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沧州地方戏的发展、包括张之洞、纪晓岚等文化名人的出现，都与运河而构成的文脉相关……事实上，我更看重这种潜在，它以一种浸润和渗透的方式影响着人和人们的心理沉积，甚至部分地更变“地域性格”；运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构成着精神上、文化上的有益通道，是它，使得沧州不仅局限于沧州。

01

大运河上弯连弯

九曲回转往前赶

一声号子我一身汗（嘿嘿哟）

一声号子我一身胆（嘿嘿哟）

……船工号子，它属于一种等待消失的时间余韵，尽管它的每个尾音都有足够的长度和折叠，尽管我们的内心里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舍。必须承认，坐落于岁月之上的那些人工建筑终会经历不断的演变、洗涤、摧毁和新生（其实自然的也是，只是用时可能更久一些而已），何况“船工号子”这种飘悬于运河之上的附着之物。时间以飞驰的速度冲洗着它们，使它们丧失了原有的颜色甚至节奏——我是在一盘录音带里听到它的，不知是录音设备的问题还是采制的时间过久的缘故，我听到它时总是充满着偶然的卡顿，失真，滋滋的杂音以及骤然升高与骤然变低……总之，它从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沧桑性质。

▲明钱穀《纪行图册》里拉纤的船工

没有人再喊船工号子，除非我们是身处某个与运河相关的博物馆，或者像我这样，在博物馆的某个房间里，作为专家同时又有诗人身份的朋友将他原来的录制向你展示……船工号子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些拉纤的船工们，据说当时一条船至少要有18个拉纤的船工，“大运河上弯多滩险，尤其到了捷地村附近，运河与捷地减河交汇，水流容易形成不规则漩涡，稍不注意，船就有可能被水流带进减河内，甚至被冲翻。船行驶到这些地方就需要船工拉纤牵引着船只安全驶过。拉纤时，胸前斜挎着纤板，身子往前探，脚往后蹬，有时甚至要手脚并用，身体几乎与河滩平行……”如此抄录多少有些可耻，但在我看来篡改它变成自己的文字可能更为可耻，因为它会悄然地磨损文字中的“身临其境”与“感同身受”，而变成一种减弱了涡流的转述。作为沧州人，作为与运河极为亲近的沧州人，我承认自己在数十年的生活经历中从未听闻过沧州人唱的船工号子，从未在沧州的地界上听闻过船工号子——我甚至有种先入的笃定，认为船工号子要么属于长江珠江要么属于黄河，北方的运河上是没有号子的，那些拉纤的船工们也和我的祖父、父亲一样，被一种小心翼翼、紧闭了口舌的传统文化所浸染，他们的生活也是无声的，沉默的，甚至简洁到只有黑白两色。

▲沧州博物馆里的古代河工用品

但我在博物馆工作的诗人朋友向我证明，我是错的。我以为的“知道”其实是种先入为主的判断，而与这种“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紧密相连的便是愚蠢。为了显摆自己的博学同时嘲笑一下我过于笃定的愚蠢，他还告诉我，“船工们喊号子没有什么约束，起锚号、摇橹号、出仓号、立桅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等等；号子没有固定的词，全凭船工心情即兴编唱，唱山、唱水、唱人；唱险滩、唱急流、唱风景……”随后，他的补充其实更是对我的打击：“你以为，沧州的船工只待在沧州？运河多长，他们的脚就要走多长。所有的水手，都是南来北往、见多识广的人。”

在这篇谈论运河的文字中我不愿过多地呈现自己的愚蠢，尽管它是确实的存在，现在，在完成上面的这段文字的时候那种小小的羞愧还会悄然泛起，让我……让我急于左右而言其它，我想要继续谈的，依然是船工号子的消失。它已经在确然地成为了文化的遗产，时下，尽管运河沧州段的水位已经恢复，河水之上船来船往，但已无人再喊什么号子……船工号子，它属于遗产但不会留下“遗迹”，所有来往的船上都已不再需要那么多船工更不需要人力的拉纤，而试图凝聚所有船工合力运作的船工号子也因此更成为了“无用之物”。

