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国作家》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多次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年度排行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出版长篇小说《残镇》、小说集《成人记》、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等十余部。部分小说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发表或出版。
我们一起走过的二十年
青春的我，与青春的你相遇
薛舒
2007年，2月初始，上海酷冷。新年将近的一日晌午，接到陌生电话，低沉的男声，标准普通话，三言两语，通话时间不到五分钟。合上翻盖手机，忽然意识到，我还未曾记住这个“男声”的名字，但我记住了，他来自一本杂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那是我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初次邂逅。两天后，通过电子邮件，才确知，我未曾记住名字的低沉的“男声”，正是关圣力老师。可是，两天前，接起电话的那一刻，我还来不及想象他的长相，仅是听到那个声音，便生出了些许莫名的信任。他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要转载我的小说《鞭》。这是一个令我惊喜的消息，因为，这篇小说在原刊上并没有排列靠前，而我却执拗地认为，那是我开始写小说5年来最棒的一篇。
好吧，2002年，我写作生涯的开端，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教师，我所教授的课程与文学无关，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5年，也许能成就一个大作家，可是2007年的我，依然在蹒跚学步中。很多时候，我会用如今的目光回望当年的自己，以2002年为起始，记忆的扫描仪照射到2007年，我会有种忽然遇到“爱情”的错觉。
那一年，我的三部中篇小说同时刊登在《中国作家》第一期，《鞭》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却排列在第三的位置。我并不确定自己的喜欢是否正确，抑或，喜欢本就不需要正确。这么想的时候，却分明有些疑虑与不甘心。我没有在电话里问那位来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男声”：“为什么会选上这一篇，而不是头题的那篇？”我不敢问，心里却为着自己的喜欢终于被认同而欣喜不已，是的，我最喜欢的这一篇，被看见了，我不再是那个“孤芳自赏”的人。一个低沉的“男声”，通过电话，从北京传来，他多少吹散了一些深藏在我内心的犹疑和不确定。仿如遭遇“爱情”的错觉，就这么来了，准确地说，是一种“知遇”吧？这让我确乎开始有了一些自信。
亦是2007年，尾声，我的翻盖手机再一次接到来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电话，亦是男声，略微沙哑。这一回，不再如上一次那般慌乱，我清晰地听见了他的名字，吴晓辉。亦是带来好消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将转载我发表在《上海文学》第十一期的小说《阳光下的呼喊》，亦是在原刊上沉落于中后部。这一次，我大胆地问吴晓辉老师：我以为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篇，太靠后了，您怎么会选上它？
他回答得简洁：写得很好啊！因为靠后，我读到它有点晚，好在没有错过。
一个月后，再次接到吴晓辉老师的电话，《阳光下的呼喊》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2007年度排行榜。
每一朵花都在努力绽放，被看见的那一朵，该是绽放得最幸福的一朵吧？还记得当时在《文艺报》评小说栏目上读到一位叫王虹艳的作者的评语：……小说洋溢着如摇滚乐一般昂扬而又忧伤的调子……这是一个男孩的化蛹成蝶，当他足够强大，他开始直面家族的历史，也直面自身。
这是整段评语中最令我难忘的句子，却更像是对我从未充沛过的信心的一次强有力的鼓动，在昂扬而又忧伤的摇滚乐般的写作中，我似乎能看见自己了。彼时，我并不知道，这一位叫王虹艳的评论家，竟也来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08年春天，北京街头柳絮飞扬，我提着行李，进驻坐落在十里堡路八里庄南里的一所院子，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高研班开始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开学第一周，某日下午，我的同学李浩要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部拜访老友，他约上我与另一位同学玄武同行。在李浩的带领下，我们辗转两趟地铁，抵达一个貌似建造于“中古时期”的小区，进入一栋蒙着浅浅尘土的高层民居，上到6层，拐弯，再拐弯，走廊曲折幽深，甚而略微破旧。好吧，以民居建筑的寿命而言，“中古时期”，大约应该是20世纪70或80年代，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跟着李浩往里走，经过一扇又一扇门洞，两边的门洞里仿佛随时都会有一位戴围兜的家庭主妇推门而出，抑或会听见某扇门内传出油锅炸响的炒菜声。当然，那只是我的想象，彼时，我不能想象的是，我们去探访的编辑部，竟隐匿于一栋居民楼中。
李浩熟门熟路地推开一扇门，穿过堆满稿纸和书籍的小套间、中套间，而后，进入大套间。午后的光线从阳台照进，几张办公桌隐没于厚墙般的书稿杂志堆中，看不见人影，屋内寂静无声。李浩自言自语：人呢？
角落里的书稿堆中忽然抬起一张年轻的脸，白皙、圆润，他看见我们了，圆脸上的眼睛笑成两条细缝。那会儿，我脑中闪过的是两个名字，“关圣力”？“吴晓辉”？我只认得这两个名字，只听过他们的声音，却从未见过他们，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我只知道，他们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编辑。
