、背水而居、闭窗而眠”曾是茅洲河周边居民的生活写照。
茅洲河因是界河，曾长期面临多头治水的难题。虽然多年来两地都在治理水污染，但是治理的思路、实际的规划、执行的节奏并非完全一致，造成同一条河流治理存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不同步、协调难，时常出现“这边治理那边污染”的状况。
有从事水体研究数十年的专家甚至坦言“界河的尴尬”——凡界河必然是最脏的河流。“界河的尴尬”如何破题?河长制正是一剂良方妙药。
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统筹指导下，东莞与深圳建立联动协调机制，按照“同一节奏、同一规划、同一标准、同一机制、同一目标”原则，携手攻坚，对上下游、左右岸同管同治。深圳市委书记和东莞市委书记均担起“市级河长”的责任，实现河长领治、高位推动。市级河长以下，又设区、街道、社区河长对茅洲河治理实行分头负责、分项落实，做到“河有人管、责有人担”。
河长的责任是实实在在的。河长要工作述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以及项目资金优先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作为最基层的河长，巡河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有基层干部说，不巡不行，“整治做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被追责”。
蝶变：上演“华丽转身”，生态环境部点赞
责任明确之后，还需要贯通协同，才能发挥最大效力。2015年底，深圳联合东莞成立茅洲河流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两地联手实施流域统筹、系统治理。两市每月召开联席会议，在会上提问题提要求，并把任务分解到了每个具体的人身上。
“今日日常巡查发现:塘下涌东莞侧有两处异常排口，经现场监测，氨氮浓度分别为50.3毫克/升、26.6毫克/升，为重度黑臭。现场照片如下……”在“茅洲河攻坚众志成城厅长市长群”里，深圳这边的治水工作人员发出该消息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收到东莞市茅洲河流域综合整治现场指挥部现场那边的回复，“长安康翔东路维修主管网，正在进行的导流措施因一家工厂不当卸货而中断，导致溢流，现正在处理。”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于茅洲河这一条“双城河”的治理，双城协同治理、联合执法、携手攻坚已成为工作常态。
与此同时，深圳成立茅洲河流域管理中心，东莞市成立茅洲河整治总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由一个中心或一个指挥部牵头抓总，有效统筹治水要素，避免权责不分、“互相打架”的情况出现。
“茅洲河治理涉及两市三区(镇)，上述模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干支流不同步、分段治理、碎片化施工的弊端。”广东省环境保护部门相关负责人曾评价道。
在“全流域统筹”“大兵团包干”“全要素管控”等治水新模式下，茅洲河的治理破解了污水干管敷设难、污染企业管控难、雨污分流整治难、底泥污染处理难等几大难题，步入了快车道。
从2016年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污染问题，到2020年茅洲河共和村断面由劣V类跳级提升至Ⅳ类，仅用时4年多。如今的茅洲河，渚清沙白、水草丰美、白鹭翔集，沿河生态长廊人流如织，实现“华丽转身”。2023年7月，茅洲河的治理典型案例获得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的点赞。他指出，茅洲河不仅治出了秀水美景，更治出了百姓口碑。
守护青绿
全民治水 共护南粤“流动的青绿”
共治：看得见的希望，促“民间河长”不断涌现
在推行河长制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广大人民群众“反正治不好”“也不止我一家”的声音逐渐变弱，人们发现，黑臭的河流原来真的可以治好的。看得见的希望，让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到治水、护水的行动中来，其中最早的一批群众自称“民间河长”。广州率先将“民间河长”纳入河长制体系，民间河长可以在广州河长App中直接上报河湖问题。一直以来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要力量的“政府治水”模式迅速完成向“全民共治”的转变。
在江门鹤山，有一个老赵。老赵大名赵德光，是2019年“广东十大最美民间河长”。
老赵把“民间河长”当作自己的事业。没有任何报酬，他自行出资设立民间河长工作室，组织护河队伍，通过在河道设置拦截网、组织人员乘船打捞和采取钩机打捞等方法清理河面垃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为江门市民，我们都有责任保护我们的‘母亲河’。”老赵朴素而真挚的话打动了很多人。
在岭南大地，多年来涌现了无数像老赵一样的优秀民间河长。潮州市市级“民间河长”、潮安区江东镇河湖专管员黄桂雄，不论寒暑、雷打不动，每月巡河时长不下4000分钟，巡查河长不下100公里。巡河过程中，对河岸违搭违建、网箱养殖、船只污染水体等及时制止。
广州更是民间河长力量发展强劲的城市。2017年，广州市始聘13名民间河长，截至2021年7月，已经发展到8800多名的规模。多年前，广州的碧水保卫战中有一句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开门治水、人人参与”。
广州市天河区第一批民间河长之一陈长春，在河涌边跑步之余，随手拍照，投诉了200多条水污染线索，两个月就拿到近千元奖励。他说，拿举报奖励不是目的，联合大家一起治水，改善居住环境才是目的。
天河区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的发起人苏志均带领志愿者，一边练习划龙舟，一边巡河捞垃圾，为车陂涌治理出一份力。过去划龙舟被村民调侃是“臭水沟”里瞎折腾，如今车陂涌变清变靓，龙舟赛时中流击水、赛龙夺锦的景况引得群众欢呼喝彩。
守望：推动水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长治久清”
人民群众是水环境治理的最终检阅者，更是水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在广州市海珠区，有关职能部门将辖区内多家企业的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聘为“企业河长”，扩大了治水“朋友圈”。2023年，广州组织全市1万多名民间河长巡河护河，建设11个治水志愿者驿站。
在全省层面，广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治水。据广东省河长办介绍，截至2023年8月，全省注册护河志愿者达到98万人，这一数字是4年前的9倍之多。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治水格局逐渐成型，广东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得以持续改善。
新时期，我国对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增长。202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建设秀水长清的万里碧道网，推动水治理能力现代化。
“长治”才能“久清”。广东的河湖长制在治水中牢牢把握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的关系: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围绕国考断面达标攻坚、饮用水水源保护、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黑臭水体治理和河湖生态修复等攻坚重点，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统筹推进生活、工业、农业污染防治，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助力广东河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以练江、茅洲河为典型代表，广东以河湖长制为重要抓手，啃下了水污染治理中的一个个“硬骨头”，广州车陂涌、东莞华阳湖、惠州沙河、淡水河……广东各地水生态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改善。2023年1月至11月，全省270个地表水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Ⅰ-Ⅲ类)为90.7%，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未来，广东将继续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以河湖长制为引领，在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探索水经济、挖掘水文化，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使广东治水、兴水迈向新的更高阶段。
文/马辉 陈杰生 全紫嫣 刘晓雪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