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创新与特色
北京大学何顺果先生《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增订版） 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文明演进”的视角观察和阐释世界历史，系统地展现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画卷。本书饱含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强烈的现实关切，文笔优美，线条简洁，通俗易懂，栩栩如生地展开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重点突出，引人入胜地串接历史进程的起承转合；视野广阔，纵横捭阖，自成体系，因势利导地引导我们洞察历史把握趋势。本书较好地处理了东西方对“文明”的不同理解、“文明史”与“世界通史”的不同编写手法、“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性与综合性等问题 ，是“由国内一流学者撰写的一卷本世界通史，叙述凝练，详略得当，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数千年世界历史的变迁” 。
本书的最大创新在于融汇文明史和世界史，别出心裁又特色鲜明。一般而言，文明史以文明为考察对象，主要揭示历史上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和变化。我国的世界通史一般按照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阶段，展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发展进程。全书共六个部分，“人类的起源与分布”通过人的形成讲述人类文明的史前史，“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描绘人类文明在亚欧农业带的兴起，“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叙述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工业文明诞生于西方”展示了成熟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则揭示边缘文明迈向主流文明的进程，“高科技革命与人类的变迁”充分展示人类文明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新进展。从这个内容看，既体现了文明史的特点，又体现出世界通史的特色：作为一本人类文明史专著，本书所说的文明史是人类各主要文明产生、发展、传播和交流的历史，是指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将人类已有文明分成神话时代、宗教时代、理性时代几个演变阶梯，并试图以它们为标志来界定各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其“观照对象或涵盖面自然不能不是‘世界’，因而亦可说是以文明演进为视角或线索的世界史”；作为一本世界史著作，“本书与目前流行的世界通史不一样，不是从形态演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历史，而是从文明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初版序）。应该说这个内容框架深刻揭示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方面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演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明经历从神话时代到宗教时代再到理性时代的三个阶梯。内容的融合创新使本书的框架体系匠心独运：文明演进与生产力发展，两天线索看似一主一辅，一明一暗，实则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表现手法上根据逻辑关系架构历史展开叙事，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体现作者治史的严谨、研究的用心和高超的驾驭能力。融汇世界史与文明史的创新得到社会各界与出版方的认可，所以，本书既可作文明史教材，也可作世界史教材，是一部进行通识教育和学术普及的佳作。
文明演进与生产力演进交融，除了促成本书文明史与世界史融合的体系创新外，更加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构建我国世界史体系的思考和探索。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论和苏联史学的影响，我国的世界史体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何顺果先生认为，世界史“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也是人们进行哲学思考、理论思维乃至构建自己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依据”（增订版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需要着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历史体系。
何顺果先生从本科阶段学习开始，就关注世界史的完整和完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史领域重大问题的思考：首先是确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其次，构建“世界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的体系问题；其三，评价“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增订版序）作者在本书“余论”中对世界历史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做出了进一步回应，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这些思考厚植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用唯物史观对世界史进行探索，构成本书最重要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演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主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都是由多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因素）构成的综合体，但其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并决定着该社会的性质。为此，何顺果先生认为，世界史体系遵循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本书就是“以人类文明的演进为主要内容和线索来论证和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又承认、肯定并努力挖掘这些演进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和终极原因，并以此观察和探讨人类变迁的现状和未来” 。
“着眼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价值”是何顺果先生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特色。本书注重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对历史事实、经典文献进行辨伪、校勘和考证，这不仅规避对历史的误读，且常常有新的发现。同时充分运用理论思维，用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又通过研究实现理论提升，让学术研究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对历史概念和事实的刨根究底追本溯源提升了研究的权威性，理论加持让我们的历史研究和认识有了可资参照的方向，既赋予这本书独特价值，使之有别于其他文明史，有别于其他世界通史，也使我们对世界史的探索有了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
二、文明演进的阶梯与动力
要写文明史，首先需要厘清和界定文明的概念。东西方世界有自己的文明概念，但目前流行的文明概念来自于西方世界，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存在阶级性和地域性等局限。何顺果先生认为，文明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人的因素对自然的介入，所谓“文明”，乃是人类自脱离原始状态而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所创造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遗产，是一个文化范畴，其主体是人。 这种认识，打破约束和局限，强调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和对立，对文明概念进行了拓展。这样，人类文明真正开始于9000年前的农业革命，在其诞生之际就显示出多样性。文明不仅发生在市民社会，也发生在非市民社会；不仅发生在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也发生在农业为主的乡村；不仅发生在西方世界，也发生在东方世界。
