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多面的两宋王朝和被掩盖的宫廷政治——《官家的心事》新书首发活动

时间：2023年11月11日（周六）

地点：钟书阁（上海徐汇店）

主办：世纪文景、钟书阁

嘉宾主持：张明扬 历史写作者

对谈嘉宾：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吴铮强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有人说那时积贫积弱，也有人说那是经济繁华、人口飞跃的时代。有人说宋朝政治腐朽、军事孱弱，也有人说那是建立正确政治秩序的开端与典范……两宋王朝为何给人留下这种矛盾的印象？重要原因是文献记载对宋史的诸多关键问题，特别是对宫廷政治进行了有意掩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浙江大学教授吴铮强、历史写作者张明扬在对谈中缀合史料残片背后的历史真相，分析宋仁宗、宋高宗的真实形象，揭示士大夫政治和宫廷政治的关系。

宫廷政治是政治史中的一个关键层面

张明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官家的心事》这本书作者吴铮强老师，还有著名的宋史学者虞云国老师，一起来聊聊这本书和宋朝宫廷政治。这个是之前比较少讨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见一位妈妈告诉自己孩子什么是“官家”，她介绍得非常准确，官家就是宋朝皇帝的一个说法。所以，这本《官家的心事》就是“宋朝皇帝的心事”的意思。吴铮强老师在书中引言开宗明义，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是“不研究宫廷政治就读不懂宋史”。

我想问吴老师，您是如何想到用宫廷政治这条主线，而不是以前很流行的士大夫政治作为主线来重塑宋史的？此外，宫廷政治在帝制时代的各个朝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它为何在两宋尤其重要，以至于您在书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概括，“我觉得宫廷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北宋政治斗争的总根源”？

吴铮强：其实，我原来的研究主要是做社会史的，跟宫廷政治的内容是非常远的。我很长时间里面都默认宋史，就是史书上写的关于宫廷斗争的宫廷政治脉络。后来受到了学界的一些朋友的启发，“误入”了这个领域，有直接的两个启示：

一个是北京有一位跟我同年的辽宋史的学者叫林鹄，他在做辽宋战争的时候，讲到“澶渊之盟”，看到有关寇准的相关记述，认为原来史书上的记载是非常混乱的，现在主流形成的寇准在“澶渊之盟”的表现，恐怕是非常不准确的。我就很好奇，通行了这么久的说法怎么会有问题的呢？我就去挖寇准的材料，我发现不仅是“澶渊之盟”，而且是寇准的整个生涯都有问题。寇准极力地想排除刘皇后的权位，他严重卷入了两次的宫廷政治里，分别是宋太宗立宋真宗的时候，和宋真宗晚年立宋仁宗的时候。但这两个事情在后来的叙述中，被高度地掩盖了，几乎被全部删除了，寇准好像是没有参与过一样。

另一个是顾宏义老师的计划。他有一次跟我讲，宋史里面的《奸臣传》第一卷里面如蔡确、章惇这些人物，他们之所以会进入到《奸臣传》，是因为宋神宗死了之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宋哲宗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奸臣传》的人选，跟我们以前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般认为这些人是变法派，是反变法派把他们写进去的。所以，我们原来对宋朝的理解，是以党争作为主要线索的，而党争背后主要是士大夫的政治理念的不同。

听完之后，我一开始是不相信的，我说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么具体的原因，肯定是跟政治理念有关的，因为史书是士大夫写的，士大夫书写肯定是要表达其政治立场。但是我后来去读《蔡确传》，发现里面除了跟高太后的事情，根本没有记载他的负面事迹。所以，我意识到顾老师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这意味着我们后来的整个宋史的叙述都是构建起来的。这其中的空间太大了，等于说我们需要还原到南宋重新构建之前的脉络才能稍稍准确地理解北宋的历史。

这两个原因让我去关注这个话题，而且让我意识到以党争为线索的叙述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般讲北宋的党争是从庆历党人开始的，现在通过寇准的研究，我发现庆历党人的培养，跟对宋真宗晚年的寇准和刘太后之间的斗争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发现所谓党争背后除了政治理念之外，它跟宫廷斗争的派系是有对应关系的。

