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年间，有个“摄影师”擅长在汴梁大街上抓拍。他叫张择端。街拍里，往往隐藏着行走的大事件。

张摄影师就拍到过一个大事件……只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春熙路抓拍这样的流量。时过境迁，对于八九百年后的人，再大的事件也成了故事。但在当时，它人人皆知。

张摄影师后来把街拍合集整理成了《清明上河图》。其中不可思议的一个极小细节，记录了苏轼和他的时代遭逢的大事件。

这是画卷向左首展开到五分之二左右的时候，呈现出来的一个情节：两头驴拉着一辆货车，上面好像盖了一块有字的布。据研究者推断，盖在车上的这块有字的布，应该是从某扇华丽屏风上拆下来的、写得很好的书法作品。

这么好的写有书法的布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大概是写字的人出事了。

这个出事的写字的人，大概是苏轼。出的事，是“元祐党禁”。元祐党禁虽发生在徽宗朝，但导火索却始于神宗和哲宗朝的党争。神宗朝和哲宗朝，围绕着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君臣分裂成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派，几十年来反反复复掰手腕，输赢如下：

第一回合，神宗支持新党，新党掰赢。

第二回合，神宗崩后哲宗继位，哲宗初期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支持旧党，旧党掰赢。

第三回合，高太后薨逝后哲宗亲政，哲宗支持新党，新党掰赢。

第四回合，哲宗崩后徽宗继位，赵佶决定要结束这个掰手腕比赛，想了很多法子让新党和旧党讲和，无奈，旧党掰赢追杀新党，新党掰赢追杀旧党，最后烦不胜烦的赵佶放弃了，一屁股坐到一头，全面起用新党新政。以下，是一段理解“元祐党禁”过程的枯燥简洁的说明：

1102年，徽宗改年号为崇宁。崇宁，崇熙宁也。这就表示要恢复新法了。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徽宗下诏把元符末年直言国事的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543人被列为邪等。

几天以后，徽宗下令中书省拟定奸党名单共一百多人（苏轼、司马光、秦观、黄庭坚等人都在其中），由徽宗亲书姓名，镌刻在端礼门的石碑上，这块端礼门御刻石碑，被称为“元祐党籍碑”。

崇宁二年（1103年）三月，徽宗下诏元祐及元符党人的亲属不许在京居住。

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御史台抄录奸党名单发往各地，立石为记。

崇宁三年（1104年）初，下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通婚。

崇宁三年（1104年）六月，元祐、元符党人及部分上书邪等共计309人的名单，又由徽宗亲自抄写，刻石于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抄写，发给各地，立石为记。

既为奸党，就要一棍子打翻在地，哪管你曾是神童转世、才子再现、文坛领袖，一概禁止。

崇宁二年（1103年）四月和宣和五年（1123年）七月，徽宗两次颁布严厉的诏令，下诏毁去苏轼等人的文集，不准有人传习“元祐”学术。凡是收藏、记录苏轼文字的人，一律严惩，有人甚至因为曾请过苏轼书写欧阳修《醉翁亭记》刻石而坐罪。崇宁大观年间，为禁止苏轼文章流传，赏钱竟至80万。这辆驴车上，大概载的就是苏轼等人的书籍，往日珍贵的大字屏风也随手扯了盖在上面，可能是准备推到郊外去烧毁。

一直到宋室南渡后，极爱苏轼的宋高宗赵构，不但购入全套苏轼文集，更积极为苏轼平反。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朝廷下诏为元祐党人平反，至此，这段绵延数十年的公案才算真正结束。

建炎四年，张择端似乎还在世。张择端是密州东武人氏。据说苏轼在密州做知州、修超然台的时候，张择端正在密州家里做读书郎。成年以后，他游学汴京，大约于崇宁末、政和初年画成《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一样，张择端在画史上的记载也几乎没有，后人也是仅据《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上金人张著的题跋以及其他零星资料，推断他是山东东武人，大约生于1085年，卒于1145年。

少年张择端曾在家乡潜心读书，打算从科考入仕途，青年时到京城汴梁游学时，不知何故改工绘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考入翰林图画院，成为宫廷画家。后人研究发现，《清明上河图》可能完成于公元1111年至公元1125年之间。在这幅倡应蔡京“丰亨豫大”的巨画里，张择端画出了徽宗和蔡京要的盛世华年，巨细靡遗，除了那些车水马龙的繁华，你甚至还可以在上面发现匆匆忙忙的“外卖小哥”，和用便面遮脸的路人……真正的纯街拍！堪称“街拍第一名”！

他是否还绵里藏针地记录了一些什么？那些看似平常却谜一样费猜的细节，那繁华尽头的无边荒芜——而那块像是书法作品的、被当作盖车料的布，不止出现了一次，在接近长卷结尾的城门那段，它又出现了……不挖了，越挖，事越多。

文/任淡如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