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提新年大“礼包”

1935年一开年，时年45岁的胡适喜提新年大“礼包”——香港大学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赴港领受学位之际，又因得公费资助，顺道赴广东、广西游历。这一趟新年大旅行，既有来自华南学术界的荣誉加冕，又能捎带访友交游，真可谓学术、游乐两不误，南游“跨年”气象新，心情自然大好。

胡适著《南游杂忆》 （1935年10月初版）

元旦一大早，胡适即从上海登船赴港。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

昨夜原放弟兄三人在我房里谈到今早三点才走，我想索性不睡了罢。把“中国文学史”学期测验的题目写出，封寄与卢逮曾。还办了几件事，只到了四点。我脱衣小睡。睡正浓时，被旅馆仆人打门叫醒，正是预约的六点半。

七点，中国旅行社的人来，慰慈带了薄外套来。行李先行，慰慈和我吃了早饭，上渡船，八点开。上President Harriso（哈里森总统号）船，九点送慰慈回去，九点半，船开。

1935年1月11日，胡适飞往广西梧州。次日晨受其中国公学校友、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之邀，在梧州中山纪念堂公开讲演一次。之后，又赴南宁，逗留至1月19日，再赴柳州。1月20日飞赴桂林，至1月24日晨又飞往柳州、梧州两地，作在广西的最后逗留。次日晨，胡适即从梧州飞往广州，结束了广西之行。

话说1935年1月24日当天，胡适一行“本决定由桂林沿漓江直下梧州”，“飞过良丰时，飞绕一周”，“以践昨夜之约，又饱看良丰山势”。但当时“飞过阳朔，云雾甚重，山头皆被云遮”，遂不得不“决定改道向柳州西飞”。至此，胡适的桂林之旅也正式终结。

“剧透”旅行见闻与新书内容

时至1935年2月4日，恰逢大年初一，刚从香港乘船北返，在上海、南京稍作停留之后即返归北平家中的胡适，正与家人团聚，欢度佳节。这天下午，兴致不错的胡适接受北平《世界日报》记者的上门专访，次日，访谈内容即见报。

报道显示，胡适不仅为记者讲述了此次南游之行的见闻与观感，还大谈广西兽医及义务教育，且在访谈行将结束之际，现场“即兴”创作一首粤语诗。报载原文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最后胡适并谓，余虽在广东日子甚短，但学会几句广东话，当（即）信笔为记者草成《黄花岗粤讴》一首，兹录于后：

黄花岗上自由神，

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猛，

睇佢吓倒大将军！

记者按：以上四句若译为白话，则为“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拿火把照谁人？别说火把不够亮，看他吓倒大将军！”

诚如胡适在访谈中所言，此次南游“感想已零碎在沪港各报发表，兹再择要者相告”，可知他特意要将未发表过的一些感言之外的观感，向北平的报刊媒体首度“爆料”。

实际上，胡适在广西畅游桂林等地的经历与感言种种，当年即已将在沪港各报发表的“零碎”化零为整，结集为《南游杂忆》（上海国民出版社，1935年10月初版）一书。不过此书出版已是此次访谈八个月之后的事；因此胡适对北平记者所言，的确也算是提前“剧透”了。

1935年1月，胡适在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为广西兽医事业点赞

但凡读过《南游杂忆》者不难发现，此书并不全然只是游记。胡适在书中记述较多的，除了对于一些重要古迹的寻访见闻与简要考证之外，关注颇多、评述也颇为详细的，还是当地社会经济与民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除此之外，在这本看似学者游记性质的书里，胡适还不吝笔墨，对广西兽医事业大加赞赏，认为广西“最有希望的事业似乎是兽医事业”，“这是因为主持的美国罗铎（Redier）先生是一位在菲律宾创办兽医事业多年并且有大成效的专家”。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看他带来的几位菲律宾专家助手，或在试种畜牧的草料，或在试验畜种，或在帮助训练工作人员，我们应该可以明白一种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是需要大队专家的合作的，是需要精密的设备的，是需要长时期的研究与试验的，是需要训练多数的工作人员的。

对广西兽医引进外国专家，遵从科学发展的态势，胡适颇感满意，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当时广西兽医事业虽然已经有了好的开局，“然而邕宁人士的议论已颇嫌罗铎的工作用钱太多了”“费时太久了，用外国人太多了，太专断不受商量了”。为此，胡适告诫广西当局及相关人员称：

求治太急的毛病，在政治上固然应该避免，在科学工艺的建设上格外应该避免。有为的政治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物质的条件，如交通等等；一是人才的条件，所谓人才，不仅是廉洁有操守的正人而已，还须要有权威的专家，能设计能执行的专家。这种条件若不具备，有为的政治是往往有错误或失败的危险的。

