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月第十八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当日，一份《城市专题开放数据库·北京文物地图》正式发布。

《北京文物地图》由一个专注于城市题材的创意团体“帝都绘”发布，他们所做的事情紧扣住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主题。“帝都绘”经常和城市开放数据打交道，通过数据，他们能不断加深对城市的认识，还可以基于数据进行创作。他们相信，有很多人对开放数据有需求。数据本身看似冰冷枯燥，但它是很多创造性工作的基础，把数据开放出去，让更多人接触到它，便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发生有意义的“化学反应”。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帝都绘”创始人宋壮壮，请他从创业者的角度谈谈他和他的创业团队。

数据库不好用，所以想自己做

宋壮壮是一位外表干净、帅气的小伙子，带着创业人士的精明强干，走路快、语速快。可以看出他接受了良好的学术训练，表达清晰，逻辑严谨，从他的讲述中仿佛能够看到创业人特有的沉稳。

宋壮壮告诉记者，他们的设计工作室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到出国留学，学的是城市设计。他直言自己所做不算“多么独特的创业，只是做了一个设计工作室而已，所做的工作创新性稍强一些”。

一个设计工作室为什么会想到操弄数据？宋壮壮解释初心是因为“很多数据库真的不好用”。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各种数据，关于北京城市方面的数据，就会有交通、气候等各个方面的，但国内在数据开放方面还做得有所欠缺。”在宋壮壮的观察和应用中，北京在数据库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做得较好的，但整体来说还可以更好。宋壮壮在海外留学时，感觉接触到的公共数据比较有条理，开放程度也相对较好。

“近年来国内的数据开放有进步，有的地方有一些先行尝试。比如上海每年会举办一个数据开放的比赛，大家可以基于开放的数据做各种应用。”

虽然有进步，但还是不好用。宋壮壮对“不好用”的判断首先来自于寻找文物信息，并说团队做项目常受困于此。“比如去年我们做一个关于通州的展览，想找通州的一些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有一部分就怎么都找不到，最终也没找到。”

宋壮壮办展览要找的是通州的第四批区级文保单位，他们找到了第一、二、三、五批，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第四批，很是困惑。事后他总结数据库不好用的原因：一是开放程度不够，很多数据找不到；二是整合性低，“这可能是数据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在涉及不同级别部门管理的时候”；三是更新程度低。

宋壮壮在和伙伴们讨论起这一系列问题时，一个想“自己动手搭建好用的数据库的想法”逐渐完善起来。

新技术带来做项目的契机

实际上，从设计室创办至今，宋壮壮和团队成员已经做了很多数据工作，并慢慢积累下来一些数据库。比如他们整理过北京150米以上的高楼，还整理过中轴线上的建筑，以及北京各种大型活动的吉祥物。项目不一样，有的已经实现了初级数据库的功能。

而今年2月一位学弟的邀请促使他们开始尝试做文物地图。“学弟邀请我们工作室参加世纪坛的‘美丽中国展’，前期邀请了很多人来做‘如何实现美丽中国’的提案。我从自己的角度阐述，当时想的就是数据开放。”宋壮壮认为数据是一项基础工作，实现美丽中国需要搭建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光提议不够，还需要一些案例，所以我们就干脆以这个展览为原点，开始了文物地图这项工作。”

在宋壮壮团队最初尝试做文物地图时，就尝到了工作艰难的滋味。“首先是工作量大。”宋壮壮说，“虽然这东西没有任何产值，但要花很多精力，还是比较麻烦的。后来有个契机让我们觉得可以干这个事了，就是有了新的技术和工具。”

《北京文物地图》使用的是Maptable，宋壮壮解释：“因为我们干的这些工作都和城市相关，它需要落实到空间上，所以单纯的表格和文档不够用，它得和地图发生关系。”Maptable就是可以落实到空间上的工具，它是宋壮壮的一位本科同学开发的，“我看着他把这个东西开发出来，直到我们可以应用，这也使我们有了技术层面的一个支撑。”

显然，搭建相对准确、全面、好用的数据库并不容易，海量数据的收集和编辑耗时费力。但近几年，无论在技术还是文化上，线上协同工作都越来越普及，使通过众包、众创搭建数据库成为了可能。宋壮壮团队的《城市专题开放数据库·北京文物地图》就是一次众创的实例。

采用众创或众包的方式建立数据库的思路是在团队中很快确定的，随后快速立项，并制定招募通知等计划。“因为也是第一次自己做这个工作，心里没底，所以期间我还咨询了不少朋友，现在我们是‘帝都绘’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主办《北京文物地图》这个项目。”