刚好那段时间电视剧《清平乐》出来之后，大家觉得电视剧是美轮美奂的。但是我们读史料时，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宋朝跟其他王朝不太一样，因为宋朝被掩盖得比较深。我想这跟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有关系的。“士大夫政治”确立一套政治的运作，应该按照儒家的伦理来运作，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宋朝对知识分子特别好，文人还是有点感恩戴德的心理，帮着皇帝掩盖一些事。

此外，宫廷政治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历史的问题，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的。这个书除了在破碎的线索里发现一个新的状态，我还觉得它的政治部分跟美剧《纸牌屋》是类似的。所以，我在写宫廷政治的时候，不觉得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有的面貌，而是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共有的面貌，即宫廷政治永远都是政治史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层面。

宋朝的“阴暗面”，被有意地掩盖了

张明扬：虞老师，您如何看把宫廷政治作为核心来叙述的方式？

虞云国：想当初，刚刚进入宋史学界时，我感到宋代好像很干净，但是吴老师这本书把我们对于宋代的一般观感给彻底颠覆了。任何一个帝制时代，尽管会给我们光鲜的那一面，但是背后那一面都很龌龊和肮脏，令人不能忍受。所以，我认为这是吴老师对读书界一个最大贡献。为什么我们搞宋史的人一上来会有那种错觉？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新宋学尤其是理学开始建立了，这些价值观基本上确立了宋学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应该把儒家思想里面那些正面的东西弘扬出来，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指导思想。毫无疑问，这是宋代留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的精神遗产。如此一来，很多原先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宫廷的阴暗面，就被有意地掩盖了，有的时候实际上是自觉地掩盖了。

我记得有一小故事，说宋太祖有一阶段沉迷一个宫女，对朝政不太起劲，不太用心了。后来，他感到这么做不行，把这个宫女给杀了，并对朝臣说：她因为迷惑我，让我不能很好治理天下，治理国家。他这么讲是为了拔高自己的形象，大概到宋仁宗朝修《三朝圣政》的时候，这条材料被记载下来了，有人说是不是应该把它列到“圣政”里去？“圣政”就是皇帝治国的伟大的政绩，皇帝留给后人的榜样。当时主持修“宝训”的大臣认为皇帝因为这一缘故杀掉宫女，实际上是不人道的，不符合当时已经兴起的新儒学的价值观，怎么能够把它写到“圣政”里去呢。所以，就把它删掉了，但这个事情在野史笔记里保存下来了。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诸如此类不符合新儒学价值观的东西，都被洗地干净了。所以，这才让我们后人感到，宋朝的宫廷政治是相对风和日丽的、岁月静好的。

另外，吴老师这本书实际上把被掩盖的宫廷政治揭露出来，来充实“多面”的两宋王朝形象。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容易研究哪个朝代就比较喜欢推崇哪个朝代。因此，我们是不是对宋代正面的东西讲得过多、过度，没有拿捏好尺寸？当然，宋代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层面，比如士大夫崛起、士大夫政治，宋代经济的相对发展，海外贸易的繁荣，还有整个宋代思想在它的上升期相对来说比较宽容和自由等内容。我想宋史学在肯定那些该肯定的面向的同时，还应该把它的其他面向交给读者，还原历史的真实。

在宫廷政治里，在皇权这个世间最大的权力面前，父子、兄弟、夫妻、君臣都是为权力而死命争夺，人性的恶在这里充分地被暴露出来。这本书至少体现了几个意义，一是，揭露宫廷政治，实际上也是揭露专制政权的阴暗面，让我们了解真正的历史；二是，从更高层面上讲，这是批判了从秦始皇以来到清末的两千年的帝制；三是，真实还原了“多面”的两宋王朝。

宋朝太后的“垂帘听政”，政治野心很大

张明扬：《官家的心事》还有一个主线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的太后听政时代。北宋为什么会连续出现太后的垂帘听政？虽然很多时代也有垂帘听政，但没有这么密集，它的总体上的政绩和效果是怎么样的？还有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我们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女主政治”会提到武则天、慈禧太后，甚至还有北魏的冯太后。可是，北宋的太后政治如此之频密，为何在我们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中好像相对缺乏点存在感，不知道吴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铮强：存在感的问题还是会回到前面讲到的“士大夫政治”和掩盖的问题。

