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我们有时候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虑：老外真能了解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吗？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外国人去写他国的历史，或许真能有独到之处也未可知。事实上，当我们看国外那些汉学家们的作品时，确实能在相同或相似的史料中，发现不同的历史面相，这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了。

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加拿大史学大家卜正民教授，在其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的“中文版总序”中，就曾回忆起他与我国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的一次对话。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卜正民曾向朱维铮教授袒露心声，“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维铮教授的回答则解了卜正民的困惑——“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卜正民教授豁然开朗；“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而这些独特的视角，也确实使我们本就厚重的历史，在内容和层次上变得更加丰富和丰满。

在我们所了解的通史、尤其是“正史”中，通常是以王朝政权的更迭为脉络，历史叙事也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内，其他方面则多依附于这一主轴上。而卜正民先生的研究正如他所言，“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他求教的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也为其展示了一条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所以，当我们阅读他撰写的《哈佛中国史》中的元明卷《挣扎的帝国》时，并没有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蒙古人如何取代大宋而统治天下、有明一代的永乐帝如何从侄子建文帝手里夺走帝位等那些历史大事件，在他的笔下，1368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

在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中，元朝是穿插在宋明之间的一段异族统治，它使汉人的统治发生了临时性的中断，而明朝的建立接续的则是唐宋以来的文明。卜正民教授说他在动笔之初也曾以为“蒙古人统治的近一个世纪是一个独立的时间段，它截断了中国历史的奔流，而明代的建立又恢复了它固有的河道，延绵至今”。不过，当他一点一点地收集并阅读了基本史料后，却“发现这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河时期”，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饥荒、洪水、干旱、飓风、蝗虫、流行病等自然灾害，对元明四个世纪中的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样的观察视角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海外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史时，通常更注重的是一些专题，他们往往从细微处入手，“小题大做”，这类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的内涵，譬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再譬如孔飞力的《叫魂》，等等。而以同样的笔触来研究通史还是比较少见的。卜正民教授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运用的也是这种“以小见大”的方法。在该书中，他利用民间老百姓的分家簿记，来说明明代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的家当，也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明代各种阶层与各色人等的一般经济状况。

学过法史的人都知道，从汉代以来，我们就形成了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而在卜正民先生所用的这些分家簿记中，则为我们提供了“均分”的情形。人们所拥有的财产，不可能都是银两货币，可以可丁可卯地等分，在《余廷枢等立分单阄书》中，就有“桌子10张、床2张、香几1座、椅12把、梯3条、古老旧小琴桌1张”等待分家产的记录，而这些形状大小不等的各类物品，要做到均分并不容易，不过，“阄书”一词，却说明了民间所用的是抓阄的方法，这是一种最显公平的“均分”。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向我们展示的是带有烟火气的活生生的历史。

我们通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通史中，往往只有帝王将相的东征西讨与南征北战，却鲜见人民的身影。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自己的窗户，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时，发现的是历史中的温情与温度，而这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