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钱人都吃得很刁钻？古代有权人爱的是加班？古代读书人比现在还要卷？当我们用当下的视角来解读古人的生活时，也许会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由六位写作者执笔的历史大V“艾公子”一直以谐趣轻松的写作形式为人喜爱。新作《趣说古人生活史》中，从皇帝到素人，从读书到择业，从衣食住行到风花雪月，作者翻阅大量古籍、史记，确保每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背后，都有可靠的史料支撑。在考据之下，他们通俗有趣地再现了古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节选

唐朝有个叫唐球的隐士很喜欢写诗，但山里难找到同好，诗写好了没人看，多郁闷呀。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把诗作藏到葫芦里，让它顺着溪流而下：找你们的读者去吧。

他几乎日夜祈祷：“斯文不沉没，方知吾苦心。”

唐球找读者，其实是唐朝诗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

一首唐诗要流传出去，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唐球的做法很有创意，但很笨。他这么做，也是在找关键人，只是相当于用诗买了彩票，中奖概率太低太低。

01

唐朝诗人在名声尚未显赫之前，几乎都曾向当权者投诗问路，希望得到援引和点赞。

杜甫困居长安十年间，先后向驸马张垍、广文博士郑虔、左丞丈韦济甚至边庭将领哥舒翰等人进献他写的诗，乞求举荐。

别看他成名后在《丽人行》中对杨国忠颇多微词，但当时，他却在诗中借骂李林甫来讨好杨国忠，希望后者能够救救他这个快要饿死的诗人。

有趣的是，边塞诗人的“扛把子”高适在成名前，像是跟杜甫对着干似的，给李林甫献诗，题目是《奉赠李右相林甫》，把李林甫大肆吹捧了一番。

脑瓜子活络的诗人则会采取一些更深的套路来炒作自己，有点像今天的博取关注。比如陈子昂，他在长安默默写诗，一直没人关注。有一天他突然开窍，花天价去街头买了一把胡琴，一下子就上了“头条”。

他趁热打铁，广发请柬，说明儿就开个音乐会。把社会名流都骗过来之后，他当场把天价琴一摔，来了段说唱：今天来的人不少，我不弹琴写《离骚》，我的诗莫名好，但你们就不知道，不是我心高气傲，陈子昂绝对会爆！

然后，他现场分发资料，推广自己的诗。

经过这场表演，陈子昂“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周昉(传）挥扇仕女图绢本局部

可见，每一个著名诗人的走红，过程都相当曲折。当然，也有运气特好的，一步到位找到了顶级关键人，想不红都难，比如骆宾王、卢纶、元稹，这几位的诗，都是皇帝点名要读的。

天下人大抵是这样的，皇帝读什么，百姓跟着读什么，就有做一回皇帝的代入感。既然皇帝免费为这几位诗人站台打广告，那么他们的诗自然不愁找不到读者。

以上操作显然都不适合唐球，但不代表唐球就没有比放诗瓢更好的选择。

02

唐诗传播的另一个“关键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关键人其实不是人，是“壁”。

李白经过武昌，顺便参观著名景点黄鹤楼。黄鹤楼上面写满了“到此一游”类的诗，作为著名诗人，李白抑制不住文思如泉涌，撸起袖子就想来一首。不巧，他瞄到了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于是，他被这不世出的才气惊出一身冷汗。

李白回去后苦思冥想，终归不敢题写黄鹤楼，后来去南京写出了《金陵凤凰台》，算是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颜面。

李白的经历告诉我们，题壁是唐人最喜闻乐见的“发表”诗歌的方式之一，也就是把新创作的诗写在墙壁上。

由于题壁成为诗人获取读者的主要手段，所以，很多公共场所往往刷好粉墙，留待过往诗人题写。前人题满了，还可重新刷过，让后人再题。

据学者罗宗涛统计，唐人题壁诗，除题于墙壁之外，还包括题于石壁、石上、雪地、门、户、扉、窗、轩、楹、柱、梁、屏风、诗板、榜子等。题诗的处所遍及宫、省、院、台、府、郡、县、驿、馆、寺、观、关、城、自宅、亲友宅、陌生人宅、塔坟等。幸好唐代没有城管，不然城管也要愁死。

阎立本 北齐校书图卷局部宋摹本

其中，诗人最爱在各地驿馆题诗。如同现代商业广告抢占车站、机场一样，诗人把新作题于驿馆的粉墙上，就会被流动的旅客传播到四面八方。白居易曾一路在各地驿馆寻找好友元稹的题诗，找到了就很开心地和上一首。

