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幸存者公孙鞅
公叔座病重的时候，把他的得意门生公孙鞅举荐给魏惠王。那时，一缕薄阳穿透帷帐的缝隙，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为那老脸涂上一层粗糙的粉，连嘴唇都是白的，泛着一层起伏不定的膜。那嘴唇颤抖着，说了一句对魏惠王至关重要的话：
“（我的）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
公叔座是魏国的相国；中庶子，是弟子兼助手的意思。那一年，公孙鞅已经在公叔座的身边，度过了四个寒暑，并已赢得了公叔座的赏识，他“好刑名之学” ，习杂家之言，好李悝之教，兼兵家之术，是一个饱学之士。在公叔座的心中，只有把公孙鞅送到相国的位置上，自己才能安然地闭上眼睛。
《资治通鉴》在写到魏惠王反应时，只用了三个字：“王默然。”
这份默然里包含的潜台词是：没把公叔座当回事儿。
魏惠王显然没把窝头当成干粮。他眼前的这个“鞅”是那么的年轻，年轻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年后，就是这个不入魏惠王法眼的年轻人，帮助秦国强大起来，并一举灭掉了魏国。黑压压的秦军攻过来的时候，魏惠王捶胸顿足，悔之晚矣。
但那时的公孙鞅还不叫商鞅，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晚辈，他的身上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主宰未来的迹象。
对于公叔座的好言相劝，魏惠王终于不耐烦了，他起身告辞。
公叔座急了，叫身旁的人全部退下，然后对魏惠王说：“大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死他，不可让他踏出国境半步。”
魏惠王嘴上答应了，心里却在笑。他笑公叔座一定是病得糊涂了，满嘴胡话。
第二节 魏国的变法
乐观主义者康德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合目的性，即，历史是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有理性地发展的。他的意思是，历史是一种会思维的动物，而且头上长着一对敏锐的眼睛，可以纷乱的局势中，分出哪些情况是利，哪些情况是害，从而使错误自然地被淘汰，以选优的方式，得到最好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深入到历史的细节中，我们便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历史中的每一个环节，未必都像他所说的那样经过仔细算计，步步为营。历史是那么的杂芜不堪，充满偶然，历史面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未必都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经过明察秋毫，深思熟虑，相反，它可能是盲目的、冲动的、漫不经心或饥不择食的。在历史中，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就像阿甘的母亲教育阿甘的，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尽管两点之间直接最短，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条江河是笔直的，历史也同样不是一条直线，按既定方针办，向着一个明确的目的地飞奔。历史没有先见之明，也不能选择捷径，在目的未明之前，一切都处于昏昧之中。
此时的魏惠王就处于这样的昏昧中。如果他能够预知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断然不会轻易放他走掉，遵照公叔座的嘱咐将他杀掉，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倘如此，魏国的历史、秦国的历史，春秋战国的历史，乃至后世一连串的历史，都将发生环环相扣的变化，至少那个名叫嬴政、远在赵国充当人质、看不到任何未来的丑陋儿童，不会在38岁上就完成统一大业，笑傲天下，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迎来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的变迁。在这里，我们遭遇了许多级别不同的拐点——如果说秦国具有吞并六国的实力，得自卫鞅变法这个拐点，那么魏惠王之放跑公孙鞅，就是这个拐点中的一个小拐点。历史的道路就在公叔座与魏惠王会面的一刹分出了许多种可能，魏惠王选择了对自己最坏的一种，反过来说，是对秦国最好的一种。
实际上，在东周列国中，魏国的变法走在了最前列，它的“总设计师”，是魏文侯。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的改革，成就了战国时代一位重要的改革家李悝。在政治上，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世袭制度发起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批高级废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则可以因战功或才能而跻身政界，当代的官方史书将这一斗争诠释为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道路。经济上，李悝则主张 “尽地力”、“平籴法” ，为魏国的复兴积累物质基础。李悝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这部奇书后来没能存世，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我们知道它共分6篇，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但它们在魏国产生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却无须怀疑。如果魏惠王把魏文侯和魏武侯制定的改革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可能就是魏国，而不是后来崛起的秦国。在这场龟兔赛跑中，魏国跑在了前头，又在魏惠王那里停住了脚步，他笑得太早了，以至于把已经到手的优势拱手让人。
