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友朋文化”视频号线上直播。直播中，樊先生用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故事，回顾了敦煌研究院近80年的历史，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自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一代代敦煌人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投身大漠，他们那持之以恒的热爱何以维持，以及他们是以怎样的拓荒、创新和发展，才使后人得以观览敦煌莫高窟那些瑰丽的千年文明。

前辈们

常书鸿：愿意效仿沙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舍弃一切去侍奉艺术

段文杰：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队伍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求学于北大，1963年大学毕业后到敦煌研究所工作至今。

早在中学的历史课文中，樊锦诗就读到了有关敦煌莫高窟的课文，从此就梦想着要看莫高窟。1962年秋天，在就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最后一个学年，樊锦诗第一次实现梦想，来到莫高窟实习。她回忆说：“虽然在课堂上学到了一些佛教石窟寺的基础知识，但当我走进洞窟时，仍然被那些精雕细刻的彩塑、璀璨瑰丽的壁画所震撼。”她无法想象我们的祖先如何用跨越千年的时间创建了莫高窟艺术，她不由得沉浸其中，感到如梦如幻。

但当她抽离幻境走出洞窟，见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前辈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时，却感到分外震惊。“目光所及不是沙漠便是戈壁，还时不时黄沙飞扬。研究所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是一座清代破庙，前后两个院子，前院用来办公，后院作为宿舍。宿舍是用马厩改建的，里面土炕、土桌、土凳、土书架，所有家具无不是土做的。”没水又没电的莫高窟，饮用的是宕泉河的咸水，喝了会肚胀甚至泻肚。办公和生活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和蜡烛。

而在黑暗的洞窟里，油灯也不能点。樊锦诗发现，聪明的前辈画家们发明了借光法，“就是用镜子从户外把阳光反射进洞窟，照在白纸上开展工作。”

洞窟前没有栈道，也没有楼梯，进出洞窟要蹬着蜈蚣梯，“蜈蚣梯就是用树干插上树枝，进出洞窟都要通过它爬进爬出。”最初樊锦诗不敢爬，为了减少进出次数，索性早上不吃不喝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到莫高窟之前，樊锦诗曾看过一篇名叫《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主人公名叫尚达，后来她知道，这位尚达就是大名鼎鼎的常书鸿先生。樊锦诗想象中的常先生是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儒雅形象，但第一次在敦煌见到他“却是一副本地农民模样，一点儿不像留洋归来的大画家。”

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于1944年的抗战时期，常书鸿是第一任所长。“当时他面对的莫高窟是400年无人管理、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废墟，但他毫不退缩，也不推辞，还把在重庆的妻儿也接了来，在莫高窟安家落户。”樊锦诗说：“他这个做法是破釜沉舟了，坚决扎根在莫高窟，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与此同时，常书鸿还不断给远方的学生们写信，动员他们来敦煌工作。很快，董希文等一批年轻画家和学生陆续来到敦煌，开始了莫高窟的临摹和保护工作。

研究所的第一代只有20多名职工，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但莫高窟还有很多保护、整修方面的工作。怎么办？在既没有经费，又缺少工程技术人员的条件下，常书鸿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清除泥沙、整修石窟以及洞窟的调查编号、临摹工作他都抢着做。”而为了弘扬敦煌艺术，常书鸿还经常到外地搞展览，“可以说是他带着第一批敦煌人迈出了保护、弘扬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步。”

樊锦诗回忆，常先生一生坚守在莫高窟，他曾经在自传中表示，愿意效仿沙埵那太子舍身饲虎，舍弃一切去侍奉莫高窟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第一批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的人先后离开了，常书鸿还是坚持不走。缺人，他就到重庆、南京重新招兵买马，也就是在这时候召来了段文杰等画家。”这一举措，使原本被迫停顿的工作得以重新开始。

樊锦诗在实习期间见到了段文杰。她回忆：“段先生是重庆国立艺专的高材生，主攻国画。他是被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吸引后，决心毕业后要去敦煌看一看的。”

1946年，段文杰终于来到莫高窟，当时他顾不上休息，放下行李就直接奔到洞窟里去了。樊锦诗说：“段先生曾经描述这一情景，‘我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原本打算搞个一年半载就走，但当我身临其境观赏壁画和彩塑时，却觉得不花个几年、十几年来临摹和研究，是理解不透的。’”就此，段文杰扎根敦煌。

“现在说起来，临摹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限于技术和材料工具，只能临摹小幅作品。大家是在段先生的领导下，才开始临摹大幅的壁画，50年代初甚至还临摹了整窟的壁画作品。”樊锦诗说：“段先生是把技巧传授给大家，从而提高了美术人员整体的临摹水平。”

段文杰不仅长期临摹，还拿出很多时间查阅古书和佛经，撰写了许多敦煌美术史方面的论文，可以说是敦煌美术史的拓荒者。

改革开放以后，段文杰担任过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他率领全院职工努力进行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工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队伍，使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敦煌学研究方面逐渐走到了前列。他倡导并创办的《敦煌研究》期刊直到现在仍然是敦煌学界研究的重要平台。”