随着时间与发展，以及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更变，我们诸多的行当可能会“消失”，只有少量的、奇观性地保留，而与这些行当相匹配的诸如“船工号子”一类的文化附着，也可能会进入到消失的行列中。它不会顾及我们的挽惜与慨叹而让消失的进程减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地可以把时间当作是无情之物。在这份“无情”中，还包含也在悄然更变着的这条运河。

02

运河运来了什么？布匹和粮食，封在箱子里的白银，将船压得低得不能再低的灰色石头，有香味的、有花纹的、有闪光的木头，印有花朵和水纹的丝绸，茶叶，鱼，龙泉印泥，产自远处的陶瓷，产自本地的金丝小枣和梨……

运河运来了什么？京城的轿子，官老爷、差役和士兵，摇着扇子、不断抬头的商人，低眉顺目的女孩和她的母亲，瘦弱的书生和更瘦弱的书童，说着“一口鸟语”的“南方蛮子”，提着刀的、提着剑的、提着包裹的，遮着头的、遮着面的、遮着足的、遮着手的……

运河运来了什么？进京的徽班，将《杨家将》、《三国演义》说得风生水起、口若悬河的说书人，进京准备参加殿试的贡士……

运河运来了什么？还在运来什么？

没有谁能一一枚举它曾经繁忙的运输，即使占据三十个页码的篇幅。在我看来，运河，自隋唐时起，它就成为了整个中华大地上的一条可贵的人工血管，而且是主动脉的那种属性：它运输着粮食和财富，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得以良好运行，可以说，运河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以属于第一需要，不可或缺；它运输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与陆地上的大道通途相互勾连，维持着国家政令的畅通和基本的稳定；它运输着文化和文明，我想我们无法轻视这种互通有无，正是这一互通，让南方和北方得以轻易地摆脱了习见的固执和藩篱，甚至也与“海外”艰难地连接了起来……我甚至觉得，正是这条运河，让漫长的一段时间里的“文化认同”得以坚固，也使整个国家形成了强力的凝聚。

运河运来了什么？还在运来什么？它会运来新的文化和新的见解，这些新将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深入骨髓，而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个部分；它会运来宽阔和广博，一种可以的、可能的开放心态，这一部分也将随着时间而慢慢深入至骨髓。它还会带来宽容，面对来来往往的种种不同而生出接纳之心，至少是理解和宽恕之心，别轻视它的存在，它极为特别，有效；它还会带来商贸意识，这也是一种会浸入骨头里的潜在，凡是运河两岸的城镇居民其商业意识一般而言都会强于内地的居民，就以沧州为例就可证明。它还会运来变革之心，以及对旧有生活的僵化样貌的不满，是故，运河两岸的城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影响着、代表着“新潮”，无论我们对这“新潮”是否那么愿意接受。

运河，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是国家的“枢纽”，无论是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它是核心性的，至少部分是核心性的。在遥远的时代，陆地上的道路可看做是国家的血管，凡是它能到达的地方国家的力量便会随之到达，当然核心的道路沿线的城镇也会因此获得发展，并部分地更变、提供它们的文化素养。随后，水路因为运输便捷和路程较短而获得更大的青睐，它强劲地、部分地替代了陆路运输的功能而成为血管的主动脉，尤其是人工的运河工程——这一更变对于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而更为显赫有效的更变则针对于沿岸，诸多的必要“节点”变成了城市，形成了财富的、商业的、文化的聚集地，沧州，泊头，在那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因此获益，这一获益也是一个漫长的、反渗的过程。之后，随着时间，科学，现代性的开启，运河的血管功能特别是主动脉的功能已被替代，铁路替代运河承担了血管的、枢纽的作用，建立在铁路重要节点上的城市由此迅速积累，而运河中的血在一点点被抽走，随之部分地丧失着的还有它的活力和动力……与船工号子的消失一样，尽管令人唏嘘，但它也是我们必须目见的事实，这一态势是人力所难更改的。