我们的一般印象跟实际的面貌差别蛮多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女主政治”，比较有名的当然是李治时期的武则天、清朝的慈禧。虽然宋朝好像没有很有名的“女主政治”，但是宋朝的“垂帘听政”现象是最密集的。太后垂帘听政在理论上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即没有立长君，只有在小皇帝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从这个标准来讲，宋朝有两位太后是这样的情况，宋真宗的刘皇后在宋仁宗的时候成为刘太后，她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实施“垂帘听政”；还有一位是高太后，宋哲宗10岁继位，差不多也有9年左右的时间是高太后垂帘听政的。这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般会认为刘太后挺有政治作为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去看高太后，高太后时期她是彻底地把宋神宗时期的新法措施全部给废除了，但是我们没有对高太后的垂帘听政形成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她任用了司马光，好像这些措施都是司马光去干的，这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我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讲，高太后跟司马光之间的合作，真正的主角是高太后，因为没有高太后，哪来的司马光，他早就在洛阳修史书了。完全是高太后要求司马光要把新法废除，所以司马光才能顺利地把新法全部给废除了。但我们书写的时候，会觉得太后好像是不起作用的，她垂帘听政好像只为了保护小皇帝，已经把权力都交给你们大臣了，也就是授权给大臣。这是士大夫政治下太后政治的一个特殊的面貌。

还有一点是非常严重的，除了刘太后和高太后，还有曹皇后与向皇后，她们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长君的情况下，她们还是有垂帘听政的时期，比如宋英宗和宋徽宗的时候。当在有长君的情况下，太后还试图去垂帘听政，就会形成帝后之间的权力的冲突。曹皇后当时是试图把宋英宗给废掉的，她问过韩琦一个问题，让他讲讲汉代昌邑王的故事。昌邑王就是江西的海昏侯，就是霍光把他给废了。这是个非常明显的暗示，即“我能不能把英宗给废掉”。但是在韩琦的极力保护下，废黜英宗的计划未能实施。所以，宋朝太后的政治野心是非常大的，即使立了长君，她还是试图用某种方式去掌握权力，只不过这里面又回到士大夫层面，士大夫在这个层面上还是极力地去抵制的。

向太后是另外一个现象，向太后极力地要求宋徽宗继位。理论上，宋徽宗是没有资格继位的，因为宋哲宗有个同母弟，按照当时的伦理完全应该是由同母弟来继位，但因为他们都是庶子，都不是向太后的子嗣，而是朱太妃的。所以，向太后极力排除宋哲宗的同母弟，而选择宋徽宗。显然，这里面有她的政治利益，我们看到宋徽宗继位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是向太后垂帘听政。我们现在去看宋徽宗的继位过程，我认为向太后跟宋徽宗之间在很长时间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关联。我推测宋徽宗是由向太后带大的，因为他父亲死了以后，母亲陈氏过了一年多时间也非常奇怪地就死了，当时宋徽宗还是六七岁的小孩，显然是要有一个后妃来认养的，我推测他长期是被向太后领养的，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政治关联。所以，在继位的过程当中，宋徽宗是用了很多权谋的。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女主政治虽然是在儒家的规则下活动，但她们的政治野心是非常大的，而且影响是非常深的，只不过是手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宋仁宗为人宽容仁恕，但他不是英主

张明扬：我想再问虞老师一个问题，这些年的宋史热里面，宋仁宗是被提到最多的一个名字，说起宋仁宗一定会联系到开明、宽容，及其主政时代的群星闪耀。在吴老师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下，在宫廷政治视角下，我们应该怎么看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

虞云国：关于宋仁宗，我写过《细说宋朝》，里面有一篇专门讲宋仁宗和他的大臣们，另外我还写过一篇小随笔。实际上这一问题牵扯的还是“多面”的两宋王朝。宋仁宗时代和他作为君主的正面形象，这是一个侧面，但宋仁宗时期的后宫政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说宋仁宗和他的正面的时代形象，我有一个简单看法：宋仁宗肯定不是英主，但是他的为人比较宽容仁恕，这从他的性格是可以看到的。我有一个比喻，专制帝制实际上是放大的家长制。有时候一个宽容的、宽厚的家长对子女的成长不多干预，子女反而大都成才了；有时候家长很专制，教孩子做这做那，孩子反而有逆反心理，反而读不好书了。由于宋仁宗本身不是很强势，性格又比较宽容，所以造成了宋仁宗一朝政治的正面形象。应该肯定的是，宋仁宗时期是所谓宋代士大夫政治最好的黄金时代，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也在这个时期，整个中央集权政治处于一种相对良性的制衡状态。

