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正式发布，这是中华遗嘱库连续第六年发布白皮书。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白皮书首次公布了未婚不婚人群遗嘱、中青年人群遗嘱等一批广受关注的遗嘱数据。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中华遗嘱库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2013年共同启动的公益项目。十年来，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60多个服务中心，登记保管251322份遗嘱，目前已生效遗嘱有6362份。
立遗嘱人平均年龄持续下降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十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从2017年开始，6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逐年上升，至2022年60岁以下订立遗嘱的人群中，30-39岁年龄段人数的比例为29.74%，说明遗嘱正越来越被年轻人所关注。
2013年中华遗嘱库启动时，曾经对民众遗嘱观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12.4%的受访者认为遗嘱“一定要有”。2021年超过50%的市民认为“要提前立好遗嘱”。而根据疫情结束后的最新调查显示，有88.05%的受访者认为“订立遗嘱很重要”，可以看出人们对立遗嘱采取更加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而从订立遗嘱的人数上来看，2013年仅为6804人，2018年起订立遗嘱的人数突破了4.5万人。至2022年12月31日，共有23814名60周岁以下人士前来咨询遗嘱，登记保管遗嘱的数量从2017年的279份，上涨至2022年的3467份，五年间增长了十余倍。
陈凯表示，社会观念在不断改变，许多人不再把立遗嘱看成是人生终点要做的事情，而是自己对人生进行定期思考和盘点的新起点。2022年疫情期间，中华遗嘱库“微信遗嘱”小程序收到了一封特殊的留言：“你们复工了没有？我想去写一份正式的遗嘱，把老家的两套房子都留给我姐，我姓李，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复！”中华遗嘱库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与李先生取得联系。通过沟通了解，原来李先生是一名社区医院的医生，今年30岁。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作为一名年轻医生，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无法很好地兼顾家人，他表示：在防疫前线到处支援都没怎么回过家，家里的事情都是姐姐一个人在处理。我们的年龄就差2岁，从小感情也很好，幸好家里有她，我才能毫无顾虑。之所以选择在30岁写遗嘱，他解释，“我和姐姐年纪也不小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结婚，这也是父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近一年我一直都很忙，回家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完，家里的事情一直是姐姐在操心。最近和姐姐打电话的时候我知道她找到了意中人，我很高兴姐姐也有人照顾了。我的财产不算多，名下有两套房，我希望把其中一套房的归属权给姐姐，把居住权留给父母。作为姐姐的娘家人，我希望姐姐背后有依靠，无后顾之忧，也希望父母老有所依。”李先生说，写完遗嘱整个人轻松多了，没想到遗嘱也有疗愈效果，心里踏实多了。
未婚不婚者立遗嘱数据首度公开
为保障个人财产安全和未来生活规划，很多未婚不婚者选择早早立下遗嘱。《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首次公布了未婚不婚人群遗嘱数据，截至2022年底，共有1369名未婚不婚者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2017年至2022年六年间，这个数据总量增长了12倍，且呈现逐渐攀升趋势。2022年全年有344人未婚不婚者订立了自己的遗嘱，其中女性未婚不婚者所占比例高达71.51%。
33岁的刘晓雯（化名）是一名未婚女士，早年父母在意外中双双离世，自己继承了父母的房产，与80多岁的外婆住在一起。每当想起父母的意外离世，她就十分忧心，更担心自己遭遇不测后外婆无人照顾。在姨妈的提议下，刘晓雯决定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希望“将来自己万一有意外，可以将财产指定给自己信任的人继承，但同时保障外婆的居住权。”
30岁的丁先生也是一名独居未婚人士，平常生活作息非常不规律，很担心自己会出现什么意外，在机缘巧合下他了解到了中华遗嘱库，也产生了立遗嘱的想法，他想将一部分财产留给妈妈，给朋友一部分也是为了必要时可以照顾一下母亲。“在老年人的想法中，可能觉得我还那么年轻，立遗嘱太早了，但我认为，在年轻的时候了解到这些一点都不早，它会让人更加正视自己的人生，挣的每一分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更有意义。”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分析，未婚不婚者遗嘱的受益人通常是其父母，指定朋友等非法定继承人的比例也有18.18%，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有1.72%的未婚不婚者将遗产指定由子女继承，“这些应该是非婚生子女。”
