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4年完成博士论文《海德格尔之心》之后，韩炳哲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生产着他的哲学批判书籍，迅速成长为西方学术圈里的当红哲学家。他如今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被西班牙《国家报》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
韩炳哲的作品也在不断被引进国内，仅仅今年一年，就已出版10本；在中信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两辑韩炳哲系列后，还计划在明年继续出版韩炳哲第三辑——《大地颂歌：花园之旅》《叙事的危机》《时间的香气》。
韩炳哲出版的部分图书，网友戏称封面“堪比儿童水彩笔”
韩炳哲的作品，多是对数字化、全球化的批判与洞察，关心在数字媒体时代的群体狂欢与个体的孤独。出自其书中的诸如“倦怠社会”“爱欲之死”“妥协社会”“透明社会”等等概念，常常在讨论互联网技术、内卷、上班族等社会话题时被不断引用，这也让韩炳哲俨然成为了年轻读者们喜爱的“学术网红”。
社科类图书向来是书籍里的小众，“哲学”当属这小众中的绝对冷门，为什么韩炳哲能在国内的读者群体中成为学术明星？“韩炳哲热”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趋势？
“这说的就是我！” 自带流量的哲学话题
韩炳哲所关注的话题，就足够“自带流量”。
《倦怠社会》《透明社会》《妥协社会》《爱欲之死》等等哲学小册子一本接一本地出，数字时代、互联网、倦怠、妥协、躺平、无爱、失眠等关键词高频率地在书中被解释、被归纳再被理论化，每一本聚焦的都是当下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字里行间都刚好搔弄在上班族们内心最痒的那一处。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曾说，在哲学著作里，卖得好的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它一定是在讨论现在的社会，特别是像“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这种标题带有‘社会’二字的书。”
不只是书名，在韩炳哲的《透明社会》里，小标题都非常“社会”
韩炳哲书籍的主题之一——功绩社会，指出功绩机制会不断地督促、逼迫年轻一代自己让自己忙起来，并且把这种忙碌变成实现价值的一种主要手段，从而延伸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总是冲上热搜的休假问题，这几乎所有上班族都关心的话题。但休息是为了什么？许多人都听过“休息是为了更好地上路”。在这个逻辑下，下班后的休息，是为了明日上班的精神充足；周末的两天，是为了更好地开始下一周的工作。但韩炳哲却在《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中，却提出了角度截然不同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就是为了休息本身而休息？他期待着读者能够打破原本的工作伦理，回到一个人更本真的状态。
在《妥协社会》，韩炳哲更是大肆批判了让苦难合理化的鸡汤。面对那些常常被长辈训诫式灌输到年轻人耳朵里的“痛苦是虚弱的象征”“你必须要过得幸福”“要拥抱变化，把它们视作你的机会，就算它们令人害怕”等等大道理，他毫不客气地撕开了隐藏在“对痛苦的恐惧”下的本质。韩炳哲认为，之所以要培养人们对“痛苦”的恐惧与羞耻感，是因为痛苦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而“幸福”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强大的功绩能力。但鸡汤、健康和药物带来的妥协（无痛）社会，却会令我们丧失真相、直言和友爱。
韩炳哲 图据中信出版
诸如此类，阅读韩炳哲，总是能被他的一些“金句”直戳内心。你若正因手机、邮箱里蜂拥而至的海量信息浮躁不已，韩炳哲便在《倦怠社会》里说，多工作业不应该是现代化人类所掌握的技能，这其实代表着一种倒退，只有正在进食的动物，才必须同时处理几项其他的任务，因为“它必须阻止敌人靠近自己的捕获物。它必须时刻小心，确保自己在进食的同时不被吃掉。它还要同时守护自己的后代和伴侣……因此它不能专心、沉浸于任何活动之中，无论是进食或交配。”
这些被迫同时多线工作的人，他们的深度注意力便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涣散的注意力——超注意力。但这种注意力无法忍受一丝丝无聊，于是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会焦虑、烦躁地转来转去，并且急切地寻找各式各样的活动”。
因为妥协，因为焦虑，所以我们感到疲倦（《倦怠社会》），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从而变得盲目和麻木（《他者的消失》），于是我们选择了妥协（《妥协社会》），妥协后因回避痛苦而无力去爱（《爱欲之死》），最后我们需要救助因为绩效而疲惫不堪的生命（《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
在这个对韩炳哲系列阅读的过程中，夹杂着一种混合着熟悉与陌生的精神快感：熟悉的是被文字击中内心时的“对对，这就是我”，陌生是茅塞顿开后的恍然大悟：“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
轻量化的小册子 地铁上的哲学家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后，“xx社会”这样的社会诊断在社会学、哲学等学术领域十分流行，也成为一众学者研究一生的课题。但韩炳哲的书与大部头哲学著作不同，他的每本书都是三、五万字的小册子，短小精悍、篇幅紧凑。加之他的作品几乎没有连续性的思辨论证，更偏向于直接给出结论，不仅大大减轻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负担，也几乎满足各个场景的阅读：书桌前端坐时可读，茶余饭后可读，通勤时碎片时间也可读上两三段。也难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要称韩炳哲为“地铁上的哲学家”。