先生们

史苇湘：主持创建以敦煌文献资料为主的资料室、资料库

孙儒僩：测绘宋代木结构，探索用各种方法治理风沙

窦占彪：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

樊锦诗到莫高窟实习，首先带她观看洞窟的是史苇湘先生。樊锦诗一直认为史先生是自己的启蒙导师。

史苇湘1948年到莫高窟工作，也是受到张大千“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感召而奔赴敦煌的。樊锦诗也记得他曾描述第一次进入石窟时的感受，“他被这些古老的笔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处在一种持续的兴奋之中。”后来，史苇湘既忘却了家乡离愁，也不为天天上洞窟的奔波所苦，仿佛每天都在享用丰美盛宴。“他形容，每一个洞窟都像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绝无重复的变化场景，无数次的参观仿佛使我着了魔。”

至此，史苇湘的一生与敦煌相依相伴。他潜心研究敦煌壁画艺术，除了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进行临摹以外，还临摹了一批小型壁画。他还主持创建了以敦煌文献资料为主的资料室、资料库，为研究人员开展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和信息，他也被大家誉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

樊锦诗还提到孙儒僩（xiàn）先生，孙先生是当时研究所招聘来专门负责保护石窟的专家。他在四川省立一专学习的是建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期间得知敦煌文物研究所招聘建筑专业的工作人员。“他是在对敦煌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敦煌。当莫高窟满山的艺术品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已经忘了两年离开的打算。”孙儒僩于是也喝着宕泉河的苦涩水，开始了测绘宋代木结构的科研工作，还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形象，探索用各种方法治理风沙。

后来，孙儒僩将心上人李希群也请到了敦煌。樊锦诗说：“现在孙老先生98岁了，是我们唯一健在的老前辈。他的老伴李希群前些年已经驾鹤西行。”樊锦诗特意提到：“孙先生鬓发如霜，唯有乡音不改，说的一口四川话，他总是说：‘我这辈子都不后悔去了敦煌。’”

提到敦煌石窟的保护，樊锦诗特别提到了窦占彪师傅。

窦占彪师傅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也是在研究所成立初期就到莫高窟的。樊锦诗说：“窦师傅没怎么上过学，但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且性格开朗，莫高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他的足迹。有一些塑像脱离了墙壁，好多专家都没有办法，后来是窦师傅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使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塑像还很好地固定在墙上呢。”

继承者

李贞伯、万庚育，贺世哲、施萍婷，彭金章、樊锦诗

都是夫妻同到敦煌，广种福田，功莫大焉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于国家重视，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到了敦煌，这也使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下增加到了48人。樊锦诗说：“这支新生力量打开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敦煌研究所多年想搞没有搞的工作有了继承人。”

在敦煌第二代研究者中，樊锦诗首先谈起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两人是在常先生的感召下从北京来到敦煌的。“李贞伯先生本来是学国画的，因为当时所里缺少摄影专业人员，他就半路出家学了摄影，所以早期研究工作保存到现在的照片都是他拍的。”万庚育先生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到敦煌以后，她一心临摹壁画，“一画就是半个世纪。”

还有贺世哲、施萍婷夫妇，青年时期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回国后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兰州艺术学院教书，60年代被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樊锦诗说：“贺先生从事敦煌石窟经变图像的内容考证与时代研究，他的研究如他的人一样踏实、严谨、细致。”

“贺先生的夫人施萍婷既研究敦煌石窟，还对甘肃省各单位所藏的敦煌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整理和编目，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六件》，还补正修订完成了包括整个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樊锦诗对此感慨道：“施先生的工作为从事敦煌藏经洞文献研究的学者铺下了广阔的道路，她因此耗尽毕生精力，按佛经说法，这就是广种福田，功莫大焉。”

关友惠1953年到莫高窟，在美术组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他形容初进洞的感觉是“就像进入了极乐世界”。在樊锦诗心中，关先生对敦煌石窟各个时期的变化风格和技法了然于心，因其有绘画功底，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又特别对壁画图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关先生借鉴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在壁画艺术风格样式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也是我学习敦煌艺术的入门老师。”樊锦诗说。

李云鹤1956年到敦煌，是莫高窟第一位壁画修复师傅。樊锦诗记忆中，李师傅在敦煌工作了60多年，共修复了敦煌石窟和外地的壁画四千多平方米、彩塑五千多尊，且做到了零失误。如今，91岁的李云鹤依然工作在文物修复第一线，还被国家授予了“大国工匠”称号。