采用众创模式，一下子引来300多志愿者

“我们最初设想是几十人一起做，设置的目标就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北京文物有很多条线，其中文物局的不可移动文物分文物保护单位和普查登记文物，分别有1000多处和2000多处。开始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肯定是文保单位，所以觉得招募几十人，够干这事就行了。”

令宋壮壮意想不到的是，招募书发出，报名者竟然有300多。这让宋壮壮一下子有些紧张，“因为没组织过这么多人。”宋壮壮说着抿嘴笑起来。

众多人的参与，使宋壮壮团队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们首先扩大了工作目标，将普查登记文物也包含了进来，他们认为文保单位因为级别较高，相对来说信息较多，数量相对少，但普查登记文物因为数量多、级别低，所以信息极为缺乏。

增加了普查登记文物后项目的难度显而易见地增高，但是“野心大一点就想多干一点”，宋壮壮平静地笑着说。

报名参与《北京文物地图》、成为志愿者，不需要过多条件，宋壮壮团队甚至没有进行筛选，“只要报名就全都进来。”他们统计，报名者的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下。

虽然没有设置准入门槛，但是在为志愿者分工的时候团队会参考专业背景及自我选择。“我们设计室里不到十个人，基本做组织工作，以及设立规则。”志愿者被分配为文保单位文字组、普查登记文字组、历史建筑文字组、图片负责人等。团队成员和志愿者不做一对一的直接联系，以众创模式去中心化。但宋壮壮也观察并感觉到，大家因为是为了一个目标而集中到一起，所以在工作过程中，都有拓宽了眼界的感觉，氛围非常好。

志愿者在四合书院开第一次见面会，场面欢乐

7月2日，“帝都绘”邀请志愿者举行了一场线下party，地点在四合书院，那是宋壮壮团队和志愿者们的第一次见面。

宋壮壮说：“一位志愿者曾在项目进行中很豪气地说道：这次我们探索的是百人共创，未来有可能会是万人共创。”

从刘拓留下的硬盘中挑选出100多张照片用于地图

文物地图需要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字部分相对好办，由文字组负责人基于官方资料整理即可，图片宋壮壮却要求亲自去拍，“因为我不希望整个数据库有任何版权问题。”但是，很多文保地处偏远，还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拍到，所以现在文物地图只收集到700多处照片，其中还有100多张是由一位朋友贡献的。

这个朋友就是前一段因意外去世的青年学者刘拓。刘拓的离世令人惋惜，宋壮壮虽然和刘拓不熟，但他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密友，宋壮壮知道他们在整理刘拓留下的图像资料。“刘拓留下一个硬盘，里面有海量的照片资料，都是他这些年艰苦拍摄的。”宋壮壮于是想，有没有可能挑一些刘拓拍摄的文物照片用于文物地图。“因为朋友们也在想怎样更大程度地利用刘拓留下的东西，这也是刘拓父母的愿望。”

刘拓的朋友们很赞赏宋壮壮的主意，同时去请示刘拓父母，“他们同意我们使用。”之后宋壮壮从刘拓留下的硬盘中挑选出100多张照片，“都是我们很难拍摄到的。”

宋壮壮自己也去拍照片。大多在丰台区域，因为接近他的女朋友。“我去找她时就会去周边看一看。有一次我去了南岗洼桥，那一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京石高速平行的南岗洼桥

南岗洼桥地处京石高速路边，是市级文保，有一定知名度，高德地图上有收录。宋壮壮看过介绍，知道这座古桥是修高速时候挖出来的。“整个桥原本是被掩埋在地下的，桥大而矮，不是高耸建筑，我估计从高速路上开车而过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宋壮壮注意到桥本身保护良好，而“一边是高速，一边是古桥，平行且紧挨”的特别画面更是令宋壮壮喜爱不已。

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是“水志”的寻找。“是一个古代永定河上用来标记水高度的水志，它属于地图上绝对没有的东西，我查它的有关资料，不同渠道上记录的所在地也不一样，有的说在卢沟桥往北500米，有的说在卢沟桥往北2公里，还有的说在卢沟桥水文站旁边。”

那天宋壮壮沿着卢沟桥一路北行，边走边找，最终寻到了卢沟桥水文站。他找到了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不知情，还和他一起在河边寻找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向附近居民询问，也没能得到结果。