种种的、不合时宜的感慨和怀念或许并不能……是的，我承认，但文学一直具有“回望”的记忆功能，它的感慨感动多缘于对逝水年华的追忆；它的另一功能是在旧有的记忆中发现新的可借鉴之处，让我们思忖：生活往何处去，有没有更好的可能；运河往何处去，它还能运来什么，在当下的环境中它还需要怎样的负载？

这，当然是个问题。

03

因由这条运河，荒凉于宋代和之前所有岁月的沧州才得以建立起一座新城，成为冀东平原的一个“关键节点”。罗马城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沧州也是，沧州更是。它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积累，大约由一处码头开始，由一两处客栈开始，由一座破败于风雪中山神庙开始。运河为沧州运来的砖瓦，石头，粮食和财富，运来了原本没有的技术技艺，运来了士兵和他们的马匹，运来了军营与随军的家眷，运来了……“小南门”曾是沧州的一个标志，它的存在与运河息息相关：“小南门距离城外的运河仅有几步之遥，运河上船来货往，商贾云集。周金铭老人至今都清楚地记着，每日天蒙蒙亮，城门便‘吱吱嘎嘎’打开，城里人迫不及待地来到码头，运河上大小船舶停靠交易，城里城外繁忙不已。小南门外，晓市街、缸市街、书铺街、鸡市街、钱铺街、锅市街……店铺排开，人声鼎沸。”小南门的繁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是一道风景，它是沧州赫赫有名的商贸区，甚至是沧州的一个代指。

正泰茶庄则可能是“小南门”的某种代指——它是昔日运河漕运所滋养出的商业产物，也是小南门一带众多商号里现存的唯一历尽沧桑、屹立不倒的传奇。必须承认，沧州不产茶，在漫长的历史中沧州人也很少喝茶（尽管在史料中建筑于沧州的茶馆在宋代就有了），然而却有一座标志性的正泰茶庄，而它竟然在一个多数人没有饮茶习惯的环境中活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兴建于1914年的正泰茶庄，是天津茶商穆雪芹“正兴德茶庄”在沧州的分号，店铺前后有两座两层共32间，前街临街门脸上方，有砖刻烧制并镏金的十个大字：松萝、珠兰、红梅、正泰茶庄。其中，松萝、珠兰、红梅分别代表着产地不同的三种名茶，即安徽松萝茶、福建珠兰花茶、浙江九曲红梅茶……茶，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代指：南方的，外来的，文化的，气息的，殊异的，甚至可以是高雅的，品味的，美好生活的——没有饮茶习惯的沧州所接纳的可能并不仅是茶叶，还有它背后的象征与负载。

泊头——仅从这个地名的字面上来解读，就可感知它应与漕运和码头有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它因运河漕运而兴，因古驿站而闻名。据《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交河（现为泊头市交河镇）知县武聪，奉旨于县东五十里卫河西岸的新桥镇，设置新桥水驿，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改称“泊头驿”。泊头驿承担着往来官员、客商、船工等人员歇宿，以及运送朝廷物资、接待藩属使者上京觐见朝贡、往来传令送信等诸多职能，成为运河上沟通、联络、运输、往来的“中枢神经”。依托运河，泊头迅速发展成为“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所未有”的重镇。清后期，泊头被称为“运河巨镇”。至民国初期，泊头已经是“东西两岸殷实，商号不下千余家”，成为津南地区第一大商埠。始建于1912年的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泊头火柴有限公司前身），逐渐成长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火柴生产厂家，改写了中国人依赖“洋火”的历史。

