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名叫秦子元，1913 年生，属牛。父亲八岁时，跟着父母走西口，从山西河曲焦尾城来到内蒙古五原县。

父亲是个粉匠，年轻时学了一手做粉条的好手艺，在五原县城住的时候，他在“王兴粉房”当漏粉师傅。听我母亲说，那个时候，人们都爱买“王兴粉房”的粉条，和酸菜烩在一起，又融和，又筋道，不像别人家的粉条要么烩不软，要么一烩就断成碎截截。在城里的时候，我母亲和奶奶发豆芽卖，空闲的时候还给人家做做衣裳。本来家里日子过得还可以，可就在解放的前一年，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

跟父亲一起抓走的还有我的一个表姐夫，他两个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就瞅着机会逃跑了。跑的时候，得冒上生命危险，因为让逮住的话，是要砍脑袋的。砍脑袋还不是直接砍，听说是把哈莫儿砸碎，再把逃兵的衣裳脱光，抬起来往哈莫儿里冒（丢），冒进去，拉出来，再冒进去，再拉出来。直到把逃兵身上扎得全烂了，浑身是刺，才冒在那里让他慢慢死。他俩跑了以后，国民党部队到处逮，他俩就跑到二喜民圪蛋的𦭜芨林里躲起来。我母亲和我奶奶知道后，就全家人都来了二喜民圪蛋。二喜民圪蛋的名字，是因为当地有个叫二喜民的大地主，他给我们腾了个小房子住。有一天，父亲和表姐夫偷着回家吃点饭，突然听见马蹄声，母亲一看是乡里的保长来了，就赶紧把表姐夫藏在红柳篓子里，让父亲躲在盖体（被子）底下，再拿布子盖住。保长一进门，上了炕头就躺，身子靠在盖体上。父亲在底下动也不敢动，保长躺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有一个跟保长相好的来我家，说她男人叫保长到他家去，保长这才走了。我母亲上炕就往开掀盖体，那时父亲已经换不过气来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缓过来。

1949 年之后，我父亲在二喜民家的地皮上起了两间土房房。父亲是个勤快人，甚营生都会做了，耕种、收割、碾扬都是一把好手。1963 年，生产队里搞副业，开了个粉房，队干部知道父亲以前是个粉匠，就让父亲去粉房里漏粉。有一天，我跑去看，才知道漏粉咋回事。做粉条前，要先按比例，用开水把淀粉调成稠糊糊，再加上干淀粉，和成软粉团。软粉团漏瓢的眼眼中一条一条漏进锅里，遇上锅里的滚水，就煮成了粉条。煮好的粉条得晾干，才能卖了。漏粉是个辛苦营生，锅里的水不停地烧着，父亲一手端着漏瓢，一手握成拳在瓢沿上不住地往下搕，搕得均匀，漏出的粉才一般粗细。我跑去粉房看的时候，已是十二月，天很冷，父亲站在大锅前面，只穿着一条薄单裤，一件二股筋背心，脸上的汗像水一样往下流。我站在门口往里瞭，锅里腾起的蒸汽白雾雾的。父亲当年三十多岁，身板直直的，两条胳臂不住地在锅边上转着圈漏粉，人站在蒸汽里，看上去就像练功一样。我怕打搅他，没说话，父亲倒看见我了，抬头笑笑，又接着往锅里漏粉。

父亲的粉条漏得好，谁都知道了。挨着我们，有个叫广和全的公社，一天，他们漏粉的大师傅扣了锅，漏不下粉来了，就叫人来找我父亲。父亲过去给指点，帮着漏出粉来，回的时候，人家拿些粉条给父亲表示感谢，父亲不要，他们硬要拿了，父亲推辞不掉最后才拿了一点儿。回到家里，父亲很高兴，说是有人夸他手艺好。可惜，队里的粉房后来因为进不到原料，停产了，父亲就再也没有当过粉匠。

要说勤快，队里没人能赶得上父亲。他是个坐不住的人，队里没有谁家在院子周围栽树，他却把柳枝砍回来，这里栽、那里栽，就是盐碱地里也跑去栽。后来，渠畔上的柳树活了很多，现在，老柳树长得都快有一抱粗了。父亲也从来不好问人借东西，没成立公社以前，家里所有的农具都置办得全全的，犁、耧、耙、碌碡、牛车甚也有。1957 年，成立公社，家里的土地、农具、牲口都归了队里。之前，我家夏天种的瓜菜吃不了常送人，建了社，土地没了，瓜也种不成了。父亲看见离家不远有一块地，虽然他知道开了地种了瓜，也不会让自己管理，但他说，地荒着也是荒着，种上瓜，众人吃，咱也吃。他就在地里开出田垄，让我和姐姐把瓜种上。没多久，瓜苗上来了，长得可好了；瓜蛋结出来了，长得可大了，我隔几天就去看看。结果，没等瓜熟，就让人给祸害了。我摘了两颗生的回来和妹妹们吃。父亲是连生的也没吃上，队里就让他去挖二黄河了。