除了对广西兽医事业的激赞与关注之外，胡适对广西普及义务教育也抱以热切希望，称“实行成功后，全国将以该省之文盲为最少矣”。所有这些，与胡适一贯崇尚科学、重视教育的态度相契合，也与其在广西梧州中山纪念堂所作《中国再生时期》讲演，以及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所作《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等十余次讲演主旨相契合。胡适坚信经历文化革新与教育变革之后的中国，将迎来再生与复兴时代，曾在讲演中不无乐观地宣称：

这个再生时期为历来所未有。最少，其前途的进展可与欧洲的再生时期的洪流相比。

广州之行的“误会”

与在广西逗留两周之久，以及对广西建设各项事业大感欣快截然相反，胡适的广州之行为期甚短，只是“逗留两天半，略游各名胜”而已，且还发生了“广州学校方面之误会”。虽然，胡适称对这一“误会”毫不介意，但当时这一“误会”曾一度发展成为“冲突”，确是事实，这在《胡适日记》及《南游杂忆》中均有明确记载。

原来，1935年1月6日，刚刚抵达香港才两天的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所作《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讲演中，曾提到：

现代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反而守旧如此！

讲演中非但有如此不客气的指摘，胡适还进一步认定广州不够开化，已经落后于中原文化了。为此，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精通古文尤擅古学的古直及该校教授钟应梅等人公开致电当局，认为胡适在香港的讲演言论有辱国家、有辱广东人民，实属造谣惑众，应当“法办”。

当然，这本属于学术见解至多是思想立场的不同，还不至于到了需要“法办”的程度，广州当局对此事并未有任何明确表态。而古直等对胡适的“隔空问责”，也随着胡适的即刻离去而告结束。胡适后来在访谈中对此事一笔带过，也坦言对此“毫不介意”，理由是：

因学术上之讨论，不应用意气，否则反易被人讥为“小孩子”。

不过，当时中山大学校方对此反应比较激烈，并不如胡适声称的“误会”那么轻描淡写。该校发表校内布告，对胡适在香港的讲演内容表示公开抗议，并宣布取消原定邀请其来校讲演的计划。

可想而知，胡适在后来返归北平之后，面对《世界日报》记者专访中随意言及的那一场“误会”，对当时的广东学界乃至整个国内学界而言，都不啻一场轩然大波。

北平《世界日报》专访胡适

梁启超曾指导胡适学“粤讴”

至于访谈行将结束之际，胡适即兴写下的那首粤语诗，后来也被收入了《南游杂忆》之中。记者以为是胡适“即兴”所作，其实不是。《南游杂忆》中明确交代了这首粤语诗的来龙去脉。胡适在书中这样写道：

（1935年）一月二十六日早晨，胡佛总统船开了。我在船上无事，读了但怒刚先生送我的一册《粤讴》。船上遇着何克之先生，下午我到他房里去闲谈。见他正在做黄花岗凭吊的诗。我一时高兴，就用我从《粤讴》里学来的广州话写了一首诗。后来到了上海，南京，我把这首诗写出请几位广东的朋友改正。

令人颇感疑惑的是，胡适乃安徽绩溪人，曾长期生活在北平、上海两地，对粤语应当没有什么接触，更谈不上熟悉。事实上，1935年新年来临之际的这一趟“南游”，也是胡适人生中第一次涉足粤语流行地区。那么，他何以对“粤讴”如此关切，还能在游程之末“即兴”创作一首呢？

其实早在十余年前，胡适即对以“粤讴”为代表的粤语方言文学投以关注，并有过一些初步研究。而引起胡适关注“粤讴”并加以研究的，正是来自“粤讴”之乡的著名学者、有“维新健将”与“新学首领”之誉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

1920年3月，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初版之时，梁启超读到此书后致信胡适，就明确提到了希望胡适在创作新诗时注意用韵，并且以“粤讴”为例，提醒其注意研究。原信如下：

《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然吾所尤喜者乃在小词或亦夙昔结习未忘所至耶？窃意韵意最要紧的是音节。吾侪知乐，虽不能为必可歌之诗；然总须努力使勉近于可歌。吾乡先辈招子庸先生创造粤讴，人能歌之，所以益显其价值，望公常注意于此，则斯道之幸矣！厌京华尘浊，不欲数诣，何时得与公再续良晤耶，惟日惟岁，手此敬上适之吾兄，启超。

可能正是在梁启超的建议与提醒下，胡适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粤讴”及整个粤语方言文学，也逐渐对其在中国方言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有了较为客观与确切的认识。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明确指出：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

胡适此语一出，即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划定了中国方言文学的版图。应当说，这一划分，即是以“北上广”三地为核心区；这一划分，至今依然有效，还依然流行。

文并供图/肖伊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