▲运河沧州段

运河在沧州的穿越可以说更变了整个沧州，明晰的、可见的和隐性的、潜在的……沧州与泊头的“建城”史当然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这里不再赘述，而更多的更变同样是种坚固的存在。

譬如，沧州武风之盛自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和地域性格的养成，事实上，具有与旧时沧州人类似性格特征的地域在诺大中国并不少见，却远不及沧州更有影响……在我看来，沧州武风之盛的原因之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它与运河漕运有关，与这里曾是重要的屯兵之处有关，与对运河中运送货物的必要保障有关。武风盛，习武者众，高手林集，部分是因为运河漕运有这样的需要——而这一地域，恰恰可以提供。于是，便有了“武健泱泱”和“南北镖行‘镖不喊沧’”的规矩。京杭运河，浙江、杭州一带似乎更为重要，然而因为经济的富庶和商业气息的厚重使他们那一带难以形成刚烈尚武、“尚气力、轻生死”的群体风气，他们也不需要为了护卫某些财富而置自我于不顾——而沧州，则不同。这其实也属于一种双向选择，形成群体风气之后，便自然而然，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个部分。中国武术历史上有“南莆田、中登封、北沧州”的说法，全国129个拳种中源起或盛传于沧州的多达50余种，而其“民间功夫”更是多如繁星，数不胜数。

再譬如，享誉世界的“吴桥杂技”——请允许我略略地叉开一点儿，多说几句让我们沧州人引以为傲的杂技艺术：吴桥古时属冀州，在秦汉时代流行一种人们戴着有角的面具，互相比武斗力的游戏，民间称之为“蚩尤戏”，汉朝时改称“角抵戏”……说它源远流长自然并不为过。而吴桥杂技的兴盛，则是在明清时期，它与运河漕运的空前发达有着密切的关联，渐成峰峦。“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这是一段曾在吴桥一带广为流传的小曲儿，它言说的是杂技艺人们的旧命运，而在背后则是生的艰难和活的艰难，是一份巨大的、带有层层苦味儿的苍凉命运。条河，即运河。处在历史中的运河使杂技的繁和荣成为了可能，也正是这条运河，将那些身怀绝技的苦命人儿运到了四面八方，也使杂技得以开枝散叶。此言应当不虚，我证实它不虚的佐证是选择记者曹筝、肖煜书写的一段话：明清和民国时期，对于吴桥艺人来说，运河流经区域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沿运河行走江湖，是出行的首选之路。沿着大运河走出家乡，依托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成长起来的吴桥杂技艺人数不胜数，杂技江湖上也就有了“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当下，吴桥杂技已然成为沧州的乃至是中国的一张名片，这一古老的、有魅力和惊险感的技艺依然具有它层层的闪光。

再譬如，再譬如……在我看来，沧州人的性格养成具有部分的“运河因素”，甚至有“桥东”和“桥西”的差别：桥东，更原始些、粗砺些、直率些，少些商业意识；桥西，则更精明、更细致、更包容，商业意识相对较重，文化的发展相对也更深厚。在我看来，沧州地方戏的发展、包括张之洞、纪晓岚等文化名人的出现，也都与运河而构成的文脉相关……

事实上，我更看重这种潜在，它以一种浸润和渗透的方式影响着人和人们的心理沉积，甚至部分地更变“地域性格”；事实上，我更看重文化文明里的开阔性，而运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构成着精神上、文化上的有益通道，是它，使得沧州不仅局限于沧州。

04

捷地。沧州地名。它的来源与运河的修缮治理有关。据考证，捷地的地名最早见于《明世宗实录》，因“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筑而成，故堤善崩”，时常泛滥的洪灾给此地冠上了“绝堤”之名。因不堪洪水长期侵扰，明朝廷下决心治理水患，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开挖捷地减河，使洪流经沧州青县、黄骅，从歧口入渤海。长54公里的捷地减河不但约束了桀骜不驯的运河水，保护漕运，还调节了周边地区水环境。捷地减河开通后，两岸盐碱地得以淤肥。被打上苦难烙印的“绝堤”也逐渐取其谐音改名为“捷地”。