魏惠王的态度让公叔座至为失望，公叔座从魏惠王轻蔑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个王国的不可救药，终于，他对公孙鞅讲出了实情，并让他赶快逃走。
公孙鞅逃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本书，就是李悝的《法经》。
公孙鞅就这样从魏惠王的眼皮底下消失了，他回来的时候，身后带着秦国的浩荡军队。
第三节 正确的君主
公元前361年，84岁的斯巴达王阿吉西劳在攻打埃及的战役中阵亡，阿吉西劳成为斯巴达最后的英雄。这一年，在欧亚大陆的东方，遥远的黄土地上，野兽出没，处于原始的静谧中。那个被魏惠王轻视的公孙鞅，正穿越无边的尘埃，一步步走向秦国的国土，走向秦孝公那篇文采飞扬的求贤令。
这一年，刚刚即位的秦孝公21岁，公孙鞅大约34岁。秦孝公求贤若渴，是因为他为秦国改革的进程缓慢而焦虑，而改革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位像李悝那样强势的改革家。
看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公孙鞅就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以至于公孙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终于见到了秦孝公，几次游说秦孝公无果，公孙鞅也没有泄气。关于公孙鞅与秦孝公的三次对话，《史记》里有详细的谈话纪要，这里不再复述，只需强调，公孙鞅在最后一次面试时，他用欲擒故纵的办法，首先用五帝、三王之道试探秦孝公，当秦孝公觉得远水不解近渴，被眼前这个近于迂腐的家伙说得昏昏欲睡时，公孙鞅的心里便有了底，知道了秦孝公对从前的帝道与王道心存不满，便在最后时刻一翻手，拿出了他的杀手锏，那就是霸道和法治。秦孝公阴沉的目光蓦然地被他点亮了，他立刻意识到公孙鞅的价值。
公孙鞅终于有了施展自己口才的机会，在秦孝公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一年，公孙鞅29岁，秦孝公21岁，嬴政小朋友只有两岁。
公孙鞅从此成了秦国的人。
他是卫国国君的姬妾所生的公子，人们叫他：卫鞅。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驻足，像奔入秦地的卫鞅那样，打量一下秦孝公那篇决定历史的求贤令。两千多年后，我们仍然能为秦国国君的一片赤诚所打动。
求贤令全文如下：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继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功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奇计强秦者，吾且尊言，与之分土。
在这短短的200多字里，秦孝公首先简要回顾了先王们创业的伟大历史。随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西戎犬戎和申侯组成的联合部队杀死于郦山之下，西周王朝彻底灭亡。周平王于是放弃丰、镐，东迁洛邑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在这个历史节骨眼上，秦襄公出兵，参加到保护周平王的行列中，为了对秦襄公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进行表彰，周平王将“岐以西之地”正式赏赐给了秦襄公，并且允许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与其他诸侯享有同等地位，秦国的建国史，自此开始。
没有人相信秦襄公会去岐西之地就任，只要打量一下那片荒蛮的土地，再有雄心的人都会徒然折了底气。那是包含了今天甘肃东南和陕西中部的一片高原，整日风沙漫卷，不仅气候恶劣，物产匮乏，而且历来是北方游牧强敌横行之地，所以周平王对秦襄公说：
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人，即有其地。
也就是说，秦国一开始就被安插在一片是非之地，必须在绵诸、霍、豲、邽、冀、大荔、乌氏、朐衍等戎、狄部落之间杀出一条血路，才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之机。
但秦襄公前往岐西之地的脚步没有犹豫，毕竟，那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封地，从那一天开始，秦人不仅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而且开始了争霸的历史。只是这一条血路，杀得太不容易。
孙皓辉在他的长篇巨制《大秦帝国》写道：“老秦人是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代的戎狄海洋中杀出来的部族，其勇猛剽悍与顽强的苦磨硬斗是天下所有部族都为之逊色的。那时候，汪洋大海般的蛮夷部族从四面八方包围蚕食中原文明，若非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中原文明将被野蛮暴力整个吞没。正是如此，孔子才感慨地说，假如没有管仲，中原人都将成为袒着胳膊的蛮夷之人！其时戎狄部族和东方蛮夷气势正旺，他们剽悍的骑兵使中原战车望而生畏。虽然是依靠一百多个诸侯国同心结盟最终战胜，却也使中原诸侯大大地伤了元气。但就在那血雨腥风的数百年间，秦部族却独处西陲浴血拼杀，非但在泾渭上游杀出了一大块根基，而且在戎狄骑兵攻陷镐京时奋勇勤王，以骑兵对骑兵，杀得东进戎狄狼狈西逃，从而成为以赫赫武功立于东周的大诸侯国。老秦人牺牲了万千生命，吃尽了中原人闻所未闻的苦头，也积淀了百折不挠傲视苦难的部族品格。秦孝公和他的臣子们都知道，雨天行军对于山东六国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老秦人却是十分寻常。而且目标就在本土之内，根本不用携带粮草辎重，沿途城池便可就近取食。以秦军的耐力，旬日之间便可抵达陇西大山。如果战事顺利，秦军班师之后立可全力防范东部，由两面受敌变为一面防御。”