有四成人因疫情想提前立遗嘱
陈凯指出，值得一提的是，三年疫情已过，但疫情带来的思考和冲击依然存在，甚至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2022年，咨询遗嘱的人数最高峰一天达到500多人次，咨询遗嘱的人群中有4成的人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才想到要提前立遗嘱”，有超过5成的人认为，“即便没有疫情，也会提前立好遗嘱”，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无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如果悄然离开的确太遗憾了”。
疫情影响下，年轻人对于遗嘱也有了不同的看法。40多岁李小姐和罗小姐是多年的好闺蜜。二人几年前各自离异，各自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共同的经历让她们更加珍惜这份友谊。疫情期间有家人过世，让她们对于人生都有了新的感悟。二人到中华遗嘱库分别订立遗嘱，将遗产留给母亲的同时，指定对方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以便能更好地维护母亲的合法权益。“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安心了。”
陈凯表示，疫情提升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思考，进而更理性地对待生死，从而增加了立遗嘱的意愿。
“80后”立遗嘱关键是保住房子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防止财产下落不明”是3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主要考虑的风险；“避免财产下落不明”和“照顾家人”30-39岁人群立遗嘱主要的考虑因素；对于50-59岁的遗嘱人而言，“子女的婚姻风险”则成为其首要考虑的因素。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中青年立遗嘱人群的婚姻情况主要以“已婚”人群为主，其次是再婚和离异人群，婚姻状况为“离异”的比例达11.27%，远高于老年人群，离异家庭、重组家庭等人群财产分配更为复杂，财产风险更高，因此订立遗嘱的必要性更大。
《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80后”立遗嘱人数逐年上升，2022年比2020年增长200%。截至2022年12月31日，“80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一共有3009人。通过分析发现，“80后”订立遗嘱的人大部分属于家庭内部无纠纷且本人身体健康，订立遗嘱更是希望“未雨绸缪”。从数据上来看，“80后”遗嘱处理的财产以房产为主，涉及房产的比例高达97.3%。其次为存款，调查发现，“80后”遗嘱中所涉房产，婚前购房和婚后购房比例各半，“上有老下有小，婆媳关系不好搞”，“80后”立遗嘱的出发点多是希望“保住房子”。此外，“80后”遗嘱中有13.5%涉及公司股权，有14.2%的遗嘱涉及证券基金，这一比例远超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
今年40岁的区女士是一位干练的事业型女性，有一次离异又复婚的特殊经历。谈到自己的遗嘱，她说自己最挂念的是女儿。区女士打算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把自己名下的房子留给女儿。这个决定遭到了丈夫的坚决反对，丈夫认为立遗嘱太不吉利，但区女士认为“订立遗嘱，是一种对生命的敬重，离别总是难免，但我对女儿的爱是永恒的”，最终区女士说服了丈夫。区女士在订立遗嘱时还办理了情感录像服务，她说“我给我的孩子还录了录像，录像中我给予了孩子很多鼓励，如果有一天她看到了这个录像，不管她多大了，我都希望她能够坚强地面对不同的挫折和困难，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今年34岁的陈女士是家中独女，即将与男友领证结婚。结婚前，父母将自己名下唯一的住房过户给了陈女士。陈女士担心，如果自己发生什么意外，父母的养老保障是个大问题。虽然丈夫是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陈女士仍然希望订立遗嘱，万一自己发生意外，自己名下的房子能归还给父母。起初陈女士父母并不同意，旧观念导致他们对“遗嘱”十分避讳，但在女儿的劝说和解释下，最后同意并认可了女儿的孝心。
陈凯表示，“80后”是家庭的中流砥柱，不但压力较大，而且身处各种家庭关系的中心，很多人因此会主动考虑尽早订立遗嘱，将财产分配前置化，避免日后产生家庭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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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编辑/樊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