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同样是蒙马特高地上的三人恩怨，甚至地窖里同样藏着个犹太老板，《永别了，霍夫曼先生》里这些似曾相识的元素，都让人联想到特吕弗的名作《最后一班地铁》。身份的互换，人性的沉沦，《永别了，霍夫曼先生》无疑是在向前辈致敬，但在悲剧之外又拍出了不一样的反转，最后毅然绽放的，还是难能可贵的女性光芒。
从《辛德勒的名单》到《安妮日记》，二战期间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大部分都人财两空，即便从巴黎逃到了维希政府管辖的“自由区”，仍很有可能被抓入集中营。影片最后貌似给了一个家人团圆的美好结局，但联想到片名是“永别了，霍夫曼先生（Adieu Monsieur Haffmann）”，而非“再见了，霍夫曼先生（Au revoir Monsieur Haffmann）”，犹太珠宝店老板霍夫曼，很可能没有熬到巴黎解放，向曾经的伙计弗朗索瓦要回自己的店铺——这最终还是一个悲剧。
同蒙马特剧院的老板卢卡斯一样，1941年纳粹占领下的巴黎，珠宝店老板霍夫曼也没能逃出“占领区”，只能屈身于自家店铺的地窖里，在德军的严格盘查和搜捕中惶惶不可终日。《永别了，霍夫曼先生》绝大多数场景发生在室内，情节推动多靠对话，给人以浓重的舞台感，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三位主角的视角，考验着他们的演技。
这部影片改编自让-菲利普·达盖尔的同名戏剧，原作曾于2018年拿下多项法国戏剧界最高荣誉“莫里哀奖”。达盖尔的好友弗雷德·卡瓦耶因为太爱这出戏了，忍不住拿来改编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卡瓦耶在电影版中增加了弗朗索瓦的戏份，采用了特制的变形镜头，在封闭拍摄中营造出一种“亲密者之间的惊悚感”：譬如皮球从排水口滚入地窖，德国兵上门找球那出戏，眼见着语言不通渐渐积累矛盾，着实让人为霍夫曼先生捏了一把汗。影片原本计划2020年初就杀青，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拍摄进度，现实中的恐慌情绪和社交禁令，又意外地同当年纳粹搜捕犹太人的肃杀气氛相吻合，眼前那空荡荡的蒙马特街道，仿佛是历史重现，连几位主演都有一种穿越感。
戛纳影帝丹尼尔·奥特伊大半辈子都在饰演善良、正直的角色，到了老年就成了《咪咪流浪记》里的老爷爷，而这一次出演的霍夫曼先生，除了甘受莫名的“屈辱”，还保留了老一辈“导师”才有的尊严感。作为一个“精明的犹太人”，霍夫曼本来盘算得挺好，把店铺假装“卖给”伙计弗朗索瓦，等战争结束后再要回来，并给予弗朗索瓦适当的补偿。可弗朗索瓦的“回报”，就像妻子布朗什对其的评价：“以前我们一无所有，现在他什么都想要。”
人性会随着身份、地位悄然变化，经不起欲望的考验。比妻子晚了一步、没来得及逃出巴黎的霍夫曼，不仅反过来成了弗朗索瓦的伙计，还不得不成为一匹被圈养的“种马”。这是影片最具讽刺意味，也让人感到荒诞的情节：常年不育的弗朗索瓦，为了让梅西尔家“有后”，居然胁迫霍夫曼和妻子交媾。这种主动“喜当爹”的脑回路，不仅妻子和霍夫曼难以理解，就连浪漫的法国人恐怕也感到诧异——真喜欢孩子，也可以去孤儿院领养一个，何必这般“委屈”自己？但如果从戏剧角度来思考，这正是弗朗索瓦人性扭曲的起点，自卑的伙计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真正留住霍夫曼的财产所有权，为自己的贪婪找到一个勉强可以自我安慰的借口，而最终牺牲的，只是妻子布朗什的情感和尊严。
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部情节相似的影片《借种》，同样也暴露了男人的自私和怯懦，最后同样由女性来独自承担。好在莎拉·纪欧多饰演的布朗什女性意识觉醒得早，霍夫曼也的确是一名正直的长辈，这段狗血的“借种”剧情才没有真正发生。反观吉尔·勒卢什饰演的弗朗索瓦，自从成为店铺老板，搭上了纳粹军官，心态一路变化，已越来越沦为卑劣的小人，原本压在心底的贪欲，以及手艺不精的自卑，很快战胜了对霍夫曼先生的感激之情，最终做出了肮脏的决定。卡瓦耶的电影剧本里，比戏剧更加突出了弗朗索瓦的心路。而按照真实的历史，当年那些盘下犹太资产的法国人，最后也大都占为己有，即便算不上是“法奸（collaborateur）”，也是这场人类悲剧的告密者和帮凶。
自始至终，弗朗索瓦从未寄出过霍夫曼的信，最后却向德国人寄出了举报信，这都是因为不甘屈辱的霍夫曼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主动走出地窖，在德军少校面前不卑不亢地坐下来。这意外反转的一幕，带给当事人和观众的冲击感，堪比《寄生虫》里那个神秘的男人，同时又承载着历史的悲壮和残酷——犹太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但他们还有尊严，还有钻石般的道德感留存于世。这是整部影片最具象征意义的高潮。相比之下，最后一个反转，弗朗索瓦冒充霍夫曼去卖画的操作，虽然呼应了之前的身份互换，但在节奏上却显得仓促，更多是为满足一种朴素的民间情感——好人有好报，投靠德国佬的人，没有好下场。
在两位演技派老戏骨面前，莎拉·纪欧多反而是全片最具弧光、让人越看越爱的“宝藏角色”。就像电影海报里的布局，站在后景，位于奥特伊和勒卢什之间的纪欧多，一开始似乎只是个不重要的“工具人”，其饰演的布朗什是那么纤弱——在洗衣房打工的她，连日常说话都是怯怯的，完全就是那种跟着丈夫来巴黎落脚的外省女人。但布朗什拥有最可贵的道德观和同情心，明白不劳而获的幸运“像战争一样不能长久”。尤其是看到曾经深爱的丈夫，在虚荣和占有欲下变得如此卑劣、丑恶时，她毅然选择了正义的一边。这份深明大义的勇气和胆识，比《最后一班地铁》里的德纳芙更令人肃然起敬。从拒绝德国人到拒绝丈夫，电影中的布朗什看似温柔顺从，却能在关键时刻摆脱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追求自己的独立意识，跳出“男性纽带”的功能。这在那个年代的女性之中，实在是值得钦佩的。
文|董铭 编辑|陈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