1962 年，上头下来文件，一人给八分自留地，谁想开地就去开，不受限制。父亲又来了干劲，天不亮就把我吼起来，和他去开地。等天亮了，人们出工，我们也误不了给队里干活。到了秋天，家里的粮食够吃了；冬天，请人杀了一口大猪，又宰了羊和鸡，天天都有猪肉烩菜和大米饭。

父亲比母亲大八岁，母亲是童养媳，十二岁送到父亲家里，十五岁时梳的头。父亲对母亲很好，从没和母亲嚷过架，也不向我们发脾气。

以前在五原县城住的时候，父亲漏完粉，爱去中山堂里听人说书、唱戏，听完回来，一有时间，就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到现在，我还记得好多他讲的秦始皇、杨家将、武则天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故事。全家搬到二喜民圪蛋后，离二喜民圪蛋十五里远有个小镇叫邬家地，那里有个老戏台，是民国前盖的。1957 年成立人民公社，邬家地改名叫复兴公社。有几年，每到夏天，公社会举办交流活动，还请戏班子唱戏。唱戏前，人们用布把台子围起来，等唱完了再拆掉。戏台下面没有凳子和椅子，就放些粗木棍，看戏的时候，来得早的坐在木棍上面，来得晚的就站在后面看。

听说要唱戏，父亲可高兴了，还带上我去看。去之前，我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母亲给烙了饼子让我们带在路上吃。早上起来吃过饭，我和父亲相跟着就出门了。父亲背着烙饼和水走在前面，穿的是黑裤子、白布衫子，我跟在后面，穿的是一身蓝布衣服。走大道到公社要十五里路，我们怕去得晚了没有好位置，就走小路。小路是人们从庄稼地踩出来的一条土路，路很窄，只走得开一个人，两边都是庄稼。麦子快熟了，地里黄澄澄的；糜子还没抽穗，苗绿绿的。父亲平时话不多，那天走在路上，一会儿和我说哪块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问我走得动走不动。我很少见他这么高兴，说过这么多的话。

因为到得早，我们坐到了戏台前的木棍上。唱戏的时候，太阳可烈了，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台上唱的是山西梆子，也叫晋剧，我透过前面的人缝，往台上看。看不太清楚，也听不懂唱的甚，困得直打瞌睡。父亲坐在我旁边，昂着脖子，看得可认真了。旁边挤的都是人，我也不敢问父亲唱的是甚内容，怕影响其他人。看完戏回家，父亲走在前面讲，我跟在后面听，才知道唱的是个可苦的故事，名字叫《斩窦娥》。父亲说，他一看演员穿戴、画的妆，就知道他们是甚角色，要唱甚内容。后来，进了“文化大革命”，戏台就成了批斗人的台子，再不唱戏了。

父亲知道我们姐妹爱花，自己门前开的地，他给我和姐姐留下一小块，让我们种海娜花包指甲。我和姐姐在地里种海娜、牵牛和金盏花。海娜开花了，白的、粉的、红的都有，我和姐姐把海娜苗拔起来，拿剪子剪碎再捣烂，母亲给和上白矾，晚上睡觉前，母亲用葵花叶子裹上糊糊，给我们包在指甲上，再用布裹住。到了早上，母亲把布条拆开，指甲就变成红红的了。父亲见了，夸我们说真好看了。地里的海娜种得多，邻居家的闺女媳妇就都来问我们要海娜染指甲。

父亲人善，不杀生，一辈子连个鸡也没杀过。过年过节，都要上香摆供，正月初一不吃荤。“四清”运动时，工作组让他给队干部提意见，他只“哎”的应一声，笑笑就完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队里开生产会，父亲问队长，能不能给他四弟弟涨点工分。父亲话音刚落，政治队长就不高兴了，他说：“你这是工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然后，会也不开了，让人给父亲写大字报。那时，家里没一个识字的，母亲说，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些甚。父亲说，黑字白格，写了满满两大张，肯定不是好话。

父亲的四弟，我的四叔，没有人记得他的大名，尊重他一点儿的，叫他四老汉，不尊重的，叫他四糖（傻子）。解放战争刚开始，四叔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战场上，大炮震得他神志不清，从此精神上落下了毛病。

1957年，家家户户都入了社，成立了生产队。“文革”时，队里搞积肥运动，队长安排四叔积肥，把牛马圈里的粪掏出来，培上土沤肥。四叔虽然精神上有毛病，但干活实在，人家休息他不省得休息，收工的时候，他得要人喊，才知道收工。每年他积的肥，比房子还要高，但每天才得六工分。其他男人，冬天每天十工分，夏天十二工分；女人们冬天八工分，夏天十工分。口粮也跟工分多少有关系了，四叔和我们一起生活，粮食分得少，全家人吃不饱，经常拿菜糊糊当饭吃。

父亲遇上事情，往往是苦在心里不说出来，硬让自己吃亏，也不跟人争吵。实际上，队长要是遇到厉害点的，也害怕了，写大字报，常挑父亲这样的老实人。

被写了大字报，父亲嘴上不说甚，但心里一直不痛快。刘少奇被免职后，自留地一人只给留下三分，剩下的全由队里收走。辛辛苦苦开的地，又是说没就没了，这些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我们常听见他唉声叹气。