作者进一步提出，文明有多种存在和表达形式，有一定的物质作为它的基础和载体，但文明本质上是人文的，或者是精神的，因此文明史考察的内容就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实践逐步摆脱野蛮状态走向进步的历程，它应包括人类全部的既得成果，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的和文化的”，文明史研究的任务是“整理有关这些文明的资料，划分文明的种类和形式，记述各文明发展的历史，研究推动其文明发展的动力。”在这些任务中，研究的核心是把握“各文明形式所蕴涵的不同的人文精神”。
以此为基础，何顺果先生将人类已有文明分为神话时代、宗教时代和理性时代三个阶梯。在世界各文明开端时的“神话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恐惧滋生传说与神话，超越人的“神”是自然、人间、天宇的主宰，对神的祭祀和庙宇文化的繁荣是古文明形成和兴起的标志；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交流的宗教时代，先知人格化，是人类自己的塑造和扮演，宗教取代神话主宰人类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超越政治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成为维系某个文明体系的精神纽带，是文明体系成熟的标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时代，思想启蒙让人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其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根本上和理论上否定宗教神学的依据，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初版序）我们不难看出，贯穿这三个时代的是对“人”本身认识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伴随文明的阶梯发展，人类文明取得巨大进步。
为什么要把神话时代看成文明发展的阶梯？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理论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界定神话与传说的历史价值。神话传说是普遍存在于各文明发展初期的现象，学术界秉持“信史”的历史观，把神话、传说纳入“非历史”的范畴。在何顺果、陈继静《神话、传说与历史》中，神话传说被视为“特殊的史料”，“只要承认神话传说是人类活动和思考的产物，承认它们与人类所视、所感、所作、所为有关，它们从而就和经济、政治一样也是构建史前史的要件”，不能简单地否认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承认神话、传说属于“文化”范畴，承认它们包含有历史的要素，从而找到了由神话、传说到历史的通道，修正传统的以“信史”为核心的历史观，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域。这样，本来与“历史时代”相对的“神话时代”也算得上“有史以来”了。
讲了文明发展的阶梯，那么，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诚如作者所言，各文明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第183页）。但最终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认为，经济力是“更为有力、最原始、最有决定性的”，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仍“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彻底性”，但人们并不能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
因此，何先生认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动力，生产关系则提供条件。在文明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各主要文明、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充分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几千年来，文明的兴衰与冲突、传播与融合，波涛起伏、连绵不绝，对此可能会做出许多现实的和历史的解释，但追根溯源，皆缘于文明的这种多样性。
对于世界文明史，何顺果先生通过一个概念拓展、一个研究领域延伸，加上对文明史动力体系的理论探索，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世界文明史体系，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算得上一家之言。
三、亚欧农业带与世界古代史体系
在世界史体系中，古代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构建古代史体系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内涵足够大的概念来承载。“亚欧农业带”是一个早已流行的基础概念，所指地域大致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之间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形成一个从东亚至西欧的农业地带。这个概念本身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驳，但不足以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所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第9页）。何顺果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两河流域率先发生农业革命之后，亚欧许多地区先后跟进，很快从狩猎和采集世界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此后的亚欧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史，都或多或少跟亚欧农业带有关（第22页），凸显出这个概念对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
对于何先生来说，这个概念不可或缺，但并非简单拿来，而是要予以重新认识和评估，赋予其新的内涵和价值。为证明亚欧农业带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何先生在研究上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第一步，将农业革命视为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追溯世界文明源头及其发展。公元前9000年左右发生农业革命，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苏美尔文明在西亚两河流域诞生，哈拉巴文明、华夏文明、古埃及文明陆续出现，加上受到东方农业文明影响形成的欧洲爱琴文明，构成一个古代世界的农业文明体系——亚欧农业带，实际上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文明核心。其后这几大文明演进为文明古国到最后形成帝国，从而将亚欧农业带打造成整个古代世界的文明高地和核心地带。（第78页）亚欧农业带作为古代世界的文明高地和核心地带，至少具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充分揭示出世界文明诞生于东方这一事实；其二，这些文明在起源上是独立的，都是原生型文明；其三，这些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时间有先有后，故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第二步，把中国放进世界文明史之中，确定其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作者指出，“中国是独立的农业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黄河流域：华夏多元一体文明的诞生地”，“‘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通与交流之路，并赋予‘亚欧农业带’以新的内涵”……这些标题性描述揭示出中国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员；“古老的‘亚欧农业带’成为整个古代文明世界的核心地带，而中国上升为这个核心文明带的核心，这一内涵和意义是世界性的”，“‘丝绸之路’是‘亚欧农业带’发展成整个古代世界文明高地的第三阶段”……这些叙述体现出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将中国融入世界，彰显出中国应有的世界历史地位。
