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取得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高考第一名好成绩的常学福，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威海、北京工作，又在上海创业，后来回到老家的村里开水果店。2017年前后，常学福扔掉手机，开始了自己的背包客生活。最近，常学福的“流浪”视频被发布到网络上，人们无不对他的言行举止和人生经历表示好奇和关注。

昔日名校高材生，如今街头“流浪汉”。这样的身份形象差异，冲击着很多人的既有认知，也是此类新闻引发热议的主要原因。很明显，公众对名校生的人生轨迹有着特定期待——无论是步入仕途身居高位，还是在商界纵横捭阖，大概都在这种期待范围之内。在大众眼里，在街头“流浪”，绝不是名校毕业后该有的样子。

上述对名校生的期待固然无可厚非。人们通过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获得更优质的竞争条件，就是为了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实现阶层的跃升，至少也是获得衣食无忧、家庭美满的生活。

但是，考上名校的“光环”，是否戴上之后必然永不黯淡？与名校学习经历绑定的，必然是后续人生中成功者的身份？却是不得不追问的问题，人生的选择多种多样，每个人的际遇也千差万别。名校教育的目标，也不是提供某种标准化定制的人生。

无论是当事人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还是短暂无奈为之的过渡方式，社会都无需对名校“流浪汉”过于敏感。每年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数以万计，其中出现个别生活方式特别的人，本属正常。除了教育经历，影响人生走向的因素还有很多，不必把当事人的生活状态与其短短几年的名校学习高度绑定在一起。

当然，教育的一大功能毕竟是社会阶层流动，对于一些人接受优质教育后，反而遭遇的“阶层跌落”现象，社会不应该完全无视。对于名校而言，其“校友共同体”也可以发挥必要的支持作用，这也是名校教育应当坚守的精神本位。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伍继红的遭遇，就是一个罕见而值得重视的案例。因毕业之后就业不顺利，不得不四处打工，最后与初中同学结婚生子。后来，伍继红又遭遇婚变，在辗转流落前夫家乡江西修水乡下后，再嫁他人。如今她带着多个子女一起生活，一家收入全靠丈夫打工种地和低保维持。

“一步不顺，步步不顺”，伍继红的经历被曝光之后，人大校友和校方很快给予了热心关注。通过校友捐赠和当地政府提供的危房改造补贴，伍继红一家住进了新盖的房子，当地政府还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对伍继红一家进行了帮扶。伍继红毕业院系的领导和当年的班主任还上门看望，鼓励她早日融入社会，自立自强。

一些人看到少数毕业以后生活有异常人的名校高材生，就大肆炒作“读书无用论”，恐怕只是一叶障目的以偏概全。其实，名校教育的精神特质，也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如果每个人都是西装革履、不苟言笑的“精英”，这样的教育谈何创新，又谈何驱动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们既要坚持培养有用人才为社会服务的眼光，也要允许“容差率”，包容不同价值的生活方式。

教育的目的不是功利的，但不能给人实际回馈的教育也是不正常的。从北大毕业生“养猪”到人大毕业生“流浪”，我们看到了名校生离开校园可能经历的百态人生，但也能从中揣摩到名校教育赋予的独特气质。很多看似生活不如意的名校毕业生，就像籍籍无名的“扫地僧”，一旦认准方向，也能“大器晚成”，令人刮目相看，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和爆发力。

哪怕是最糟糕的情况，就像伍继红一样被迫承受种种生活的不如意，也有昔日的同学、校友和老师拉你一把，帮助你走上人生正轨。就此而言，教育的光环不会也从来没有黯淡，努力让自己接受更好教育、融入更有包容度的“名校圈”，依然是这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选择。

编辑/孙政洁