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合影

明经取仕教为本。“马上得天下”的元朝统治者，尊用汉法，重用一批儒生治国，但未得精髓，加之实行高压军事专制和民族歧视政策，不到百年就崩塌了。明朝开始，把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视为恢复“汉家正统”的“撬点”，希望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天下大同境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必须锲而不舍地进行教化。教化要自上而下，所以明清时代的官学教育地位高、体系全、组织严密。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把洪武年间降格的北平府学改为北平国子监，升大兴县为顺天府学。迁都后，将北平国子监升为京师国子监，使北京迅速成为全国文化教育事业中枢。当时，南京国子监（南监）虽然存在，但是成祖把北京国子监（北监）设为左庙右学，规制更为隆重。明代北监有集贤门、彝伦堂、敬一亭等四柱七楼的庑殿顶琉璃牌坊的众多礼制建筑，不但以建筑之行寓意各个礼制规范，而且身临其境都有“非礼勿视”的庄严神圣。

据载，永乐年间北监的太学生达万人，中叶以后也保持在六千人左右。这些学生主要是通过全国各府、州、县层层选拔上来的优秀儒生，以及少数官僚子弟和选贡赴京的学生。国子监是出仕的重要捷径，太学生在国子监学习到一定年限，可以选拔到吏部、礼部、户部等中央机构实习，期满优秀者可以送到吏部铨选授官。

教授内容上，明代继承了元代把朱程理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的主旨。成祖命胡广等编撰《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并在“大全”卷首明确“三部大全，行之于家，行之于国”，是治国与统一思想的纲领。与此同时，成组还废除了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以及汉唐的训诰，规定在科举考试中一律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如此种种，把朱程理学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众多儒生的终身理想，开科选才的科举成为治国施政的重要手段。中国科举始于隋朝，发展于唐宋，定型于明朝。明代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史载，明朝最早的会试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此后，每过三年，天下数以千计的考生奔赴首都，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会试后，获得贡生的数百名考生，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成为“天子门生”。明、清殿试后，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及第进士，通称状元、榜眼、探花。试前须复试，在保和殿应试。复试毕，应殿试，也在保和殿。一甲三人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如欲授职入官，还须在保和殿再经朝考次，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即俗称的“点翰林”，其余者分发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职。这些考生，大部分经过了数载寒窗苦读，终于得以“入仕”，实现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理想。

明朝在北京兴起了讲学活动，成为开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展现出明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象。讲学，发端于明初的曹端等人，兴盛于后期的王阳明等人。尤其是嘉靖以后，以灵济宫、首善书院为讲学点，北京成为全国讲学的桥头堡。京城官僚、赶考学子、国子监监生等都聚集于此，谈学论道，大学者王艮、李贽等先后来北京讲学。

清代沿用明代的做法，北京仍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和人才选拔中心。清代统治者更注重皇子的教育，乾隆时期把上书房的皇子教育上升为“家法”，专门就宗室、皇族的教育设立了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内务府学等。与此同时，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各地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北京有金台、潞河、云峰、燕平等多家书院，还开办了教会学堂。1861年，清朝专门设立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认为，与列国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所以又开办新学京师同文馆。至1898年，同文馆学生肄业八年，涉及化学、机器、天文、微积分、代数等若干课程，并开设英语、法语、俄语等语种教学。

戊戌变法后，北京开始兴办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兼有统领全国新式教育之责，清华学堂（现清华大学）也是新式教育的产物。

为配合教学，清代的出版业兴旺发达。据统计，清朝前期各类书馆多达30多家。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