那是一个虎狼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西周时代的诗酒年华早已荡然无存。春秋战国500多年，整个中国成为一个血腥的战场，争战与杀戮，不仅是需要，而且是习惯，斩首十万八万，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其中，公元前293年，白起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73年，白起击魏华阳，斩首15万，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白起杀卒45万，这三笔账相加，仅白起一人，就给84万人的判处了死刑，而战国中期七个诸侯国的人口总和，也只有2000—2500万人，平均每个诸侯国，只有三四百万人。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价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时说：“在人类对自身的杀戮者发出的欢呼声仍高于对人类的造福者的情况下，对显赫军功的追求便将永远是最伟大人物的一大罪行。” 温情的面纱已被撕去，所有的语言，都具有铁的属性，寒冷、锋利、坚硬，仁、义、礼、智、信，这些动人的词汇不仅多余，而且是有害物质，所有心慈手软的人都被淘汰出局，只有比他者多一分阴险与凶猛，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只是身处西戎和中原诸强夹缝中的秦国人，体魄更加凶悍，心肠更加冰冷和狠毒，似乎每一个秦人，都长着敏锐的鹰眼和锋利的狼爪。
朱熹在谈到《诗经﹒秦风﹒无衣》诗时说道：“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 清代魏源也说：“秦地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
《诗经﹒小雅﹒车攻》的前两句是：
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
意思是，我行猎的车已经加固，我行猎的马已选备齐。行猎，当然是为了炫耀武力。《诗经》里的这首诗，记录的正是秦国车马的威风凛凛。
秦国的车，秦国的马，我们都可以在西安的兵马俑看见（故宫博物院亦藏有秦兵马俑两件，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一书中提及，此不赘）。此外，秦国军队的那份浩荡凛然，我们从秦国石鼓的文字上依然可以领略。
这一组石鼓，又称陈仓石鼓，或“岐阳石鼓”，共十只，每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在唐代就已出土，现全部藏于故宫博物院，是故宫博物院真正的“镇馆之宝”，亦曾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中亮相。
它的文物价值，不在于它的花岗岩石材，而在于它上面镌刻的文字——在每只鼓上，分别刻四言诗一首，一律是大篆，又称“籀书”，是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字体，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这些石鼓文，笔势稳健，雍容和穆，散发出古朴浑厚的气韵。它们是我国最早的刻石，石上所刻文字堪称篆书之祖，无论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还是在文学史、书法艺术史上，都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因此，康有为称它们为“中华第一古物”。
后人以诗文的前两个字为每只鼓起了名字，分别是：
乍原石、而师石、马荐石、吾水石、吴人石、吾车石、汧（医＋殳）石、田车石、銮车石、霝雨石、音训石。
它们十只石鼓中，吾车石（图1、2，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石鼓馆Ｐ78、302-303）前两句是：
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
这八个字，与《诗经·小雅·车攻》前两句，竟然神奇地吻合。
它以实物的角度，佐证了《诗经》的真实性。
石鼓上原刻有718字，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现在只剩下327字，其中的马荐石，已经文字全失。所以，历代拓本，就显得无比重要了。在故宫博物院，除了这十只珍贵的石鼓，还有石鼓文的明代拓本（图3、4，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石鼓馆Ｐ209、261），此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元代书法家、文学家周伯琦的摹本（图5，故宫博物院藏，故宫石鼓馆Ｐ249）。
那个时代不属于孔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已经摒弃了感情，向着动物本能回归，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只剩下尔虞我诈的算计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利益，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对于孔孟，那才是真正的生不逢时，只有鲁仲连、吕不韦式的纵横家能够空手套白狼，浑水摸鱼捞上一把，而孙子的兵书，最有立竿见影的效用。难怪当公孙鞅出现在秦孝公面前，试图劝说秦孝公效法尧舜、遵从王道时，秦孝公的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情，只有霸道与法治，能够暗合他心中的野心，没有什么学说比起韩非子在《孤愤》《五蠹》中宣扬的严酷无情的打击方式更能成为君王意志的最佳注解。
