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将至，想起《红楼梦》中写节俗，着墨最多的就是元宵节，其中第二十二回更是用半回书写了“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这一回中，贵妃娘娘贾元春制了一个灯谜，送出来让贾府众姊妹猜，又让大家各出一个谜语，送进宫去让她猜。结果，元妃出的谜语，只有迎春和贾环没有猜出来；而送进去的谜语，别人的元春都猜了，惟有贾环的谜语，元春没有猜，还说这谜语“不通”。
《红楼梦》整部书里面，涉及谜语的内容不少，但所有谜语，不管书中有没有给出谜底，唯独贾环的谜语得了一个“不通”的考语。这个谜语真的“不通”吗？围绕此谜语，作者在字里行间、话里话外又向读者传递了哪些信息？
戴敦邦绘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不通”还是“不雅”？
……且又听太监说：“三爷说的这个不通，娘娘也没猜，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作的什么，写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
众人看了，大发一笑。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一个枕头，一个兽头。”太监记了，领茶而去。（《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说一个谜语“不通”，要么是因为这个谜语的谜面不能“扣合”谜底，两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或者对应关系生硬、牵强，不“巧”；要么是因为谜面虽然能“扣合”谜底，但是谜底不唯一，即有多个符合谜面描述的谜底。
贾环的谜语是这样吗？我们知道古人尤其是北方人炕上所用的枕头，是长条形、两头见方的，一头四个“角”，说其共有“八个角”完全准确。兽头是螭吻的俗称，传说龙生九子，螭吻即为其一。螭吻头上有两个犄角，贾环说它“有角只两根”，何错之有？“坐”在“床上”而有八个“角”的，只有枕头；“蹲”在“房上”而有两个“角”的，只有兽头——怎么就“不通”了呢？
平心而论，贾环的谜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首先，他的谜语是众人谜语中唯一的“双谜”。所谓“双谜”，是谜语中一个特殊的类别，这种谜语有两个谜底。其次，这个谜语的谜面两句话虽然质朴无文、比较鄙俗，但是“根”、“蹲”两个字仍然中规中矩地押着上平“十三元”的韵。这说明他“天天念书”，还是下了工夫的。反倒是书中其他几位辞藻华丽、貌似工巧的谜语诗，却大多犯了“出韵”、“借韵”的毛病。如迎春诗中的“逢”属上平“二冬”，“穷”、“同”却属上平“一东”；惜春诗中的“经”属下平“九青”，“成”、“明”却属下平“八庚”；宝钗诗中“烟”、“缘”、“年”、“迁”属下平“一先”，“添”却属下平“十四盐”；贾政谜语中的“硬”、“应”分属去声“二十四敬”与去声“二十五径”。把韵全都押对的只有元春、探春和贾环。
贾环的谜语与其他几位的相比，区别不是别的什么，而在于文辞是否华美富丽、语言是否丰赡俊逸。但是这不属于“通不通”的范畴，而属于“雅不雅”的范畴。
有学者已经指出，贾环的谜语与至今仍流传在民间的有关枕头和兽头的谜语表现手法如出一辙，如《山东谜语》里收的“枕头”谜：“一只小羊八只角，日里放了夜里捉”。以及《河南谜语》里收的“兽头”谜：“兄弟两个一条街，干看着不得挨”。
不过，由于语言风格的巨大差异，把贾环的谜语跟元、迎、探、惜等人的谜语摆在一起，确实有一种水牛闯进白天鹅群中的不和谐感。令人诧异、发人深思的是，作为出身于贾府这么一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诗礼簪缨之族”，“天天念书”的“主子”、“少爷”，年仅七八岁的贾环，为什么一开口竟然都是充满劳动阶层色彩、市井味浓厚的语言呢？
贾环的“一把辛酸泪”
贾环在《红楼梦》中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第二回——
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
相比他的两哥一姐，贾环不但得到的笔墨最少，而且其评价——“倒不知其好歹”——与其说中性，不如说透着一股不屑的味道。然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回书中，贾环就跟空气一样，完全看不见影子，也没有任何人再提到他。
——林黛玉进贾府，贾母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绍家里情况：“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贾府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两大人物，谁都不提贾环。
——正月十五上元之夜元妃省亲，元妃心心念念的是“宝玉因何不见”。小太监引宝玉进来后，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元春又命以琼酥金脍等物，赐与宝玉并贾兰。”元妃连辈分比贾环低、年龄比贾环小的贾兰都想到了，可就是没想起贾环。贾环去哪儿了？——书中写的是“贾环从年内染病未痊，自有闲处调养，故亦无传”。
正所谓“真事隐”、“假语存”。贾环是真的“从年内染病未痊”吗？非也。著书人生怕读者误解，故而马上又写了这么一段：“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黹，却都是闲时。贾环也过来顽，正遇见宝钗、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见了也要顽。”这也就是元妃省亲后两三天之内的事。怎么元妃一来，贾环就病倒；元妃刚走，贾环病就好了，而且压根儿就不像生过病的样子？再者，如果是贾宝玉“染病未痊”，元妃也会像这样不闻不问吗？