1962年，初到敦煌实习的樊锦诗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导师宿白先生担心她病倒，便让她提前结束实习。可离开了莫高窟之后，那些精美的敦煌壁画还是萦绕在樊锦诗的心中，但敦煌艰苦的生活又使她望而却步。没想到，一年以后的毕业分配把樊锦诗分配到了敦煌。服从分配到了敦煌研究所，樊锦诗参与开展扩建遗址发掘清理和其他石窟考古工作，至今，她在敦煌工作和生活已经有60年。这期间，樊锦诗不是没想过离开，尤其是在结婚生子后。

很长一段时间，樊锦诗都怀着想走又舍不得的矛盾心情，最后，是丈夫彭金章帮她下定决心留在敦煌。“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夫妻分居了19年，他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离开了他非常喜爱的武汉大学的教学工作，到敦煌相依相伴了30多年，直到2017年去世。”樊锦诗说。

彭金章到敦煌后改行从事佛教石窟考古研究，他通过考古挖掘和清理，揭示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莫高窟北区200多个石窟的真相。

五六十年代到敦煌的这些先生们，拓土开疆，承上启下，使得敦煌莫高窟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新一代

赵声良、苏伯民，都是自愿到敦煌

这样的人有好几十位，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担起了重任

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又迎来了一批风华正茂的中年学者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樊锦诗说：“他们在科学保护和学术研究中担起了重任。这样的人有好几十位，这里我只介绍两个人。”

樊锦诗提到的第一个人是敦煌研究院现任党委书记赵声良。“他也是自愿到敦煌来的。”

那是1983年，赵声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学三年级，他偶然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采访段文杰的文章，看到段所长说敦煌也缺年轻人才。赵声良于是试着给段文杰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段所长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欢迎他到敦煌来。“虽然他父亲极不愿意儿子去偏远的敦煌工作，但这个执拗的年轻人还是在第二年大学毕业后背着行李直接去了敦煌。”

赵声良长期从事敦煌石窟美术史、敦煌佛教壁画、山水画、飞天等多项敦煌艺术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广泛，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翻译了3部著作。

第二位是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他是在1993年听说敦煌研究院需要化学专业人才，觉得适合自己所学，于是辞去省城兰州的工作，来到了戈壁沙漠中的莫高窟。樊锦诗说：“那时苏伯民对敦煌还一无所知，在跟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一起探索保护莫高窟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

苏伯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领军人才，在长达20多年的国际合作工作中，与外方专家一道为提升敦煌壁画保护技术付出了极大努力。在文物分析技术、保护材料研究与应用、预防性保护技术等领域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新世纪以来，随着敦煌事业的迅速发展，每年不断有不同高校的毕业生来到敦煌。他们作为敦煌事业的新生力量，同样为敦煌的文物保护、研究、弘扬做出了新的贡献。

比如赵林毅带领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将敦煌研究的文物保护成果推广到了国内十多个省市区；郭青林通过承担国家土遗址保护，加固技术研发课题，完成了莫高窟南区崖体加固工程、新疆交河故城抢险加固工程等重要工作。

文科出身的张小刚参加彭金章主持的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出土的佛经、社会文书、波斯银币、回鹘文木活字等文物很多是首次发现，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空白，樊锦诗说：“他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敦煌石窟的图像研究、甘肃河西走廊的纵向石窟调查与研究，出版的研究著作都有较强学术影响力。”

文科出身的还有女生赵晓星，“她对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密教洞窟、五台山信仰、西夏石窟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有着独到见解。”

还有做数字化研究的俞天秀，“他将敦煌壁画搬到计算机上，再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还实施了敦煌石窟的数字档案建设工作，他所做的这些工作是过去的文本和手绘所难以完成的。”樊锦诗说。

还有裴强强，2005年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到莫高窟工作，今年作为负责人和主要骨干完成了5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的勘测、设计规划和保护工程。他编写的岩土类遗址保护加固工程档案填补了岩土类文物保护规范的空白。

探索和奉献

新时代莫高窟人都做了些什么事

为使逐渐衰老的千年石窟长久保存，在抢救性保护方面，敦煌人已经开始应用多学科结合的预防性措施，如建立石窟壁画科学技术保护体系、壁画修复规范和程序，并创建了数字档案。

以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是多学科的交叉学科，涉及诸多领域。“目前，《敦煌研究》期刊已刊行了270多期，并推出敦煌学研究论著500多部。”樊锦诗说：“现在，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在弘扬传承方面，研究院也不松懈，他们本着既要对文物安全负责，也要对游客观赏负责的态度，建立了敦煌旅游预约系统；为了让游客看好、看懂洞窟，着力培养了一支知识型、高素质的讲解队伍。他们还经过对文化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的科学研究，确定了日游客的最大承载量。

莫高窟也建设了数字展厅，为大批量游客提供还原度极高的洞窟影像。敦煌网站也早已上线，有中英文版，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线共享敦煌30个石窟的高清图像。

从樊锦诗的讲述中，历代敦煌人的影像如电影般回放，他们对敦煌艺术几乎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又从认识到热爱，再从热爱到不离不弃，成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