风景名胜是游客汇聚之处，在唐代基本都被诗人们攻陷了。看看这些不算知名的景点：巫山神女庙有各家题诗千余首；吴中虎丘山真娘墓，白居易、李绅、李商隐等大家都题了诗；黄鹤楼、岳阳楼就更不用说了，去晚了肯定找不到题诗的地儿。

按理说，山上寺观的粉壁、随处可见的山石也都是题诗的好地方，唐球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怎么就偏偏选择了流传概率最低的诗瓢呢？

也许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

唐代的好诗人太多，好诗更多。流传到现在的唐诗就有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人有二千二百名。可想而知，在唐朝的街道上随便扔一块砖头，肯定能砸死俩诗人。像陈子昂这样一流的诗人，不搞点行为艺术，几乎都要被埋没了，遑论那些二三流诗人。

所以，唐球，一个不入流的诗人，凭借他那又笨又有行为艺术感的诗瓢，聪明地在唐朝诗歌史上留下了一笔。

事无偶然，一首唐诗在印刷术未盛行的年代，能够广泛传播，甚至流传后世，它的作者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小心机。

白居易也很鬼精，他知道诗歌在当朝的传颂是有时效的，所以晚年编了自选诗集，抄了五份，分别藏于名寺及托付可靠的后人。

感谢他这点小心机，我们今天才能读到那些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好诗。

03

唐代诗人的日常炒作方法，一直被后世的文人熟练运用。

清顺治八年（1651年），一个落魄之人到了不惑之年，变成了“三无人员”：一无功名，二无儿子，三无银钱。

这唏嘘境况，跟他那仙之又仙的名字，一点儿也不沾边。一气之下，他决定改名易字。

此人原名李仙侣，“仙之侣，天之徒”，结果现实的残酷让他变得低调，他改名李渔，号湖上笠翁。

改名后，李渔自兰溪北上，沿富春江一路北漂，目的地是杭州。这一趟杭州行，让他的人生迎来转机。

那一段时间，杭州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李渔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中发现，这座复苏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均对戏剧、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民间娱乐市场大有可耕耘的空间。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时人所轻贱的“卖文字”之路，开启了“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生涯。

韩干牧马图

几年间，《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作品一上架，便畅销于市场，顷刻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更是时新抢手货。

“湖上笠翁”的名号一炮打响，家喻户晓。

他的作品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在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当时，“车、马、邮件都慢”，然而这些作品却不胫而走，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看到李渔的新作。牟利的书商，千方百计地私刻翻印，有的干脆拿一个不知谁人的作品，打上“湖上笠翁”的名字蒙骗读者。李渔忙于交涉维权，双拳难敌四手。

当时南京盗版最多，翻刻者最猖狂，李渔鞭长莫及。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索性把家搬去南京，以便与不法出版商正面交锋。不料人刚到，就听说苏州的大批书商企图翻刻他的新作。待他赶到苏州，留在杭州的女婿沈心友又来信说，杭州私自翻版的新书已经刻好，不久即将出售。

面对这种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李渔曾在《闲情偶寄》中声泪俱下地进行控告：

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忍无可忍的李渔甚至创立了自己的芥子园书铺。写作、印刻、发行、销售一条龙，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外人田，首开文化产业之先河。

移居南京后，为了支付一大家子日常奢华挥霍的开支，李渔不得不过起了亦文、亦商、亦优的奇特生活。

一方面，他仍操旧业，继续卖文刻书。芥子园书铺开张后，认准商机、左右开弓的李渔大规模地从事编辑、出版及销售发行书籍的活动，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

芥子园书铺既出版他自己的作品，也编刊各种畅销的通俗读物，如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此外，他还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教科书、工具书等。

另一方面，李渔不但撰写传奇供人阅读，他还以他的姬妾为骨干，组成了“家班女戏”（即全用女演员），自任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

李渔的传奇很受欢迎，不仅长期霸占“热销榜”，且好评如潮，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

他的传奇代表《笠翁十种曲》，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喜剧色彩极其浓郁。不过，他的喜剧不仅有形形色色的笑料，也令人深思。

李渔一生虽未入仕，是传统社会阶层中的“贱者”，但他求名得名，求财得财，最后求子得子。想必他生前会常常吟起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