秦襄公之后，秦国历经秦文公、秦宪公（亦作“秦宁公”） 、秦德公、秦武公、秦宣公、秦成公、秦穆公（亦作“秦缪公”） 、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的百年独孤式的奋力开拓，以水滴石穿的决心，冲击着西北坚硬的版图，不仅站稳了岐山，而且开地千里，兼国十二，向西称霸诸戎，向东也逐步扩张。
齐景公曾经问孔子：秦穆公时代，秦国很小，而且地处偏远，他是靠什么称霸的呢？子曰：
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
孔子在评价秦国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秦国这种锲而不舍贯穿了所有的君王，无一例外。不同时代的秦王，恪守着相同的誓言，凭借着这历时数百年的坚持，使得秦国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国在西北的风霜中一点点成熟和坚韧起来。因此，孔子对秦国做了如下预言：
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接力棒传到秦厉共公手里时，天下已经进入战国时代，放眼中原，这场淘汰赛的胜者已所剩无几。在秦国的东面，晋国的国力在没有休止的内斗中被一点点耗尽，曾经强悍一时的齐国也在两姓交替的倾轧中煎熬，另一强国楚国则出现了一连串平庸的国君，只有越王勾践独霸东方，却因距离秦国太远，而无法对秦国构成威胁。在经历16位国君不间断的努力之后，秦国这个雪球已经越滚越大，悬在高原上，畜势待发。秦厉共公之后，秦国又经历了秦躁公、秦怀公、秦灵公、秦简公、秦惠公、秦出子及秦献公八君，才进入秦孝公的时代。此时，战国时代已经飞逝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了。
秦襄公立国，秦国国都从遥远荒僻的西部一路东迁，在秦襄公时代，就从当时的国都西犬丘 ，先后迁到秦邑 、汧（qiān ） ；秦文公时代，迁到汧渭之会，即汧河与渭河的交汇处 ，是秦人进入关中的第一都邑；秦宪公时代，又向东，迁到平阳 ；秦德公时代，再迁到雍城 ，在那里建造宏伟的城邑与宫殿，“饮马于龙门之河”，此后，国都又不断东迁，秦灵公时代，进入八百里秦川腹地，到达泾阳 ；秦献公时代，又到达今天的西安城，建都栎阳 ，以表达他们向东进取的决心。有一种说法是，栎阳只是相当于秦国的前敌指挥中心，秦王并不经常居住在栎阳，真正的都城，还是在雍城，到秦孝公时代，把都城从雍城直接搬到了咸阳 ，从此，至秦朝灭亡，咸阳作为秦都达143年之久。东至华山，西至甘肃西部，北至榆林，南至秦岭，尽入秦国版图。
故宫博物院曾藏有一件秦公簋（图6，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公簋通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为圆形，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盖顶有圆形捉手，面饰瓦纹，缘以细密的勾连纹。至于“秦公”是哪一位秦公，20世纪的历史学家分别有不同的判断，其中，郭沫若先生认为是秦襄公，王国维先生认为是秦德公，李仲操先生认为是秦宣公，马衡先生认为是秦穆公，王辉先生认为是秦景公⋯⋯当下认同“景公说”（秦景公前576年—前537年在位）的学者较多。
这件器物面的铸刻着后来流传甚广的四个字：
鼏宅禹迹
意思是在大禹治理过的地方建邦立业，以表明秦人不是漂泊在华夏边缘的狄戎，他们本身就是来自东方，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成员。
在秦公簋的簋盖上，共有铭文54字，器身有铭文51字，共105字，字体与石鼓文颇为相近，它的大概意思是：秦国建都华夏，已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景）公继承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武士文臣，人才济济，使自己永保有四方，乃作此器以为颂。
秦孝公的求贤令全面回顾了先辈们的光荣历史，却没有言及他所面临的困境。一切都隐藏在他“思念先君之意”的潜台词中。那个被一代代的君王辛苦积累的优势再度流失掉了，放眼东望，东方各国开始了改革自强，试图超越秦国。《史记》中说：“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 ，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其中改革最力的，当属魏、赵、楚三国，此时的秦国，尽管国力仍在增强，但和其他国家相比，未免相形见绌，保守势力仍然拖累着秦国，使秦国不能迈开脚步，连秦简公时代允许官吏像贵族一样佩剑、承认私田这样的微型改革，都难以为继。发展缓慢，内斗不休，终于让秦孝公坐不住了，他感觉到了不进则退的滋味。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国建立于周平王东迁、开创东周的时代，它的历史比东方各国，如齐、鲁、燕等，短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更因为秦国地处边陲，在华夏核心文明圈与边塞游牧文明圈的交叉点上，中原人士不愿意前往，因而人才奇缺，成为秦国发展的障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早在公元前4世纪，秦孝公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卫鞅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来到秦国的。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并且遇上了一个正确的君主，他，就是秦孝公。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