第三步，尝试探索文明发展的结构和机制。何顺果先生提出“近农业带”和“远农业带”、“核心文明”和“边缘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几对概念，用以支撑和拱卫“亚欧农业带”这个核心概念。在文明兴起的神话时代，在亚欧农业带之外，形成了一个与农业带并行的游牧带，有闪米特人和印欧语族等近农业带游牧民族，还有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非洲游牧民等远游牧民族。在文明发展的宗教时代，世界五个原生型古文明受到北方蛮族入侵得以更新和发展，独立于核心文明之外作为边缘文明的有日本文明、俄罗斯文明、黑非洲古文明和美洲印第安文明。在文明成熟的理性时代，有以工业文明为主的西方文明和欠发达地区为主的东方文明。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高有低，文明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每一个文明时代的核心地带不断发生转移。为此，这些概念体系清晰地反映出“亚欧农业带”的结构和变化，揭示出文明动态演进的结构和机制，“没有后面几对概念及对它们的探讨，就不能真正构筑起‘世界历史’的结构并了解它们的不平衡性，而这种结构及其不平衡乃是世界历史和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增定版序）文明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是多元的，就有远近、核心与边缘之分，文明核心地带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发生转移，这个过程就是文明演进的历程，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
上述三大步骤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无论是从概念体系，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文明的动力结构，都确立了亚欧农业带在世界文明史上毋容置疑、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世界历史的写作发源于西方，“西欧中心论”长期在我国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中占统治地位，东方文明受到贬低歪曲甚至忽视。“‘亚欧农业带’前有‘农业革命’作为它的前提和条件，后有东方四大文明及古希腊文明的诞生，实际上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文明高地和核心”（第9页），实际上从根本上抽掉了“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根基，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古代史认识体系。
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世界现代化进程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第二个千年中期发生分野。在亚欧农业带的西部，一种以资本为主导、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封建母体内部孕育并诞生，这就是资本主义。伴随这个进程的科学革命，从根本上和理论上否定中世纪宗教神学，人类文明从宗教时代转向一个新的时代——理性时代。在从封建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进程中，欧洲文明迎来历史性转折点——工业文明首先孕育于西方。
工业文明始于18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不一样，“工业革命浪潮不是轰轰烈烈进行的，而是悄悄发生的”（第240页）。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革命，以生产力革命开端，其本质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逐步把直接劳动降到次要的地位。由于工厂制度的建立，许多新兴工业崛起，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是第一个消灭了传统农民的国家，第一个完成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
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扩散和改革的深入，英国工业革命向大西洋两岸扩散、传播，把欧洲的比利时、荷兰、法国以及北美的美国首先纳入工业化国家体系，初步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世界”，其范围超过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英国和荷兰构成的核心地区，同时又处于一个更大范围即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位。它是工业世界在西方形成的标志，是扩大了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第245页）
工业革命向世界传播扩散的同时，也在向纵深推进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型。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大机器是一种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被大机器武装起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使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类享受到不曾有过的现代物质文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不可避免，乃至人本身都随之发生改变。因此，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生产力革命，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影响及于各个领域。现代工业逐步兴起，并最终取代传统农业成为社会的主潮。这个现代化过程，实质上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西欧和北美西方世界大约始于18世纪中叶，结束于20世纪中叶。（第286页）
西方工业社会的形成过程，是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形成过程，也是西方优势的形成过程。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各大文明的发展差距被拉大，世界的一端是新兴的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另一端则是传统的农业国和农业文明，世界开始按照新生产方式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历史性演进中，东西方的历史地位发生根本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扮演了“双重使命”：其破坏使命是摧毁东方文明旧式的传统农业社会，其建设性使命是为确立西式社会创建基础。历史发展证明，西方殖民主义摧毁了东方文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些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变成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从属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也是第三世界的形成过程。东方对西方的从属，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统治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在制度和文化上建立起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联系。（第288页）
在欠发达国家，民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20世纪初起在亚非拉广大地区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以各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依托，探寻边缘化和半边缘化地区的现代化之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真正启动和发展只能是独立之后的事情，并必须以其独立为先决条件。（第347页）迄今，在欠发达地区出现三次现代化浪潮并在核心地区之外形成东欧、拉美和东亚三大新兴工业带。需要强调的是，东欧，即易北河和波罗的海东南岸之间的地区，既是被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地区”边缘化的第一个地区，也是“核心地区”之外最先形成的一个新兴工业带。（第290-291页）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从而把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第287页）这些探索表明，世界现代化进程纷繁复杂，并非只有一条起跑线。这样，工业文明孕育于西方，加上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何顺果先生给我们勾勒出一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完整图景。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启动、模式和进程等有着重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在何先生看来，传统文化对各国现代化的启动、速度和特点产生一定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作用，“但不能离开推动现代化的基本因素来谈传统文化的作用”（第346页）。