简单说起来，宋仁宗不是英主，但是如果借用“明主贤相真台谏”的说法，仁宗朝这三个条件大体叠加在一块，再加上宋真宗一朝士大夫政治的充分发展，就出现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我再补充一句，刚才铮强兄提到北宋刘皇后和高太后，我原先刚学宋史的时候，是对高太后很敬重的。而现在看下来却认为，对于整个宋朝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是刘太后反而比较好，她没有打断宋真宗朝的士大夫政治发展的脉络。而高太后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党争过程中，她把这潭水是越搞越浑，最后造成了宋哲宗亲政以后，政治严重反覆，实际上她要对北宋中后期政治中的动荡和不安定负一定的责任。

另外，关于其总体的治国方略，可以看到整个宋仁宗一朝，在渡过了宋夏战争危机以后，一度又启动“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当然夭折了，毕竟迎来了宋史学界有的学者提出的“嘉祐之治”，当然是不是“治”，还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样，宋代后来的士大夫，讲到宋仁宗一朝就是庆历、嘉祐并提的，这是这一朝最好的东西。

刚才提到，由于宋仁宗为政比较宽容，文化上各种物质条件、制度条件都成熟了，因此宋仁宗一朝的人才是井喷一样地出来，真的可以说人才是成群结队地出来的，这是宋代人才的黄金时期。苏东坡讲了这么一句话：“仁宗之世，号为多士。”宋仁宗一朝称得上很多士人的代表都涌现出来了，“三世子孙，赖以为用”，宋仁宗以后的英宗、神宗、哲宗一朝，甚至于徽宗一朝有的政治家都是仁宗朝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宋仁宗给我们的正面形象。

庆历八年宫变，是张贵妃和曹皇后在宫廷权力上的决战

虞云国：宋仁宗的宫廷政治，是吴老师所揭示的另一个面相。我不大看关于宋朝的电视剧，我唯一追的是《清平乐》。电视剧《清平乐》在大众中的影响很大，在物质和文化层面反映了宋仁宗朝的一些情况，但从宫廷政治角度来看，还是应该看吴老师的这本书。

《官家的心事》里讲到的庆历八年宫变那件事，我查阅材料，让我对曹皇后的形象有所改变。《清平乐》里展示了曹皇后的正面形象，是所谓恭良端肃又保持克制的皇后形象。实际上则是像吴老师在书里展现的，这一次宫廷政变是宋仁宗所宠幸的张贵妃和曹皇后在权力上的一次决战。这次决战，宋仁宗是站在他所宠爱的张贵妃这一方的，那时候她还不是贵妃。吴老师提到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我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在这次宫变之后，当时的张美人，马上被封为贵妃。这是因为“扈从”之功，就是因保护追随宋仁宗的功劳升为张贵妃，这就表明皇帝和这位张贵妃是在一块的。

宋史学界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宋仁宗实际上很有真情，他真正爱的是张贵妃。《宋史》里记载这次宫变，说曹皇后处理这次宫变，查出来了有关人员，曹皇后一定要求处死这个宫女，说宫女和卫兵有私情，宫女找了一个所谓宫姬——吴老师认为就是张美人——向宋仁宗求情，要求宽恕宫女，宋仁宗同意了。但这时候曹皇后去见宋仁宗，宋仁宗说“命坐”，请曹皇后坐下来讨论这件事情，曹皇后不同意，“立请”，站着要求处死这个宫女——而后“移数刻”，这个刻和现在一刻钟是一样的，“移数刻”就是过了好几刻钟，大约一小时左右吧。结果则变成了“卒诛之”，最后把宫女给杀了。我认为曹皇后这个举动，是她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强硬的一次，来行使她母仪天下、有权处理后宫事务的责任，向宋仁宗叫板。因此，后来宋仁宗对曹皇后的印象很不好，包括要废了曹皇后，还问了当时的宰相。宰相说，怎么能够前面废了郭皇后，现在又要废曹皇后，这在清平之世，是皇室之累，所以就没有成功。

总之，曹皇后在仁宗一朝，包括刚才所讲的宋英宗一朝的作为，并不是正史里和《清平乐》里，流传给我们的一位完全正面和母仪天下的皇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