“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京师，南随漕船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沧州金丝小枣种植和产业的蓬勃，记录了金丝小枣南下北上的销售运输场景，足见当年红枣销售覆盖面之大、影响力之广。沧州金丝小枣，以其粒小而质优，果实脆甜，含糖量高，将成熟后的红枣从中掰开拉长，透过阳光，可见其间有细细金丝而得名，在沧州及山东无棣等地多有种植。金丝小枣的盛名，是在其成为皇家贡品之后。相传，乾隆帝巡幸路过此地，见路旁枣树果实累累，上前摘食，甜如蜜，大喜曰：“沧州自古草泽之地，然金丝小枣风味殊佳，如是者鲜矣。”遂御封为宫廷贡品——传说无法考证，但封为宫廷贡品的记载却是有的。

运河弯弯——这里的弯弯并非是比喻，而是实写，据说仅在沧州地段运河就有八十弯之多，而其东光段大运河，则真正是“九曲十八弯”，俯瞰就像蜿蜒舞动的丝带。当年，因复杂的地势而产生的水位差，成为制约大运河修建的一大难题。为了消除地面高差、降低运道坡度、滞缓水流，大运河在多处河道采用了以弯道代闸的设计，这就是大运河的水利建设者发明的“三湾顶一闸”的方法。条条弯道让桀骜不驯的苍龙，变得温顺而优雅，不仅减少洪灾，而且还一路润泽两岸的千亩良田，造福运河儿女——在这里，我愿意专门地提及一处谢家坝。清朝末年，当时连镇一户姓谢的乡绅捐资从南方购进大量糯米。糯米运到此处后，运河沿岸百姓们纷纷取出自家的锅，在空地上熬起糯米粥，用滤出的糯米浆与白灰、黄土按相应比例混合，用木棒夯打密实变硬，夯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这，便是谢家坝的由来。……

05

运河是说不尽的。至此，除了第一节，我几乎没有调动过个人记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公共记忆和对它的反思……相对于运河的历史沉积而言，我的个人记忆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关于我个人记忆，最深印象的一次是：当时我还处在青年时代的苦闷期，迷茫，空虚，好冲动，非理性……不知是出于怎样的原因我骑着自行车骑上运河桥——下桥的时候我骑得飞快，径直撞向了对面开来的卡车。我没有刹车，即使在撞上了卡车的那一刻。早早就停住的卡车司机可能被我吓傻了，当我爬起来冲着他笑时，他竟然悄悄地向后缩着——它，几乎是我一生当中唯一的最大的“鲁莽时刻”，回到学校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才是被吓破了胆的那个，之后的余生几乎一直小心翼翼，过着谨小慎微的生活，谁又知道我是多么难过啊。我的第二个个人记忆依然是在沧州，运河桥上。那时的运河几乎已经“断流”，只剩一条很小的小溪，里面飘着、泡着种种不同颜色的杂质——它与我想象的运河是那么地不同，我以为它一向“不过如此”，所谓“轮舶辐辏，阛阓填盈”、“千家门对水，十里岸横舟。鸭脚林中寺，鹅黄柳外楼”不过是夸张性的想象，折射着文人的无耻——然而，今年，我再至运河桥，却发现我那时的所见虽然也是真的但绝不是运河的全部，此时的运河，波光浩渺，水流宽阔，水鸟在芦苇和树丛中隐现，而渡船——我为自己当年“盲人摸象”般的盲目判断而羞愧，我当然希望自己在之后的有生之年能部分地改正这一错误。

运河是说不尽的——它那么延长，经历着个人难以窥见头尾的沧桑。

本文作者

李浩，作家，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将军的部队》，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灶王传奇》。

孙静昌，作家。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