李浩介绍过后，我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笑眯眯看着我们的这一位，两个月前在电话里对我说“幸好没有错过”的吴晓辉老师，亲切随和，一如兄长。
我依然有些拘谨，李浩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他指着阳台说：我在这里睡过一年。
李浩曾经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做过外聘编辑，他熟如回家的样子让我忽生些许失落感。倘若我果真是一朵努力绽放的花，那我一定会有那么一点点私心，我希望，我也可以在这一间花房里被滋养、被浇灌。
那个春夏之交，我成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常客，我从十里堡出发，坐上地铁，一次次去到那栋“中古时期”的居民楼。我在一个叠一个套间的编辑部里认识了那个低沉的男声——关圣力老师，那一年，他有五十岁了吧？黑红的脸膛上总是挂着热情的笑容。还有，坐在中间套间里的王虹艳老师、章颖老师……我不能确定是不是认识了这里的所有编辑，可我分明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像李浩一样，骄傲地指着那个狭窄的阳台说：我在这里睡过一年。
就在那个有阳台的套间里，关圣力老师说：7月，我们准备给你开作品研讨会……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个人作品研讨会，主办者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依然清晰地记得见到章德宁社长时，心下竟生出莫名忐忑。我想靠近她，可她那么美，那么雅致清脱，令我倾慕而又不敢靠近。然而一见到我，她就笑着说：读到你的《鞭》时，以为是男作家，没想到是个姑娘……忐忑变成欣然，原来，美丽的她，也是可以靠近的。依然记得出席研讨会的那些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字而我却从未见过真人的评论家、学者。依然记得主持人是王虹艳老师，她是这么宣布开场的：薛舒说，今天她有点激动，她说上一次这么激动，还是在她的婚礼上。依然记得研讨会结束时，章德宁社长提议：听说薛舒唱歌不错，来一个吧。
那天我唱的是什么歌来着？对，哈萨克民歌《燕子》：燕子啊，听我唱首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啊……燕子啊，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燕子啊……
那是我的表白吧？一如第一次听到电话里那个来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低沉的男声时，我忽然有种遇到“爱情”的错觉。我固执地以为，那的确就是一种“爱”，被看见、被关注、被呵护的，“爱”的感觉。现在，我终于可以大胆表白了。
2008年初夏，我感受着北京与上海并不相似的“热”，如今回忆起来，依然觉得那是一个有着“神性”的季节，在北京，我是遇到了缪斯吧？我想，应该是的。
四个半月的鲁院生活结束时，已是2008奥运会开幕在即的七月末。早春二月来到此地，北京街头的槐树还是枝叶疏朗的样子，离开的时候，我已无法透过茂密的枝杈看夜空里的星星了。这让我心生隐约的忧伤，以及恍然。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北京赋予了我太多，当我离开，我将惧怕失去？
还记得回沪的航班是在清早，仅仅一小时四十五分钟，飞机就把我从北京送回了上海。落地虹桥机场，打开手机，忽然很想很想再听听北京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拨下了关圣力老师的电话，低沉的男声传来：喂？薛舒吗？
握着手机，眼泪轰然涌出。
好吧，我承认我很幼稚，也过于感性，我把那个声音当成了我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初始之约，那一年，她也还是少年初成的她吧？那一年，我只是一个在文学路上行走了五个春秋的孩子。
是的，2007年，我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初次邂逅；2008年，我走进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深藏于一栋居民楼幽深走廊里的编辑部；2009年，我从一个“不务正业”的青年教师，变身为一名专业作家。二十年里，我的小说无数次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多次获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持续担当着我的知遇者、鼓舞者、陪伴者、见证者。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似乎，我又重拾起了二十年前的抒情与浪漫，可我自认为已然学会理性应对万事，亦总是在努力地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沉稳与内敛。然而分明，从打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几个字开始，我又变回了那个忐忑不安、蠢蠢欲动而又激情四溢的我，那个需要被鼓励的、年轻的我。
此刻，从电脑屏幕里抬起头，我杂乱而又丰满的办公桌上，大堆杂志书籍充满视线，一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占据显眼的位置。那是吴晓辉老师寄给我的，每个月，从不间断，它们在我爱神花园（上海作协）的办公室里，正堆垒起一座更高的山。这样的场景，总会让我想起2008年北京的春天，第一次走进《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部，午后的光线从阳台照进，照在一张张隐匿于书海的办公桌上……
好庆幸，在青春的年代，遇见青春的她，愿她依然注视到那些忐忑而又弱小的心，愿她永远美好，永远年轻。
原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3年第8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