也是在这一回，贾环跟莺儿“赶围棋作耍”，输了耍赖，被莺儿抢白了几句：“一个作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前儿我和宝二爷玩，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这正戳到了贾环的痛处，“贾环道：‘我拿什么比宝玉呢。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了。”明明是他自己耍赖了，他却比谁都委屈——如果条件够优越，谁愿意为几个小钱争得脸红脖子粗？
贾宝玉与贾环同为贾政之子、贾母之孙，却因为一系嫡出、一系庶出，待遇可谓有天壤之别。宝玉的日常穿着是这样的——
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那么，有谁记得贾环第一次出场时是什么穿着打扮吗？没人记得，因为书中对此只字未提。后文又说“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
说到贾环“举止荒疏”，就不能不说说他的生活环境与教育条件。宝玉“未入学堂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而贾环所受的教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唪诵唪诵。”
贾宝玉小时候的生活条件是“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元妃省亲后，贾宝玉跟众姊妹一起搬进大观园，单独住在怡红院，居住环境富丽、优雅、有诗意。贾环显然一直都是跟他生母赵姨娘一起住在“东小院”里，大观园建好并经过省亲之后，他也没有住进去的资格。
赵姨娘虽然生了探春、贾环这两个“主子”，她自己的身份却仍是“奴才”，赵姨娘处在这样的地位，其心情可想而知，她焉能给贾环提供什么高雅的启蒙教育？
曹雪芹没有偏爱
在一个社会圈子中，人们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圈子中最有话语权的人。
在元妃省亲这一回书中，贾元春已经通过她的一系列言行向所有人昭示：她对贾宝玉和贾环这两个弟弟的态度是火与冰两个极端。然而，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元妃在结束省亲回宫之前，又通过“上元节赐物”，人为地把贾府上下人等分成十个等级，几乎直接将贾环摆在仆役之列，从而对贾环的自尊心进行了一波杀伤力极大的“降维打击”——
第一等是贾母，“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贵长春’宫缎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紫金‘笔锭如意’锞十锭，‘吉庆有鱼’银锞十锭。”
第二等邢夫人、王夫人，“只减了如意、拐、珠四样。”
第三等贾敬、贾赦、贾政等，“每分御制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爵各二只，表礼按前。”
第四等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
第五等贾兰“金银项圈二个，金银锞二对。”
第六等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锞四锭，表礼四端。”
第七等“表礼二十四端，清钱一百串，是赐与贾母、王夫人及诸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
第八等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锞一双。”
第九等“其余彩缎百端，金银千两，御酒华筵，是赐东西两府凡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司戏、掌灯诸人的。”
第十等“外有清钱五百串，是赐厨役、优伶、百戏、杂行人丁的。”
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元妃把贾珍、贾琏、贾环、贾蓉这四位堂兄弟叔侄不伦不类地划到了一堆（贾珍还是贾府名义上的“族长”），赫然排在一帮“奶娘、丫鬟”之后。贾环作为贾宝玉的同父异母兄弟（也是元妃的同父异母兄弟），竟然比贾宝玉低四等，且比他的侄子贾兰还低三等。于是他也就只能与“东西两府凡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司戏、掌灯诸人”，以及“厨役、优伶、百戏、杂行人丁”为伍了。他学到这些“下等人”的语言风格，不是很自然的结果吗？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而这正是产生革命的原因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1%的少数群体虽然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命运是与那99%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纵观历史，这些1%的群体最终都会明白这一道理，只不过他们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每一个孩子曾经都是天使，是复杂的环境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曹雪芹绝不仅仅把贾环（以及他的母亲赵姨娘）简单当做“坏人”来刻画。当他把宝玉、探春和贾环放在一起描写的时候，也并没有对谁有所偏爱。当曹雪芹在“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际写下这部“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故事时，他怀抱着的是“愧则有馀，悔又无益”的心情。他的“愧”、“悔”是针对书中所有人和事的，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登上最高的山顶的人，他嘲笑一切‘扮演的悲剧’和‘实际的悲剧’。”
文/张德斌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