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3年年中，回望2020年，可以发现那是中国经济、上海经济承前启后的一年。那一年，“十三五”收官，当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同样在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2.0版迈向3.0版。

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了与此前不一样的特点和任务。昨天开幕的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外专家从功能建设、扩大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制度型开放引领新进程

3.0版的主要任务是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认为，深化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聚焦目标，因为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比如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转型、满足老百姓对财富管理的需求等，要盯住这些目标；二是完善功能，包括资产定价功能、资源配置功能、风险管理功能；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屠光绍指出，要特别注重高水平开放。一是要从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二是要从传统要素的开放向数据等新要素开放转变；三是可持续金融领域要开放，这是全球的大潮，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四是要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转变，使得境外资金、境外投资人、境外机构跟国民待遇更好地契合。“最重要的开放是制度型开放，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开放新进程最重要的引领。”屠光绍说。

不追求可复制可推广

通过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来进一步传导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40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然也有特例。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认为，如果把目标定位在全球有竞争优势的国际金融市场，国内至多也就能够容纳上海等一两家。

周小川说，国际金融中心并不追求可复制、可推广，但也存在一个共性特征，就是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上海自贸区既面向货物贸易开放又注重服务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使命。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同于迪拜，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即人民币自由使用。周小川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点要放在资本市场的主力产品，例如股票、债券、外汇、信贷、支付等方面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就要求显著提高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

在此基础之上，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会涉及如何发展金融产品。周小川说，未来上海可能允许外国企业，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优质企业通过CDR（中国存托凭证）等形式在市场开展融资、挂牌交易。虽然这当中会涉及许多政策的问题，但应该说，推进空间还是很大，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认为，上海将会成为关键的全球金融中心。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和亚洲、全世界都有非常深入的贸易联系。“相信在未来发展中，上海会在增长和风险之间实现平衡。”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杜嘉祺认为，上海有很大机会成为中国、亚洲、全球的绿色金融中心。杜嘉祺非常赞赏上海的金融创新：“我看到上海充满能量和活力。疫情之后的复苏将会给上海带来巨大机遇。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这些先导行业会进一步推动上海发展。”

“西方金融市场就像成熟的中年人，而中国就像充满活力、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橡树资本联合创始人布鲁斯·卡什说，“借鉴海外市场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将有助于上海自身的开放之路。”

文/宰飞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