五、高科技革命、后工业文明与当代世界史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发生高科技革命，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被丹尼尔•贝尔称为“后工业社会”。在高科技革命的引领下，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酝酿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代世界史如何反映和体现这个巨变？
何顺果先生深刻洞察到这个变迁，他认为高科技革命应当被“视作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并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具有亘古未有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强调“从未有过”而不仅仅把它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指出“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 这种认识超越了此前西方对这场革命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增订版序）做出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预言，“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在何顺果先生看来，高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力有别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高科技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获取巨大财富的形式，改变了“价值判断的尺度”，这一发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原理的发展。
在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已由一般生产力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以高科技革命为界标，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人类获得财富的源泉主要靠“直接形式”的劳动，即体力劳动；在此之后，人类获得财富的源泉则主要靠非“直接形式”的劳动，即知识生产力。人类主要靠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巨大源泉的时代正在缓慢地成为过去，一个新的以“高科技”为伟大动力的时代正在到来。（第397页）
这充分说明，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迁，与历史上从农业向工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一样，是历史上主要的变迁，“不仅是要对过去1000年的发展做出总结，也是要与以往的整个历史揖别，以便踏上新的征程”。
正是在此基础上，如果站在人类社会变迁这个高度来看，20世纪发生的最大事件，可能既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第三世界”的兴起，而是由二战引发的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因为前三件大事主要属于结构性的，而高科技革命是发生于生产力领域的且比第二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深刻和广泛得多的革命。（第349页）
高科技革命是一场生产力革命，同时也引发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革命，必将推动人类文明产生新形态。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这场革命在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引起的变化，尤其是它在思维方式上引起的改变”，这才是“这场革命目前为止所体现出来的真正深刻之处”（第405页）。高科技革命“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国际竞争中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观察未来人类社会走向的指示器”，因此，“高科技革命问题，既是一个历史学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未来学问题，应是当代世界史研究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我们应强化对高科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为此，本书的第一版和再版时特辟“补篇”，体现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在此次增订中将其体系化，独立成编“高科技革命与人类变迁”，则体现出认识的进一步成熟。以高科技革命来架构本篇内容体系，并做出初步的和有限的展开，应该说，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
六、中国世界史研究需要宏大叙事
最后，还要简单地讲一讲本书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中的宏大叙事问题。近年来，历史学遭到后现代主义挑战，史学碎片化泛滥，宏大叙事被疏离，但是，后现代史学无法完全否定和取代宏大叙事。何顺果先生“以文明演进为视角或线索的世界史”，就是以人类社会为中心探索世界历史宏大叙事的一种尝试。
何顺果先生认为，对世界历史宏大叙事的探索要建立在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基础上。这个概念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世界历史不是外国历史，既不同于地区史或区域史，也不是国别史的总合；中国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历史概念具有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传播学基础；世界历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以1845年马克思提出时的概念为限。
在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基础上，我们对世界历史宏大叙事的探索要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观念作为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概念和思想是我们从事世界史研究和讨论的出发点，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各民族“普遍联系”论，二是“社会形态”演进论。这种思想既注意到“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问题，也注意到“世界历史”的纵向演化问题，“只不过前者（横向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世界历史的结构问题，而后者（纵向演化）着重解决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何顺果先生进一步认为，如果说“世界历史性”是马克思“普遍联系”论的核心观念的话，那么“演进”即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性质先进与否的判断，是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的灵魂。
为这种探索提供历史研究基础的则是作者在宏观史学、中观史学与微观史学三个层面的深耕和探索。何顺果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美国研究开始的，他将这种研究视为微观史学；把美国历史问题纳入到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研究，视之为中观史学；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几乎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历史，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需要去研究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这构成其宏观史学。 可以说，微观与中观研究为宏观史学奠定基础，宏观研究为中观和微观史学提供指导和方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本书中，这种研究方法表现为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有机结合：因为有小叙事的铺陈，宏大叙事变得有血有肉并非那么抽象干瘪没有内容；因为有宏大叙事的加持，那些小叙事就有了更切实可行且便于理解的维度和视角。当然，宏大叙事是由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小叙事构成的，是超越小叙事的大叙事。
应该说，重建宏大叙事已成今天学界共识。但是作者告诫，在未来世界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吸收各史学流派研究的优势，既照顾到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也照顾到人类社会的纵向演化，避免在宏大叙事中顾此失彼，也不要将宏大叙事泛化。
文/西华师范大学 杨仕文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