宋壮壮事后总结，文保单位、历史文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并不只有大型的、我们所熟知的才是文保单位，大量文化遗产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水志就非常不起眼，它是河边的几级台阶，但意义非常重要，是早期水文的一个主要设施”。宋壮壮随后又向丰台区的文保工作人员询问，“他们也不知道，但这个东西记录在案”。

“还有一些文物拍不到照片，比如在某个大院里面。我们在卫星图上能看到，保存得挺规整，但现实就是我们不能进去拍，如此数据库上就缺失它的照片。”宋壮壮禁不住感慨，有些地方不能进，完全理解，但是如果能拍到更多的图片用于展示，是不是也不矛盾呢？

目前只算1.0版本，邀请大众监督纠错

寻不到的文保单位，拍不到的文物照片，虽然令宋壮壮感到遗憾，但在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更让他感到有挑战性。

“比如很多文物只是一个文物点位，有的涉及多处文保单位，有的文物在第一批文保单位公布时是市保，后来升级为国保单位。所以我们在查历史资料的时候，对标注的不统一很感到困惑。”宋壮壮团队试图在统一完整的数据库里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想的办法是通过编号之类的方式，“但恐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再比如资料中显示，第一批国保里长城是被当做文物点位来保护的，后来在第五批国保时做了重新定位，因为长城不是一个点，而是线性的，所以就把北京的所有长城统一为‘长城’来保护，但是作为点位的文保单位并没有撤除。”

宋壮壮认为这是引人思考的问题，“因为如长城这样线性形式存在的文保单位，与故宫、天坛的点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太能用同一种方法来定级或保护。”

鉴于此种现状，使得它呈现在文物地图中当下还有些难以操作。“因为同一个体系难以兼顾所有类型的文保单位，这些问题目前我们的数据库还无法解决。”宋壮壮说。

目前上线的文物地图，在宋壮壮的蓝图中只算1.0版本，“只是一个初步框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要纠错完善，这个难度我认为是高于第一阶段的，所以我们邀请大众监督纠错，还要招募第二期志愿者，希望做一个长期积累。”

南岗洼桥

点开《城市专题开放数据库·北京文物地图》的网址（https://maptable.com/s/p/cnzodzkujocg），可以轻松查看到数据内容，它包含两个子库，分别是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截至目前，数据库收录了3700多个不可移动文物点位和1012栋历史建筑。这其中不可移动文物涵盖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各区文物保护单位和普查登记文物共4级，前三个级别数据相对完整，普查登记文物部分仍需继续完善。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都包含保护级别、时代、类型、地址、坐标、批次、开放信息、官方平台、简介、照片等数据维度，并注明了参考资料。

《北京文物地图》与其他文物主题的数据库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只是可以“看”的，更是可以“用”的，数据库中全部的表格内容，包括坐标和照片，都可以免费下载。

发布会上，“帝都绘”还用一个短片介绍了数据库的基础操作。

在宋壮壮看来，《北京文物地图》是给大家搭建平台，接下来要探讨的是长效机制，下一阶段该怎么做。

宋壮壮的设想是：“第二阶段在完善数据库之外，扩展入口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想尝试做一些应用案例，让大家学会如何应用它。”

关于文物地图的应用，不少人提过建议，总结起来应用场景实在是不少。比如可以用于各种展示类展览，可以用于媒体写文章，可以方便学者做研究、学生写论文，也可以连接到导航地图，甚至可以用于开发小众旅行路线。“现在很多人本身就喜欢去文保单位游览，以前的介绍大都比较零散，文物地图却可以一下子提供几千个详细介绍。”

因为《北京文物地图》，宋壮壮团队在官方和业内都具有了一定知名度。初期他们也考虑过与官方合作，但随后还是希望保持相对民间的自由状态。宋壮壮注意到业内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也在转发有关《北京文物地图》的消息，还有一些民间机构找到宋壮壮寻求合作，很多后续都在进行中。

《北京文物地图》是一项公益项目，“帝都绘”和它的志愿者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宋壮壮说：“虽然费心费力，但我们始终相信，一旦做出来，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所以大家愿意参与，因为付出1%的努力，就可以获得100%的成果。”

关于《北京文物地图》的未来，他们讨论更多的是如何做得更好，甚至有人提出做全国文物地图。但宋壮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想在下一次志愿者见面的时候，抛这个问题给大家：如果做全国的，应该怎么做？

“因为做全国文物地图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不可能，而是基于现有模式不可能，所以我希望大家放开去想，用什么样的模式和技术，可以让《全国文物地图》成为可能。我觉得有时候去想完全不可能的事，反而挺有意思的。”宋壮壮微笑着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