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评选的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有一个是来自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的考古发现。当年，在挖掘到11号墓时，意外发现的1155枚竹简震动了整个考古界。这批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文物记录了战国时期到秦朝秦始皇时期秦国发生的事情，其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刑事侦查书籍，还有关于法医学的记载，将中国法医学著作从宋代《洗冤录》往前提前了一千多年。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专家还发现这里面穿插着一个名为“喜”的人生履历，他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他和秦始皇是同代人，身为基层小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录秦代法律。
在近期由学者鲁西奇推出的作品《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中，他把零星的材料串连起来，试图拼接出一个作为人的喜，并在遥远、陌生的世界里找到喜。想象自己站在喜的位置上，凭借他的眼睛去看他所处的世界，并描述那个世界的图像。作者表示，这本小书，试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结构中寻觅喜曾经存在过的踪迹，揭示这些踪迹在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性，以及在历史认识中的偶然性及其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世界，而是无数人的世界。那个走向统一的中国历史进程，也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而已。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那就有成千上万的世界。要将历史的‘世界’‘还原’为无数的人的世界，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世界。”
今天进入秦始皇时代，一个普通小吏的人生片段之中。
秦始皇二十八年（编注：公元前219年），在统一全国后，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六国故地，其重心是齐、楚故地。他登上峄山，封泰山，禅梁父;沿着渤海南岸东行，直到之罘、成山;南登琅邪，作琅邪台，徙黔首三万户于琅邪台下，遣人入海求仙人;复西南行，过彭城，渡淮水，经过衡山郡，进入南郡，尽伐湘山木;然后由南郡，经过武关，回到咸阳。应当是在由衡山郡前往湘山、南郡的途中，秦始皇经过安陆(今云梦)。喜在《编年记》(《叶书》)“廿八年”下，写下了四个字:“今过安陆”。“今”是“今上”的简称。
喜应当没到过咸阳。所以，他与“今上”距离最近的一次，也就是“今过安陆”时，他甚至有可能见到过“今上”。当时，他应当已退休回到安陆。对于“今上”经过安陆，喜明显地感到高兴与荣耀。隔了一年，他就死了。
始皇帝应当不会知道喜。伟大的始皇帝与一个普通的小吏之间，实在有太远的距离。但秦始皇知道，帝国权力的行使与运作要靠包括喜在内的无数官吏。在“琅邪刻石”中，他说自己东巡的目的之一，乃看望士兵与官吏(“以省卒士”)。他要求郡县长吏要根据朝廷的旨意，举措得当，依法治理(“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吏卒黔首，要尊卑有序，不能逾越位次，务必忠诚纯良，不得作奸犯科(“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事无巨细，皆尽力而为，绝不荒疏怠惰(“细大尽力，莫敢怠荒”)；为人则要端平正直，敦厚忠实，做事要持之以恒，坚守不懈(“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至于忠于职守，重农抑商，使百姓致富(“勤劳本事，上农除未，黔首是富”)，移风易俗，规划田地水利，抚恤百姓(“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以及“除疑定法”，“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更是各级官吏分内的职责。
发掘现场与部分书简