韩炳哲简化论证的书写方式，在他解释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和引出自己观点时格外明显。比如他借由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社会”引出自己的概念“功绩社会”时，仅仅用了一个判断句，就“完成”了论证：“福柯的规训社会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构成，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形态，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基因实验室建构的社会。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虽然简单粗暴，近来也颇有争议，但翻阅社科著作，很容易发现，“轻量化”其实是畅销学术书的特点之一。它们往往将复杂的、大部头的学术论著，简化掉大部分思辨过程，直接给予金句“答案”；共同特点是体型较小，甚至比一般的小说都还要轻便，适合上班族在时间碎片化的办公室、地铁通勤等等场景阅读。
同样属于畅销学术书的德国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是在他那本晦涩难懂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之后，特意写出的一本能够轻巧解释他的“社会加速理论”的轻学术书籍。罗萨开篇便说，“这本书不会像一篇科学论文或哲学著作那样非常严谨、完整，而是仅旨在提出一种‘正确的’问题，让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能够再次为人们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体验提供一些见解。”
有意思的是，《新异化的诞生》这本小书不过六万多字，但在中文版的译者序《一本书，两种读法》中，译者郑作彧仍然贴心提醒：“第二章的学术性比较高，里面谈的东西比较抽象……我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以先从第一章和第三章读起。若尚有余力、且有兴趣的话，可以回过头去挑战第二章。”
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同样是一本小册子
借用罗萨观点，社会的加速，导致完成事物的期限在不断被前挪。对于大部分普通读者而言，都渴望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多的知识。于是，罗萨的磅礴巨著《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便有了面向大众的轻薄版《不受掌控》；集结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广播谈话的《本雅明电台》，也比让他名声大噪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拥有更大众而广泛的读者；韩炳哲的哲学小品读了一本，读者也仍有余力读下一本。
向面目模糊的批判对象发出“反抗”的声音
这样的论证方式，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容易给予读者一种精神层面的爽感——韩炳哲好似一个“互联网嘴替”，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体会到的负面情绪，归责到了一个泛化的“社会”。
这在韩炳哲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妥协社会》中，他写：“受苦也被解读为自己的失败……我们在胡乱医治自己灵魂的同时，却对那些导致社会扭曲的社会关联视而不见。被恐惧与不安折磨时，我们没有归咎于社会，而是归咎于自己。”正因一地鸡毛的生活而焦头烂额的读者读到此处，便恍然大悟：“对啊！不是我的错！是这个社会的错！”
可是，究竟是“社会”的什么错？对于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韩炳哲却避之不谈，他常常使用的句式是“XX（形容词）的社会”“整个社会如何如何”，却总是缺乏一个具体的批判对象，而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社会”。
于是“XX社会”成为了解释万千社会问题的万金油：工作太累了，压得人喘不过气，都怪这个内卷的“功绩社会”；好像对周遭失去的兴趣，果然是进入了“倦怠社会”；“爱欲之死”，我们已不再拥有对他者的爱欲……
这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一众批判学派学者不同，无人成为被攻击者，无人感到被冒犯，于是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听到韩炳哲为“我们”发出的反抗的声音（但没人明白这是在反抗谁），感受到酣畅淋漓的情感宣泄以及思想上的爽感。
但这其实与韩炳哲著作中文版策划编辑胡明峰对韩炳哲的定位一致。他曾在回应关于韩炳哲的批评时，将韩炳哲更多评价为一名“思想者”，他认为韩炳哲并不想建立体系、提出一些颠覆性的创见，而是想要借助哲学资源，最终探求自己内心的状态和生活的形式。
如果韩炳哲确实如此，倒不必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标准来将之评判。毕竟他著作的畅销，将更广泛的大众引入了“哲学”的大门，将他书中提及的福柯、阿伦特、鲍德里亚等名字介绍给更为广泛的非社科专业读者。或许在他的万千读者中，就有一些顺着韩炳哲扔出哲学窗口的藤蔓，进入这一门深奥但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学科呢。
文/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蒋庆 编辑 曾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