父亲爱听新闻和曲艺，到七几年，三妹给他买了一台收音机，父亲有时在后半夜偷偷听苏联广播。偷听苏联广播的，还有队里的金石匠。父亲听了，从不敢到外面说，怕惹麻烦；金石匠却见人就说，苏联广播里又说甚甚的了。

父亲爱干净，碾下的麦子，嫌有牲口屙尿，又粘上了土，就买了一口最大的锅。每次磨面的时候，他先把麦子放在锅里用水淘，再晒干磨成面粉。锅大，盛的水多，淘得就干净。可惜的是，那口大锅，1958 年队里吃大锅饭，队上把锅要走了。父亲不和人争，人家要，他就给了。等到不吃大锅饭了，队里也没把锅还给我家，他们又拿去做豆腐卖了。1975 年，队里改良土壤，开展肥料大会战，这口锅又被拿来熬大粪，做有机肥。再后来，这锅也不知被谁贪污走了。

1976 年秋天，父亲得了半身不遂，刚开始，去医院看了，慢慢地，能拄上棍子走了。可当时家里穷，没钱继续抓药，五年后，父亲的病又犯了，躺下动也不能动，话也不会说，熬了半年多就去世了。死那年，父亲六十八岁。

二弟

二弟大名叫秦凤义，小名叫二俊，1959 年出生。他念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老师也不给好好教，全靠自学。二弟念高中的时候，家里生活最困难。学校的饭票要靠学生自己拿粮食去换，二弟没粮食，就领不上饭票。偶尔能有粮食换点粮票，每顿只敢花二三两的票，光够买一个窝窝头，或者一碗米饭。他说，一个窝窝头吃不饱，吃饭前先喝水，喝饱了再吃。

条件虽然艰苦，但二弟性体好学，他不光念课本，还练毛笔字，学画画，学修锁子、配钥匙。他给一个钉鞋匠画了好多鞋样子，每年过年给村子里的人写对联。

高中毕业那年，国家不允许考大学，二弟就回来参加劳动。1978年，队里会计去外面工作了，队里没会计，就选他当。当会计时，他给记账，核算收入和开销。队里掌权的是队长，队长拿上社员的钱吃喝玩乐，二弟看不惯，干了两三年就不干了。后来恢复高考，我大弟考上中专走了，二弟报考的是大专，分数不够，没考上。那时候，我父亲半身不遂已经三四年，家里没有劳动力，他就再也没考，就是考上了，也没人供他上学。

八〇年包产到户，人们自由了，二弟夏天地里忙，冬天就自学画画。那时候，女孩子间最流行的是墩花，墩门帘、墩被单，就是用墎线的方法，把花样绣到布上。我家大女儿红梅就拿上布，让她二舅给画画。二弟给她门帘上画的是喜鹊登梅，被单上画的是松鹤。白的确良面料，加上红梅手巧，线搭配得也好，墩出来真好看，谁见谁爱。

二弟还爱研究一些东西，怎么种地，怎么管理，怎么治土壤病虫害。地膜刚出来的时候，人们不适应，队里没人铺。他就跑来问我：“二姐，今年种糖菜，我想铺地膜。你铺不铺？”我说：“你铺我就铺。先少铺点，看看行不行。”我们两家合买了一卷地膜，他铺了一亩多，我铺了一亩来的，剩下一米多宽的地，膜用完了，就没铺。

种进糖菜籽，铺地膜的地方，芽芽上来了，没铺地膜的地方，芽芽上不来，等大约过了十来天才长出来，长得也慢，大小差不多错一半。到了第二年，种糖菜和籽瓜，队里就没有不铺地膜的人家了，家家户户都铺。

他又自学考了农技师，给县植保站研究病虫害和土壤病菌防治。九几年的时候，植保站让他去俄罗斯搞塑料大棚种植，他没去。家里有老人和老婆孩子，没人照顾不行。回想起来真是可惜，当时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不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多少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队里的人看他干甚事都实在，想选他当队长。他说，村子里的风气不好，谁当队长都是维绾（收买）一些人选上的。当上了，趁着有权吃喝，上头（乡里头）来了人，更是大吃大喝，花下钱肯定不自己拿，还不是贪社员的。上头那些人也吃喝惯了，不给吃喝办不了事，要是自己当了队长，一次两次自己掏行了，次数多了咱也贴不起。要是贪社员的，也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再说，咱也不爱那种吃喝玩乐的场合。所以说，咱也不想当，谁爱当谁当去。

平时，二弟自学来的手艺经常能派上用场。农村的房子都是自己盖，二弟家盖新房的时候，就没请别人给设计，全是按他画的图纸盖，接电线、装灯也都是自己弄。家具也是自己油漆，柜子上用美术体写“北京”“上海”和拼音，橱壁上画着松鹤延年图。自从接上自来水，他又在院子里开了菜地，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吃不了，有时候还送人呢。院子里，顺着窗户种着一排蜀葵，夏天一开花，可好看了。

来源：上海贝贝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