喜墓随葬简牍中，有一组文书，发现于墓主腹下部的右手下面，共十四枚。一至八简是秦王政二十年四月南郡守腾发给南郡所属各县、道官吏关于公布与执行法律的文告，定名为《南郡守腾文书》;九至十四简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考察、确定良吏与恶吏，据最后一简背面的题名，故定名为《语书》。它首先说明什么样的吏是良吏:大凡良吏都能明习法、律、令，负责的公事都能做得很好[“事无不能殹(也)”]；能够廉洁自律，忠厚诚实[“有(又)廉絜(洁)敦慤”]；可以主动地辅佐上司(“而好佐上”)，而且，因为了解任何一个衙门的事务都会涉及其他衙署[“以一曹事不足独治殹(也)”]，所以能够从全局出发，照顾大局(“故有公心”)；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喜欢与同僚争长论短，也不会给自己争功取利[“有(又)能自端殹(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这里说良吏有四个标准：一是明习律令，能够妥善处理公务；二是品行端正，忠厚诚实；三是能够顾全大局，有集体意识；四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争功夺利、搬弄是非。
恶吏当然就是良吏的反面：不明习法、律、令，不了解其所要负责的公务[“不智(知)事”]，也不能廉洁自守，不会主动辅佐上司；苟且懒惰，遇事推脱，搬弄是非，寡廉鲜耻，轻率地口出恶言，指责他人[“緰(偷)随(惰)疾事，易口舌，不羞辱，轻恶言而易病人”]。没有顾全大局的心胸，总是发些奇谈怪论，经常指责某事处理不当，又喜欢给自己评功摆好[“毋(无)公端之心，而有冒柢(抵)之治，是以善斥(诉)事，喜争书”]。归功于己，推咎及人，或者吹胡子瞪眼睛，振膊扼腕，以势压人[“恙(佯)瞋目扼捾(腕)以视(示)力”]；或者巧言令色，慷慨激昂，以言辞屈人[“询疾言以视(示)治”]；或者强词夺理，诬陷欺凌；又或故作谦恭，温言哄骗，以表明自己言必有据[“誈丑言麃斫以视(示)险”]；或者目空一切，自高自大，显示自己有能力[“阬阆强肮(伉)以视(示)强”]，让上司以为他很有才能。
这份《语书》，很可能是南郡守腾的讲话记录(或抄件)。盖“语书”的本义，就是指记录下来的言语，简文已特别指明(一至八简，则是公示的文告，不当属于语书)。这段简文，口语的色彩也相当突出，特别是描述恶吏的种种行为，“瞋目扼捾(腕)”“訏询疾言”，很可能就来自口语表达。在罗列了恶吏的种种恶行之后，简文说:“故，如此者不可不为罚。”其中的“故”，很显然是口语表达时的总结之词。之后的几句话，非常简略，颇为难解:
发，书，移书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画之，其画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令、丞以为不直，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
大意是：检查有关吏的不良行为(“发”)，将之记录下来(“书”)，把记录送给相关的曹。如果相关的曹无法受理，则向府署报告；府再安排专门负责的曹审核检查，并将发现的过错、不当行为标识出来。对于问题较多的吏，由其所在的曹报告令、丞。令、丞若判断其行为“不直”，就通报全郡，并在其档案中注明其为“恶吏”。这段简文，其所以如此简略，盖因为乃记录稿，而相关吏员对其所省简的语汇皆能明了之故。
如果《语书》是南郡守腾关于吏的考评的讲话的话，那么喜墓所出的另一份文书《为吏之道》，就应当是用来训练官吏的教材。关于这种文书的性质、结构，有诸多的讨论，认识也各有不同。
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与《为吏之道》
喜墓所出的这部分简文，前四个部分(今整理本的前七段)，应当抄自一部首尾完整的著作，沿用旧有的命名方法，仍可称为《为吏之道》。第八段显然抄自另一部著作，根据其首句所云(“凡治事”)，姑且命名为《治事》(今整理本的第九段，则可称为《魏律》)。就内容而言，《为吏之道》是给普通官吏特别是中下级官吏学习用的，而《治事》所说，都是治国方略，是给高级官吏看的。但《治事》使用的却是当时较为通俗的韵文方式，或者是给当时的军功贵族学习用的。无论如何，《为吏之道》和《治事》，都是当时学做官吏的教材。
《为吏之道》与《治事》的思想内涵杂糅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强调官吏要正行修身，宽容忠信，君惠臣忠，父慈子孝，乃为政之本，与儒家的政治理念相同；而关于“操邦柄，慎度量”以及“邦之急，在体级”的说法，似乎又更倾向于法家。也许，在治国方略方面，法家的影响要大一些，而在基层治理方面，则似乎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
在上引岳麓书院藏秦简《狱状》“癸、琐相移谋购案”与“同、显盗杀人案”中，有关长吏评论办案得力的狱史触、彭沮、衷与洋，都说他们“清洁毋害，敦慤守事，心平端礼”，看上去，道德品行的评价还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触等人之所以得到推荐，却并非由于其品德高尚，主要是由于他们侦破了隐微难破的案子。喜明习律令，又在鄢县审理刑狱多年，却并未晋升为卒史，而只是被聘为郡府的属，除了没有侦破审理大案要案的机遇，或者更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吏罢。
诚然，喜只是秦始皇时代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吏。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